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陪同毛主席出席觀禮儀式的六百餘人中，就有被國民黨視為 “中興功臣” 的傅作義。
後來毛主席在與傅作義一起遊天壇時說，“你是北京的大功臣，應該獎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
傅作義戎裝照
傅作義，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出生於山西省運城市榮河縣安昌村。其父在黃河邊靠擺渡掙運輸費，逢水淺時，靠背客登岸，掙些腳力錢，維持生計。傅作義在家境並不富裕的情況下勤奮學習，在當地小學堂讀書，後去太原上陸軍小學，為響應武昌起義參加了太原反清起義，任學生軍排長。民國成立後被保送至北京清河陸軍中學，後升入保定陸軍軍官軍校。畢業後逐級升職，成為獲陸軍二級上將軍銜的名將。在北伐中他因堅守涿州而名震中外。在抗戰初期百靈廟戰役旗開得勝，中共中央電賀稱其為“中國人民抗日的先聲”。五原大捷收復失地，威震敵膽，戰功卓著，獲“青天白日勳章”。1949年傅作義率部起義，北平和平解放，並促成綏遠和平解放。毛澤東高度評價傅作義：“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勞很大，人民永遠不會忘掉你。”周恩來稱讚傅作義“為人民立了大功”。1949年1月，傅作義將軍起義參加革命後曾任綏遠省軍政委員會主席。新中國建立後，傅作義首任水利部長，到逝世前一年懇辭批准，一直工作了23年。
“我已過了38歲，為抗日死而無怨”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9月28日，傅作義與宋哲元等50餘名北方將領聯名通電，“呼籲全國各方團結一致，同舟共濟，群策群力，共同奮鬥”。
抗戰期間的傅作義
1933年1月3日，日軍侵佔山海關，揭開長城抗戰的序幕。1月5日，傅作義分電閻錫山、張學良、蔣介石請纓抗日。15日，以綏遠省主席名義發表《告全省民眾書》，號召全省同胞“奮起救國禦侮”。25日，奉命率部由綏遠出師東進，開赴抗日前線。2月上旬，傅部在張家口編組為第7軍團，傅作義任總指揮，35軍的番號暫改為59軍。5月22日，以第8師團西義一部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向傅部陣地進攻。傅作義親臨指揮，全體官兵抱定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犧牲精神，英勇抵抗。然而，正當傅軍痛擊頑敵，英勇苦戰時，23日晚黃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戰條件。何應欽隨即令傅部停止戰鬥，撤出陣地。傅作義接到停戰撤退命令，無比憤慨，質問說：“怎麼抗日還有罪？”堅持“只有日方先撤，我們才能撤，否則我們決不後撤。”經交涉雙方同時後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長城抗戰的最後一戰，就這樣宣告結束。該戰役擊斃日軍246名，中國官兵陣亡367人，傷484人。傅作義對陣亡官兵極感悲痛，後來特地派人將殉國官兵的遺骸護運回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紀念碑，並將烈士名字刻於碑上，以寄哀念。
傅作義
1936年4月，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徵四郎公然竄到歸綏，活動傅作義主持華北親日政權。面對日軍在綏遠的侵略、誘降活動和德王分裂祖國、叛國投敵的行徑，傅作義怒不可遏。是年10月，傅到洛陽見蔣介石，堅決要求反擊日軍和蒙奸，以伸張民族正義。蔣介石要傅以忍讓為主，非不得已時，不可輕易對日作戰。當得知德王在日軍指揮下，準備分三路大舉進犯綏遠的消息後，傅認為到了“不得已時”，11月8日晚秘密召開營以上軍官會議，進行軍事部署。會上，傅對大家說：“日寇佔我察北，又犯我綏東、綏遠，是我全軍將士的恥辱。愛國軍人守土有責，我們一定要打！”“嶽武穆38歲壯烈殉國，我已過了38歲，為抗日死而無怨。”
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和晉綏軍騎兵司令趙承綬在歸綏
11月15日清晨6時許，日本駐蒙古軍政府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指揮5000餘兵力，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三路向紅格爾圖發起猛攻。傅作義親臨集寧前線指揮，命令部隊星夜奔襲，出敵不意，抄襲敵後。日偽軍猝不及防，至18日上午7時許，全線潰退。紅格爾圖戰鬥以我全勝告捷。此役挫敗了日軍西侵綏遠的陰謀，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寫下綏遠抗戰的光輝一頁。
1936年10月25日，毛澤東致傅作義的信。
傅作義在抗戰時響亮地喊出“寧作戰死鬼，不作亡國奴”，對日作戰連戰連捷，使日軍長期不敢西犯。蔣介石特設“青天白日勳章”，第一枚給了自己，第二枚就授予了傅作義。
1948年末，蔣介石與傅作義於北平合影。
“化干戈為玉帛” 和平解放北平
1948年11月，中共早期黨員、曾任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前身）中央常委、組織委員會書記的彭澤湘，受民革主席李濟深，北平首任市長何其鞏、餘心清委託，專程從香港再赴北平，對傅作義展開工作，希望爭取傅起義，和平交出北平政權。
1948年11月29日，華北野戰軍楊成武兵團迅速包圍張家口。傅作義為保住西撤的通道，令35軍三個師增援張家口。12月上旬，傅發覺東北野戰軍入關，急調天津附近的八個師到北平附近佈防。令35軍從張家口突圍回防北平。35軍突圍後，即被華北野戰軍包圍在新保安。至此，傅部西撤道路被完全切斷。
1948年11月，傅作義在北平。
彭澤湘抓緊將中共中央贊成和談的信息迅速轉告傅作義，並進一步通過傅的長女、地下共產黨員傅冬菊等做傅的工作，隨時注意和關心他的思想變化；同時發動進步人士開展了和平解放北平運動。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載之攜電臺赴解放區與中共有關方面談判。
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爭取和各方面的推動下，傅作義終於下定決心，準備邁出和平起義的關鍵一步。
解放軍接防部隊到達朝陽門，傅作義部列隊迎接。
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將軍簽署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協議書》。以簽訂“和平協議”的方式使傅作義將軍統率的大軍，兵不血刃，實現了“化干戈為玉帛”，創造了毛澤東稱讚的“北平方式”，為後來解放湖南、新疆、雲南等地提供了範例。北平的和平解放不僅在中國有重要而積極的影響，而且有重大的國際影響，它使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同時對中國共產黨本身有了新瞭解和新認識。”和平協議書的簽署，讓傅作義統率的國民黨“華北剿總”大軍，兵不血刃，實現和平改編，千年古都和數百萬百姓免於戰火之災。
1949年初，中共軍隊和平進入北平。
“對水利這一行，他是鑽進去了”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後，徵求傅作義本人意願，安排他出任新中國第一任水利部長。這一做，就是23年。
1949年2月，閻又文（右一）隨傅作義（右三）去西柏坡，受到周恩來（左三）的接見
擔任水利部長期間，他踏遍了全國的山山水水，從天山腳下到莎經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水利電力工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在發生嚴重水災時，傅作義親赴抗洪搶險第一線，對新中國的水利電力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毛澤東曾嘉獎他說：“對水利這一行，他是鑽進去了。”三年困難時期，陶鑄遵照中央領導指示，邀請傅作義部長及全家到廣州休養。傅表示，如果只是為了休養，他不想去，讓他去那裡做些工作，看看水利，他可以去。到廣州後，他先後視察了花縣，新豐江水電站和新會、佛山、高要、中山等縣市若干水庫工程、排灌站、小水電站和其他農田水利工程。他每到一個水庫，照例是先服了硝酸甘油藥片（用於緩解心絞痛、降低血壓的藥物），然後自行登上壩頂……
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部長期間冒雨視察淮河工程時與民工談話
“七億同胞熱烈歡迎親人歸來”
傅作義是著名的抗日將領，他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十分關心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盼望臺灣省早日迴歸祖國的懷抱。他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0年6月下旬，傅作義為制定修建三門峽水庫的計劃，查勘黃河中游，途中得悉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十分氣憤，他在對國際形勢作了分析後，致電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表示對美帝國主義的侵朝不能置之不理，要積極地對朝鮮進行支援。回到北京，他又上書毛主席，詳細陳述美帝侵朝之暗算是扼殺新中國，我們不能坐視觀望，必須予以打擊。“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我們不但應當抵抗它，而且一定能夠戰勝它。”傅作義主張抗美援朝的意見，受到毛主席的重視和稱讚。毛主席批示將傅作義信的全文印發給黨中央、政務院等部門領導參閱，又請傅作義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詳細闡述出兵抗美援朝的利害關係。毛主席還說，你們看，傅宜生先生都堅決主張出兵，我們還有什麼疑慮的呢？10月25日，彭德懷率中國人民志願軍渡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正式開始。
毛澤東和傅作義
祖國的統一大業時時縈繞在傅作義心中。他多次在政協會議上發言和在報刊上撰文，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呼籲“國民黨軍政人士走到人民方面來”。
1957年3月11日，時任全國政協常委的傅作義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言。正告臺灣國民黨軍政人員：“美國不可靠，反攻不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戰等不上，只有和平商談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1960年6月22日，時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傅作義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永遠站在反美鬥爭的最前列》的文章，呼籲一切有愛國心的中國人團結起來，反對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為解放臺灣而共同努力。
1962年春節前，傅作義（左三）與周恩來（左二）、張治中（左一）、屈武（左四）在一起
1972年2月2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結束前在北京舉行答謝宴會，時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傅作義應邀出席。當晚他致函尼克松，稱讚尼克松謀求同中國關係正常化是明智之舉，接著又嚴厲指出：美國欲謀求亞太地區及世界和平，必須同中國合作，而欲求同中國合作，必須尊重中國的主權，放棄支持臺灣的錯誤政策。
1973年2月28日，全國政協舉行座談會，紀念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26週年，傅作義抱病主持了會議。他說：“當前國內形勢的發展，十分有利於祖國的統一。祖國的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撓破壞不了的。”“血濃於水，落葉歸根。七億同胞無不殷切期望，熱烈歡迎親人歸來。”
“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雖身兼要職，仍然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他對全家生活開支制定限額，不許多用一分。對國家配給他的汽車，只是自己公務使用，家屬絕對不許乘用。外出視察工作從不講究排場，不喜歡前呼後擁。傅作義到某地視察工作時，有一天中午，當地領導曾設盛宴招待，事後他對秘書說：“中央三令五申不準請客，不準大吃大喝，今天我們一共來了三個人，我不吸菸，不喝酒，最多擺上一桌，四菜一湯就夠了，沒有想到他們又是殺豬又是宰雞的，足有十幾桌呀！”接著他苦笑道，“這筆賬，都記到我傅作義頭上啦！”
1959年，國家經濟困難，傅作義召集曾給他管理過公、私經濟的部下，指示他們從存款中提取40萬元來購買公債，其餘全部上繳國家。並將上述情況寫信向毛澤東主席作了彙報。毛主席批示：“將公款存入人民銀行，仍歸傅支配使用。”但後來，傅作義對這筆款項一直分文未動。直到1974年春傅作義病重時，再次將國家清還公債的本息，上繳國家。
在上世紀50年代中和60年代初，傅作義先後將自己在北京東城史家衚衕和海淀鎮的兩處住宅交給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歸公分配，並將自己在西單小醬坊衚衕的住房產權交給西城區房管部門，自己則按期繳納房租使用。跟隨他幾十年的老部下說，傅作義將軍真是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1974年4月19日，傅作義將軍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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