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3年（崇禎十六年）十月，督師孫傳庭戰死潼關，大明朝最後一支精銳“秦兵”被李自成消滅，農民軍勢如破竹，兵鋒直指北京。
同年十一月，清兵分道入侵關內，連破薊州、臨清和兗州，山海關外僅剩寧遠一座孤城由吳三桂苦苦支撐，其餘城鎮全部被清軍佔領。
在此危急關頭，兵科給事中曾應麟上疏崇禎皇帝，提出海上攻心戰術：
1. 計劃調集長江和東南水師
2. 加上朝廷再造戰船三千艘，精練海軍六萬
3. 由山東登州渡海至朝鮮登陸
4. 大軍從朝鮮境內直插清朝腹心盛京（瀋陽），清軍必定回師救援。
5. 號召天下兵馬勤王，前後夾擊，大敗清軍，挽救危在旦夕的大明朝。
崇禎皇帝對此計劃大為嘉許，下旨令內閣和各部奏議。
海上攻心計劃要順利實施，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幾點：
1. 明朝水師力量足夠強大能夠擊敗清軍。
2. 朝鮮同意明軍登陸，借道進攻清朝。
3. 明朝中央政府能夠調動南方水師和勤王兵馬。
以上三條缺一不可。
公元1363年，朱元璋擊敗陳友諒，取得鄱陽湖水戰的勝利，旗下水師主要由巢湖水師和元朝水軍投降而來，是明朝水師的前身。
洪武初年，明朝在首都南京城新江口設立水師營，造船四百艘，所轄沿江諸郡，上自九江、廣濟，下抵蘇州、泰州，中包安慶、太平。
洪武三年（1370年），“倭夷寇山東，轉掠溫、臺、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縣。”
明朝為了解決倭寇的侵擾，置水軍等二十四衛，每衛船五十艘，軍士三百五十人繕理，明朝水師正式成立。
洪武十七年（1384年），降明大將軍方國珍的侄子方鳴謙提出：
“倭海上來，則海上御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兵，水具戰艦，錯置其間，倭寇不得入，入亦不得登岸，則可制矣。”
建議獲得朱元璋的肯定，成為明初海防建設的基本思路。
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興前往福建御倭，建立陸上衛所制度和海上水寨體系。
衛所制度是在重要的城鎮設立衛，在小道和孤立的關隘設立千戶所和百戶所。
統領5000人者為指揮使
領1000人者為千戶
領100人者為百戶
領50人者為總旗
領10人者為小旗
每衛下轄5個千戶所，共5600人，
每千戶下轄10個百戶所，共1120人，
每百戶下轄總旗2人、小旗10人、士兵100人，共112人。
水寨體系分為五寨：
烽火門水寨
小埕水寨
南日水寨
浯嶼水寨
銅山水寨
水寨是設立在島嶼上的防禦據點，多在江河出海口或海上航道交匯之處附近的島嶼上。
以水寨為中心，周圍約500裡範圍是其管轄的領地，稱為信地。水寨是明代海防的第一條防線，寨中有眾多房屋，供士兵居住，還可以供船隻停靠補給。
烽火門水寨共有官兵1000餘人，戰船45艘。
其中福船2艘，每艘船員56人
哨船1艘，船員36人
東船20艘，每艘船員34人
鳥船2艘，每艘船員18人
唬船20艘，每艘船員20人
衛所和水寨都是隸屬於中央的軍事機構，地方州縣並沒有調遣之權，為了增強地方政府的海防能力。
洪武二十六年（1390年），明朝建立了供地方政府調遣的民兵系統，由巡檢司來統轄：
“濱海衛所每百戶置船二艘，巡邏海上盜賊，巡檢司亦如之。”
洪武末年，明朝基本建立起了沿廣東到遼東，由衛所、水寨和巡檢司構成的海防體系。
明朝水師從建立到發展壯大的每一步都經歷了戰爭的洗禮。
生擒陳祖義
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在馬六甲海峽遭遇盤踞在舊港一帶的海盜陳祖義，鄭和率領船隊大敗陳祖義，殺賊黨五千餘人，燒賊船十艘，一舉剿滅了舊港海盜集團。
此戰對南洋藩國影響深刻，諸夷聞之震懾，真天威也。
明朝在近海和遠海的軍事行動保障了朝貢貿易能夠順利進行。
“及臨外邦，藩王之不恭者，生擒之；
蠻寇之侵略者，剿滅之。”
屯門海戰
正德十六年（1521年），廣東海道副使汪鋐率領明朝水師擊退盤踞在屯門地區的葡萄牙殖民者，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抗西方殖民者的海戰。
西草灣海戰
嘉靖元年（1522年），明軍在廣東新會西草灣再次擊敗葡萄牙海軍，並繳獲兩艘葡萄牙戰艦。
露梁海戰
萬曆二十七年（1598年），明朝與朝鮮聯軍在露梁海峽擊敗日本豐臣秀吉的軍隊，這是萬曆抗倭援朝最後一場大決戰，以明朝水師的勝利告終。
料羅灣海戰
崇禎六年（1633年），鄭芝龍率領的明朝水師在福建金門料羅灣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水軍展開激戰，明朝水師以絕對優勢擊敗了荷蘭艦隊。
明朝水師從艦隊規模、武器裝備和對周邊國家的威懾力都達到了中國歷史的巔峰，是當時全世界最強大的海上力量。
到崇禎末年，明朝水師雖逐漸勢微，但長江水師和東南水師加起來仍有十幾萬人，戰艦上千艘。
如果在朝鮮登陸，擁有近300年豐富作戰經驗的明朝水師擊敗沒有海上力量的清軍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
公元1392年，高麗大將李成桂發動政變，推翻了高麗王朝，建立李朝。明太祖朱元璋賜予李朝國號“朝鮮”，兩國建立宗藩關係，朝鮮王朝的歷史由此展開。
公元1418年，明成祖朱棣遣使赴朝，正式冊封朝鮮國王。朝鮮王朝對明朝採取“事大”的尊奉政策，此時明朝已經遷都至北京，距離朝鮮更近，兩國的關係更加緊密。
公元1592年（萬曆二十年），完成統一日本不久的豐臣秀吉直接給朝鮮國王寫信，讓朝鮮借道，他要帶軍攻打明朝。
豐臣秀吉提出以朝鮮為跳板，假道入明，侵略大陸，構建以貿易重鎮—寧波為中心的大東亞帝國。
豐臣秀吉在信中說道：
“自壯歲領國家，不歷十年，而不遺彈丸之地，域中悉統一也，遙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也欲徵大明國，蓋非吾所為，天所授也。”
信中向朝鮮國王說明了出兵具體日期和計劃，主要分三步走：
1. 佔領朝鮮
2. 攻佔明朝
3. 以明朝為中心，向南洋群島擴張
建立大東亞帝國。
這封給朝鮮國王的信透露出豐臣秀吉軍事野心膨脹，態度及其狂妄。
同年四月十三日，豐臣秀吉發動二十萬大軍出征朝鮮，從釜山登陸，兵分三路向京城進發，一路勢不可擋，朝鮮軍隊望風而降。
朝鮮國王被迫逃出京城，同時寫信請明朝出兵救援。
萬曆皇帝收到來信，立即下旨兵部：
“朝鮮危急，請益援兵，你部看議來說，若王來，可擇一善地居之。”
毫不猶豫地做出了抗倭援朝，接納朝鮮國王避難的決定。
從1592年日本出兵侵略朝鮮，到1598年豐臣秀吉病死，日軍撤退，戰爭結束。前後七年，中國和朝鮮喪師數十萬，花費軍餉數百萬，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
1598年（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萬曆皇帝破例來到午門城樓，迎接徵倭總兵麻貴班師回朝，並向全國頒發詔書：
“屬者東夷小丑平秀吉（豐臣秀吉）猥以下隸，敢發難端，（朝鮮）君臣逋亡，人民離散，馳章告急，請兵往援。
朕念朝鮮稱臣世順，適遭困厄，豈宜坐觀！若使弱者不扶，誰其懷德，強者逃罰，誰其畏威！況東方乃肩背之藩，則此賊亦門庭之寇，遏阻定亂，在予一人。
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
--談遷《國榷》卷78朝鮮從國王到臣民，都認為明朝抗倭援朝是“再造之恩”，對明朝心存感激。朝鮮的肅宗國王說過：“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於東征”，認為如果不是出兵朝鮮而導致國力損耗，明朝不會那麼快滅亡。
甚至在明朝滅亡多年以後，清朝統一了全國，朝鮮成為清朝藩屬國，但在大部分朝鮮主流文獻中仍然使用崇禎年號，出現過“崇禎兩百多年”的記載，顯了朝鮮民間對明朝的懷念。
因此，在1643年大明朝京師告急之時，儘管朝鮮迫於軍事壓力，已經成為清朝的藩屬國，但朝鮮君臣上下都想報答五十年前的“再造之恩”，必定會同意明朝海上登陸計劃，甚至可能組織民兵配合明朝的軍事行動。
目前已經滿足了兩個條件：
1. 明朝擁有強大的海上力量，能夠擊敗清軍；
2. 朝鮮必定會同意海上攻心計劃，配合明軍進攻清朝腹地。
還剩最後一條
明朝中央政府能否調動水師和勤王兵馬
實施海上攻心計劃？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六日，崇禎皇帝發勤王詔書：
命薊遼總督王永吉，寧遠總兵吳三桂，薊鎮總兵唐通和山東總兵劉澤清率部勤王。
吳三桂遠在寧遠，又向皇帝索要大量軍餉作為安置費用，鞭長莫及。
山東總兵劉澤清拒不奉詔，竟然縱容士兵大肆搶掠後率軍南逃。
只有唐通帶領8000士兵進京勤王，崇禎皇帝非常高興，特撥軍餉賞賜唐通。但崇禎皇帝生性多疑，為了加強對這支軍隊的控制，指派心腹太監充任監軍。
這一下激怒了唐通，他藉口：
“寡於賊，不敵，戰此平地，尤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
不顧崇禎皇帝的挽留，離開了北京。
勤王詔書成為一紙空文，大明朝沒有一支軍隊奉詔入京。
崇禎末年，明朝水師主要由東南水師和後期的江北四鎮組成。
東南水師以鄭芝龍為首領，坐擁軍隊40萬，戰艦數千艘，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力量。鄭芝龍海盜出身，為人精明強悍，一手建立起這個龐大的海上帝國，每年都有鉅額的海上貿易收入，儼然一個獨立王國，又遠離京城，基本不會聽從明朝的命令。
鄭成功說過：
要做一個縱橫而所之的鳳凰，
不願成為檻阱之中的虎豹，
只願遙奉，不能受制於人。
明朝根本無法調動鄭氏家族的東南水師。
江北四鎮是淮安、揚州、廬州和泗州，主要將領為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和劉澤清。
江北四鎮跋扈自雄，氣焰囂張，世鎮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已經尾大不掉，自行其是，不聽朝廷號令。
勤王詔書成一紙空文，南方水師又不聽調遣
海上攻心計劃如何實施？
還有最後一個辦法：
朝廷自造戰船，組建水師出征
造船是工部的職責，作戰歸兵部管。
1642年10月，工部侍郎陳必謙復奏：
“按老規矩，和作戰有關的工程，由兵、工二部分任，請兵部分造戰船一千五百艘。”
造船的工料成本約600萬兩白銀，工部和兵部根本無法承擔這筆費用。
1642年11月，工部上奏：
“戰船經費，雖已有整體計劃，但如今京師戒嚴，九門緊閉，工匠絕跡，無從興工。
原有都水司主事奉派到淮安船廠打造漕船，彼處物料現成，工匠眾多，不如就令帶造戰船，庶不誤東征大事。”
工部將這個棘手的任務推給了淮安船廠。
1642年12月，淮安船廠沒有拿到一分錢，要造3000艘戰船，自然辦不了，上書朝廷：
“造船攻心，事關國家大計，當然擁護。不過本廠所造是河內運糧之船，並非破浪出海之船。運船、海船、構造不同，形式不同，材料不同，索纜器物不同，操駕水手不同，建造的工匠也不同。如隨便敷衍承造，一旦誤事，負不起責任。
要造海船，需到福建、廣東去造，材料和工匠都合適，不如特敕閩廣撫臣勒限完工，就於彼處招募水手，由海道乘風北上，直抵旅順口上岸，奮武以震刷皇威，快睹中興盛事。此係因地因材，事有必然，並非推諉。”
到了1643年2月，內閣票擬，奉旨：
“下部移諮福廣，敕限造船，
以紓京畿倒懸之急。”
造船的任務落到了福建和廣東兩省督撫頭上。
1643年5月，清軍撤回關外，京城解除戒嚴。
1643年9月，兩廣總督沈狄龍和福建巡撫張肯堂聯名上奏：
第一段稱頌閣臣的妙算，聖主的神威。
第二段說已經召集工匠，預備木料，擁護攻心之計，成陛下中興盛業。
第三段筆鋒一轉，說如今清軍已撤，北方安定，而兩廣和福建民窮財盡，與其勞民傷財，造船而不用，不如暫時停工。
1643年10月，內閣票擬，奉旨下部：“是！”
前後折騰了一年的海上攻心計劃就這樣戲劇般地擱淺了。
崇禎末年，大明朝仍然擁有全亞洲最強大的海軍，同時朝鮮又願意全力配合登陸計劃。
只是中央朝廷已經無法調動地方軍隊，自建水師又無錢無人，海上攻心計劃必然難以實施。
皇帝與大臣離心離德，地方勢力割據，大明朝表面上仍然統一，實際上已經分崩離析。
歷史上有很多時代，軍權、政權、財權等一切大權，始終握於中央政府之手，各級地方政府唯唯聽命，中央之於地方，由軀幹之於手足，令出必行。地方之於中央，猶眾星之拱北辰。
歷史上還有很多時代，中央朝廷大權旁落，地方政府自成單位，更有甚者操縱中樞，尾大不掉，中樞政令只及於及直屬地區，枝強幹弱，失去平衡。
前者是政治向心力大於離心力
後者是政治離心力大於向心力
王朝建立初期，基本屬於政治向心力時代，
王朝的中後期，往往是政治離心力時代。
漢代初年有文景之治屬於向心力時代，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至三國，是離心力時代
唐朝初年貞觀之治屬於向心力時代
安史之亂把唐朝的國運攔腰斬斷，從此中央衰弱，藩鎮割據，進入離心力時代。
明朝前期洪武之治、永樂之治屬於向心力時代
明朝中後期，北方有蒙古，東北有滿洲，沿海有倭寇，還有全國各地的農民戰爭。
明朝農民戰爭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分佈之廣，都達到了中國歷史之最，屬於離心力時代。
清朝初期康乾盛世屬於向心力時代。
清朝後期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太平天國，東南互保，北洋軍閥割據，進入離心力時代。
中國兩千年封建政治，歷朝皇帝都生怕天下江山坐得不穩，或是依賴皇族外戚，或是重用心腹權臣，或是信任內朝宦官。
開國一兩代皇帝尚能勵精圖治，均衡各方關係，形成政治向心力。
而後期幼主臨國，難以控制各股勢力，外戚或地方軍閥尾大不掉，必然進入離心力時代。
無論向心力還是離心力，若以獨夫之心，操縱數萬萬人之事，都將逃不出歷史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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