李洱
文 | 付如初
來源 | 《經濟觀察報》
應物兄是誰
2018年底，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出版。這部長達84萬多字的小說，一出版就受到了文學界的高度關注。不只是因為李洱一寫寫了十三年，更因為從他的上兩個長篇《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之後，文學界一直對李洱的創作水準有期待。當然，出版之前《收穫》雜誌的選登預熱，第一時間獲得了讀者好評也是它備受關注的原因之一。
李洱來自中原，是60後，華東師範大學畢業，曾在高校任教。他很熟悉讀書人這個群體，很多小說以他們為主角，都算知識分子題材，尤其是中短篇小說，比如《導師死了》《午後的詩學》《暗啞的聲音》等等。
在他筆下，讀書人過日子，或者說，日常生活中的讀書人，跟別的群體有很多不同。他們總想追尋生活的意義，於是就會面對形而上和形而下、知與行、俗與雅的矛盾。於是這個群體就有了鮮明的性格特徵：一件日常小事，在他們那裡可能會有微言大義、九曲迴轉；但一件大事，或許他們又處理得簡單粗暴、直截了當。他們“文人相輕”、互不信任，但在名利攸關的當口，他們又可能突然急轉彎。某些時候他們聰明之極，直抵問題本質；某些時刻他們又不諳世事，冒著純真酸腐的傻氣。俗雅得當、大俗大雅，是“聖人”的境界，而大多數讀書人，遍讀聖賢書還是做不好一個普通人。書是他們瞭解世界的途徑，也是橫在他們和世界中間的障目之葉。
有意思的是，不僅人物是這樣的特徵，李洱的小說也是這樣的特徵。他的小說通常會有“三多”：細節多，知識點多，人物微妙心理多。而這些，全都靠掌控語言的多義性實現。李洱特別擅長“饒舌”，擅長在小說裡製造語言的“煙霧彈”，製造前後矛盾、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效果。此前他的長篇代表作《花腔》，以瞿秋白為人物原型，從獨特的角度寫了近現代歷史上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命運。就是靠著語言本身的歧義效果，李洱踮著腳尖蹚過了歷史的雷區和創作的雷區，充分展現了一個作家把握複雜歷史，把握敏感人物的智慧。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用華麗繁複的方式耍的歷史“花腔”，仍難有出其右者。
人文知識分子總是靠書本、靠表達謀生，離開了語言的喧譁和理解的歧義，他們就喪失了主體性。當然，語言也是一把雙刃劍，手下的筆，嘴裡的話，在特殊的年代曾經是他們被毀滅的由頭，也曾經成為他們相互纏鬥的利器和標記他們人格高下的尺度。即便現在，也有可能成為這個群體間矛盾的淵藪。如此說來，知識分子群體在小說中、歷史中，天然地充滿了戲劇性和命運感，難怪李洱一直在這個群體中開採自己的創作能源。
《應物兄》寫的還是這個群體的故事。不一樣的是，它立意更宏大，結構更龐雜，細節更密實，意味更豐富。它由表及裡，以小見大，通過一個大學成立儒學研究院的故事，裹挾了當今中國的各個階層，映照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的光怪現實。這還不算，它的觸角早已觸探到歷史深處，最後，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竟也露出崢嶸。一部小說有如此豐富的現實意味、歷史意味、文化意味和人性意味，在當代文壇已是很久都沒有過的情形了。
整部小說就像一張蜘蛛網，主人公應物兄像一隻灰色的蜘蛛，緩慢爬行，所到之處雖沒有情節上的大波大瀾，情緒上的大悲大喜，衝突上的大破大立，卻總是牽一髮動全身，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牽扯全局，埋伏隱患。他織得如此認真，每打一個結都如刺繡一般，慢、優雅、細密、結實，但最終，他所有的心頭翻滾都不過是杯水風波，一番風雅的設想也不過是幾種俗趣的匯聚，象牙塔中的建功立業原來也只是權、錢、欲攪動的一陣紅塵風雨。他命運的荒誕，就像名字從父母給的“應小五”，變成“右派”老師給的“應物”，又被出版商陰錯陽差寫成“應物兄”一樣，讓人啼笑皆非，難置一詞。
可以說，應物兄從一開始就是“綴網勞蛛”，逃不脫可悲的定局。可悲，卻不是悲劇，因為他並不是被毀滅的“價值”。他是一隻有名有利的中產階級“勞蛛”，一個職業化的、合宜的知識分子，學術是他的謀生手段；不找麻煩，不跨出認可的界限是他的行為準則；同時，為了讓自己暢銷，讓自己體面，他不與人爭論、不涉政治，為人處世力求“客觀”。他早已是沒有知識分子生命的人，是另一種技術官僚。他與世界、與自己、與價值，沒有不可調和的緊張感，因而，他的被毀滅沒有悲劇的審美意義。
應該說，李洱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才寫出了感傷，寫出了遺憾，寫出了剋制和隱忍，卻不碰血和淚。他不想讓筆下的知識分子變成批判社會的媒介，因為跟社會變化的巨大扭曲力相比，知識分子自我扭曲的力道也毫不遜色。他們對名節問題的不憂不懼，早已與常人無異。
置身其中而不可憐自己，是李洱作為一個作家的大高明、大智慧，或許也是他讀懂了孔子“聖人”之志的表現。置身如此紛繁複雜的現實之下，中國作家倘若沒有一點陽儒內道的精神，倘若不能把握又入世又逍遙的分寸，或許是無法拿起筆的。
《應物兄》
李洱/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12月
除了話語權，他什麼都沒有失去
在堅守價值的時代，知識分子是有悲劇感的。大多數情況下，往往是因為堅守讓他們“窮酸”。如今，市場經濟了，文化被重視了，文人有地位了，應物兄也變成受電視和出版商追捧的“學術明星”了。他面對的問題就再也不是是否安貧樂道的問題，而是名利場中道將焉附的問題。事實證明，這個挑戰更大。
小說中，校長葛道宏責成應物兄主抓儒學研究院成立的工作，表面看，他是青年才俊、社會名人、學術帶頭人，他對研究院的總體架構、人事構成、研究方向等等，都有發言權。而且，他的岳父是自己的導師、德高望重的教授，同學是現任副省長，得意門生是省長秘書，學生中也不乏富二代、官二代。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要做成這件事，他是不二人選，而且從一開始啟動，就幾乎是萬事俱備，只欠海外儒學大師程濟世回國這股東風。然而，就是這“等風來”的過程，攪動了所有的塵與土、灰與霾。
這塵與土、灰與霾，牽扯著濟州大學的三代知識分子、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四代知識分子，乃至一直可以牽扯出身處儒學源頭的孔子及孔門弟子。這牽扯的背後，是自有儒學以來，“士”這個階層非官非商，又不拒官不遠商的特質，是他們“上不列於貴族，下不儕於平民”（錢穆語）的懸在社會半空中的宿命，是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訓誡與社會轉型相遇時候，遇到的種種“原罪”般的問題。
書中寫，濟州大學最老的一輩教授，最早的四大博導：研究柏拉圖的女博導何為（芸娘），經濟系研究亞當·斯密的張子房，應物兄的岳父、導師喬木，西南聯大聞一多的學生、考古學教授姚鼐。除了人文學科的，這一輩人中還有物理學教授雙林。他們曾一起去幹校，後來一起參與新中國各個學科的草創。應物兄這一代，包括敬修己、文德斯、喬珊珊等，他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後來又趕上了出國潮，大多學歷很高，還有“出口轉內銷”的經歷。第三代就是應物兄的學生一代，他們是完全市場經濟的一代，乖巧的實用主義是他們的行為特徵，“精緻的利己主義”（錢理群語）是他們的另一個形容詞。
除了這三代，書中還特意由1983年姚鼐的一節課寫到了聞一多。這一節對聞一多學術成就和政治影響的關注和評價，非常精彩；對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角色的議論，更是妙筆生花。聞一多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學者，最後作為“民主鬥士”犧牲，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了象徵意義和典型價值的知識分子。書中借姚鼐之口稱他為“不發牢騷的屈原”，進而以“屈平沉湘不足慕，復生引頸誠為輸”，勸解那時候對社會抱著過高理想化期待的青年學生，引發了一番爭論。
對西南聯大的一代，李洱不無傷感地說“一代人正在撤離現場”；對自己置身其中的八十年代這一代，他無比感慨地說：“求知曾是一個時代的風尚”，如今風尚變了；而對市場經濟的這一代，他似乎無話可說。李洱只是不停地講述細節，講他們的鑽營，講他們的妥協，講他們自覺不自覺地與錢、權、色勾肩搭背、稱兄道弟。
《應物兄》用無數細節，講述知識分子職業化、中產化之後，在權錢圍剿下的坍塌甚至比意識形態的撥弄、比理想情懷的愚弄、比身處社會底層的困窘更慘烈、更致命。表面看，他們已是話語權在握，風光無限，但其實，所有的話語都只能轉化成生產力，乃至GDP。這種轉化反過來迷惑他們，讓他們以為自己成了學術的主體，“道”的主體，依舊承載著感時憂世的社會功能。其實，他們早已工具化了，成了知識的販賣機，社會庸俗化的助推器。
英國學者弗蘭克·富里迪在一本叫《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的書裡認為，定義知識分子的，不是他做什麼工作，而是他的行為方式，他怎麼看待自己，以及他維護什麼樣的價值。由此，弗蘭克對英國大學在學術官僚主導下的“去精英化”、職業化趨勢痛心疾首，因為這樣的主導，產生了真理和知識的普遍相對主義，加速了社會弱智化的進程。在這樣的基礎上，很多學者的職業化權威並不能拯救他們社會影響力日漸弱小的頹勢，更不能避免讓他們成為只關心物質和日常俗物的“庸人”。而且，更令人沮喪的，知識分子角色的貶值、媚俗、妥協甚至幫閒是結構性的、群體性的、趨勢性的，難以改變。
世界從來都是在更大的力量主宰下自行其是，知識分子只是以為自己有發言權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應物兄》雖然沒有寫出個體的悲劇感，卻寫出了一個群體，一種身份的大悲劇。應物兄的樣子時常會讓人想起《圍城》中的方鴻漸，讓人想起趙辛楣對方鴻漸的評價：“你不討厭，可是全無用處。”
電視劇《圍城》劇照
“無用之用”，本來就是知識分子的主體特徵之一，尤其是儒家知識分子，不然也不會有“孔子是一隻喪家狗”的說法。在一個相對健全的社會，或者說，曾經在孔子的時代，這種“無用之用”很有價值，甚至能夠起到匡正時弊、矯正偏頗、影響社會價值取向的作用。如今，外因和內因都變了，這個群體的“無用之用”，或許就只能在文學中了。
文學頭上懸著什麼
如今的時代，顯然不屬於文學，甚至文學的聲望極低，聲稱不讀文學、不讀小說的人越來越理直氣壯了。其實，這聲音不新鮮，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王蒙就已經提出“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的問題了，如今，連這樣的問題也不成其問題了。
追尋文學衰落的原因，或許是徒勞的，也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作為從業者，我們更多感受到的是文學衰落的結果。結果之一，就是小說失去了標準。一部有價值的小說很可能也無人注意，因為它得到的評價和讚美也可能像其他無聊之作一樣。評價標準的混亂已經讓讀者對評論家、出版商那種靠形容詞升級進行評價的方式極度不信任了。甚至有更極端的聲音認為，不只是失去標準的問題，是小說的整個生態都壞掉了。
就在這時候，《應物兄》出版了，而且其與眾不同的價值迅速被識別出來。它的特質，它在把握現實的時候顯示的超越“問題小說”和“人性文件”的智力和創造力，讓習慣於讀經典文學的專業讀者都興奮不已。
卡爾維諾判斷一部作品是否是經典的唯一準則，是能不能禁得住重讀；奧威爾認為，當代小說最值得操心的標準，是能不能流傳後世。從可堪重讀和流傳潛力來說，《應物兄》或許具備經典化的潛質。它的龐大、豐富、複雜，它以儒學為綱，以知識分子角色轉變為目，所呈現的社會轉型期的生態，可能會變成特定社會階段的文學標本。同時，它在美學上“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嘗試，以細節和知識為文本擴容的努力，都足以給它更多的空間和可能。多年之後，《應物兄》或許可以為這個階段的小說，或者文學，挽回一些聲望。不僅因為它的主題，還因為它的質量。
奧威爾在評價狄更斯的時候說，狄更斯用細節疊加細節的方式，為小說增添寓意，似乎做到了對誰都攻擊，而又不得罪誰。因為他“不是一個偷偷活動的靈魂拯救者”，不是以為修改一些規則、廢除一些現象，世界就會完美的“好心的白痴”。也因為他的目標不是社會，而是人性。對人性，文學是沒有建設性目標的。狄更斯創造了一種“狄更斯式的繁瑣”，打破了懸在文學頭上的各種理論和力量，靠獨具一格的個性流傳了下來。
《應物兄》有李洱式的繁瑣，也有《紅樓夢》式的瑣碎，還有《儒林外史》式的多視角疊加。它遍佈機鋒，“婉而多諷”；也遍佈知識，曲而多義。《論語》等儒家典籍自不必說，道家學說、《易經》、柏拉圖、胡塞爾、海德格爾、加繆等等，書中也是信手拈來，不懼讀者耐心和知識構成。
更有意思的是，書中寫了很多動物，還無法剋制地寫了很多有關動物的知識。狗、馬、驢、鳥、蛐蛐等等，其詳盡程度堪稱小型的百科辭典。這情形就像各種次要人物都有名有姓，李洱幾乎是不厭其煩地讓他們走馬燈似地認真登場。讀者一邊被挑戰，一邊與他心照不宣：所有這些都是有所指的，有對應的，所有這一切都是李洱式的虛實相應。
李洱不迴避小說跟現實的對位關係，甚至有意為之。應物兄的代表作叫《孔子是條‘喪家狗’》，很容易讓人想到北大學者李零的暢銷書《喪家狗》。李零對孔子及其155個門徒（包括他兒子孔鯉）的細緻梳理，對《論語》的當代化解讀，顯然給了李洱不小的啟發。小說中的人物，甚至可以從孔子的門徒中找到性格上的對應關係。比如出資人黃興，直接就被叫為子貢等等。同時，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發生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現象，比如李澤厚的大學演講等等，都直接入小說。李洱故意讓文化傳統、多元現實、複雜人性、敏感區域，甚至讀者的知識儲備，這些永遠懸在文學上空的力量直接出現，故意讓它們一起把人物和故事壓成碎片，但同時，他有能力讓它們一起成就無所不包，又隨處開放的小說。這是他的文學自信，也是他的美學頑強。
說起來，小說的對應物和開放性是特別有意思的話題。其中一個例子是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在和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對話的時候，提到地下出版或許會幫助極權環境下的作家尋找到更有覺悟、更有思想、更有感受力的高質量的讀者，在這種意義上，壓制力量恰恰成就了作家的寫作價值；而在美國的自由社會，表達的無限制讓他感受到的也是接受的不嚴肅，娛樂化、庸俗化的致命衝擊，讓他很難找到精神動力。
另一個例子是齊邦媛在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裡提到的一次布拉格筆會。一個來自蘇聯解體後，使用極小語言的國家的作家說：解體之前，我們用俄語寫作，讀者很多；如今，我們自由了，用母語寫作，卻連出版都很困難，“我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
正像沒有七十二門徒，就無法成就孔子一樣，通過不加掩飾的對位，《應物兄》巧妙借重的就是中國社會的現實，借重的是儒學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含義，當然，它更巧妙地借重在於，以儒學為文化心理結構和集體無意識的中國讀者——其中的專業讀者對它的閱讀和闡釋或許將是無止境的。
錢穆先生在《孔子傳》中如此形容孔子在齊魯施教時候的景象：
“當時孔子門牆之內，亦如山之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水之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所謂如天地之化育。”
《應物兄》中的景象恰似這一番描述。在這樣的天地之中，講述人的是非得失，出入進退。而孔子所說的：“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也是李洱的一聲嘆息，所以，他才會讓所有的人物，生的時候，無比繁複，死的時候，乾脆利落；所以，他才會讓醜陋的和美好的，值得重視的和不值得重視的，值得感動的和不值得感動的，並列而行。
建儒學院就像滾雪球，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來推一把，最後，連拆遷和城市改造都被納入規劃範疇了，那它還建得成嗎？程濟世先生念念不忘的叫“濟哥”的蛐蛐真的滅絕了嗎？以生物學者的瘋魔為代價雜交出來的蛐蛐真的是“濟哥”嗎？即便找到了原址，程家老宅真的能夠復原重建嗎？沒有濟哥和老宅，他還會回來嗎？應物兄對美好女子陸空谷的情感落空了，他會跟喬姍姍複合嗎？突然，一切還沒結果的時候，應物兄被一輛車掀翻在地，小說結束了……
至此我們才會發現，懸在文學上空的重要力量，還有語言。是李洱式的語言，讓我們看到了眼前的世界。有意思的是，他喋喋不休，我們卻不打算沉默以對。或許，這就是好小說的魅力，它讓人有話要說，因為它與我們有關。
《應物兄》果然是“我們的應物兄”。
點擊上圖查看：我想，我盡了力 | 李洱
《應物兄》是李洱最新長篇小說，獲2018《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第一名，《當代》雜誌2018年度最佳長篇小說。
一部《應物兄》，李洱整整寫了十三年。 李洱借鑑經史子集的敘述方式，記敘了形形色色的當代人，尤其是知識者的言談和舉止。所有人，我們的父兄和姐妹，他們的命運都圍繞著主人公應物兄的生活而呈現。應物兄身上也由此積聚了那麼多的灰塵和光芒，那麼多的失敗和希望。
本書各篇章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為標題，爾後或敘或議、或贊或諷，或歌或哭，從容自若地展開。各篇章之間又互相勾連，不斷被重新組合，產生出更加多樣化的形式與意義。它植根於傳統，實現的卻是新的詩學建構。 《應物兄》的出現，標誌著一代作家知識主體與技術手段的超越。李洱啟動了對歷史和知識的合理想象，並將之妥帖地落實到每個敘事環節。於是那麼多的人物、知識、言談、細節，都化為一個紛紜變幻的時代的形象，令人難以忘懷。小說最終構成了一幅浩瀚的時代星圖，日月之行出於其中，星漢燦爛出於其裡。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本書中發現自己。 新的觀察世界的方式，新的文學建構方式，新的文學道德，由此誕生。
對於漢語長篇小說藝術而言，《應物兄》已經悄然挪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地圖的座標。
《應物兄》現已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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