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影
《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接下來，孟子講了自己為什麼要“辯”，最後孟子又說：“我也想使人心放正、撲滅邪說、抵制偏邪的行為、斥逐荒誕不經的言論來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聖人的事業，怎能算喜好辯論呢，我是不能不說啊！”
孟子“善辯”否？公都子之問問得好。我也認為孟子“善辯”，讀《孟子》給人更多的感覺是孟子能言善辯。與孔子的“循循善誘”的風格不同，孟子與人對話更多表現的是引經據典喋喋不休和咄咄逼人藐視“大人”的態度。
其實孔子也善辯，只是輕易不辯而已。有個叫微生畝的人對孔子說：“孔丘，為什麼這樣忙忙碌碌地遊說呢？是不是要做巧言善辯的人啊？”孔子說：“我不敢做巧言善辯的人啊，憎恨不好的事物是我的本性啊。”
看看孔子和孟子的問答如出一轍。
孔子曾說，向歪理邪說進攻，那危害就止息了。（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關於“好辯”的解釋，也正是孔子回答微生畝的“疾固也”。
陳廣逵
好玩的國學的回答，好玩有趣又有料！
誰說我好辯，是他們逼我出手的！
孟子是個雄辯的思想家，連當時號稱辯論大師的淳于髡都是他手下敗將。弟子公都子問孟子，你為什麼整天劍拔弩張和別人臉紅脖子粗地辯論呢？
孟子說：“我難道喜好辯論麼？我是不得已啊！人類的歷史已經很久了，時而太平，時而混亂。……現在社會混亂正道衰微，淫邪的學說和暴虐的行為隨之興起，臣子殺君主的事有了，兒子殺父親的事也有了。孔子為之憂慮，便著述了《春秋》。《春秋》所記載的是天子的事，所以孔子說：‘將使世人瞭解我的恐怕也只有《春秋》了，將使世人責怪我的恐怕也只有《春秋》了。’”
“聖王不出現了，諸侯們肆無忌憚，在野人士橫暴放縱地議論，楊朱、墨翟的言論充斥天下，世上的言論不屬於楊朱一派便屬於墨翟一派。楊氏主張為己，是不要君王；墨氏主張兼愛，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的人，就是禽獸。公明儀說：‘廚房裡有肥美的肉，馬棚裡有健壯的馬匹，老百姓卻面帶飢色，田野上有餓死的人，這無異於驅趕著獸類去吃人。’楊、墨的學說不破除，孔子的學說不發揚，就是要用邪說欺騙百姓、阻止仁義的施行。仁義不行，就是放任野獸去吃人，人們也將互相殘食。我為此感到憂慮，所以要規範先聖的道路，抵制楊、墨的學說，批駁錯誤誇張的言論，使邪說歪理不再流行。邪說興起在人們心中，會危害人們做的事情，事情受了危害，也就會危害政務。即使聖人再出現，也不會改變我的觀點。……我也想要端正人心，破除邪說，抵制偏頗的行為，批駁錯誤誇張的言論，來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聖人。我怎麼是喜好辯論呢？我是不得不如此。凡是能夠著書立說敢於抵制楊、墨學說的人，便不愧是聖人的學生。”
原來，孟子的好辯並不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辯論才能，也不是沽名釣譽得到別人的尊敬，他是迫不得已，是社會環境和歷史使命逼他出手的。
孟子一生以傳承光大孔子的思想為己任，自孔子去世之後，儒家學派鬧分裂，一下子變成了八個派別，大家各自為戰，讓儒家學派逐漸失去了顯學的地位，導致儒家在戰國思想市場所佔的份額急劇減少，這讓孟子憂心忡忡。
自春秋到戰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原來以禮為中心的社會秩序被打破，赤裸裸的利益和血淋淋的掠奪成為社會的通行證。戰國又是一個士人崛起的時代，始終懷抱衝破階層天花板的知識分子們，再也不甘寂寞，紛紛出來靠著舌頭遊說諸侯，諸子百家蜂起遊說之風流行。為了突出自己打擊別人，各家學派互相辯難，開啟了一個用舌頭好勇鬥狠的辯論的時代。
儒家在思想市場份額的減少，帶來的是楊朱學派和墨家學派的強勢崛起。楊朱學派以極端利己主義為原則，強調個體自由和權利意識，提倡“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人人管好自己天下自然和諧，這種思想在那個生命如蓬草朝不保夕的時代，相當有誘惑力。墨家學派以“兼相愛交相利”思想為核心，提倡我為人人的博愛精神，要求人們把愛如天女散花一般撒向全世界，我愛人人，則人人愛我，這在被壓迫階層的老百姓中，很受歡迎。楊朱學派和墨家學派的影響力強勢上升，“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但楊朱學派的“為我”和墨家學派的“兼愛”，與儒家思想的“仁”的“愛有差等”的原則格格不入，在孟子看來，這就是和儒家對著幹，這就是找孟子的麻煩。
法家學派鼓吹征戰崇尚暴力，對諸侯來說，這比儒家的仁義更有吸引力。商鞅、李悝、吳起的變法，讓秦國、魏國和楚國迅速強大，一時間法家學派身居高位風光無二。孟子反對不義戰爭，主張實行仁政就能天下無敵，而法家鼓吹戰爭，這就是故意拆孟子的臺。
縱橫家本身就是靠舌頭吃飯，在戰國時代更是如魚得水。他們或主張“連橫”，或主張“合縱”，用三寸不爛之舌將諸侯玩弄於股掌之間，以謀取個人私利。孟子主張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能為了個人私利而“低眉折腰事權貴”，在孟子看來，那些風光無限的縱橫家就像個“小妾”一樣奴顏婢膝，孟子鄙視他們。最關鍵的是，楊朱、墨家等學派強勢擴張，而儒家學派瀕臨破產、弟子快要跑光，這不能不讓以儒家繼承人自居的孟子心急如焚。所以他必須出手，維護儒家學說的正當性和正統性，與各家學派展開了全面論戰，將這些學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孟子告訴弟子們，以後遇到其他學派，一定不能手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如今與楊家、墨家學說辯論的人，就象追逐那放到山野的小豬，不僅要關到豬圈裡，還要把它捆起來。”孟子就是這麼狠，把各家學派象豬一樣趕進籠子，還要用繩子拴住，防止他們再跑出來擾亂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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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下》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公都子問孟子：“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回答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為什麼說自己“好辯”是“不得已”？讓孟子“不得已”的到底是什麼？我認為孟子的“不得已”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現分述如下：
一、 稟性使然
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城市)人。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並稱"孔孟"。孟子的生平事蹟，見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這篇列傳是孟子、荀子的合傳，中間還包括鄒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等一眾戰國學術家。關於孟子的生平及著作講述的不多，其原因主要如司馬遷所說是因為“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孟子》一書世多所傳，故而不必詳論。不過，司馬遷還是講清楚了孟子的學術淵源和學術著作。關於孟子的學術淵源，司馬遷認為其受業於子思門人，而朱熹《孟子章句序》則認為其學出於子思：“孔子之理，大而能博學。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不論其學是出於子思還是出於子思門人，他都是孔門嫡傳後學，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在儒家一眾後學當中孟子最深得孔子堂奧，能夠繼往聖，續絕學。孔子死後，儒學分而為八，朱熹於眾儒之中特推孟子，以為可以軌跡孔子。他批評荀子、揚子“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朱熹《孟子章句序》），認為只有孟子之學“醇乎醇者也”，是儒學的正宗。作為孔子後身，孟子繼承了孔子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度責任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有一身“浩然之氣”，這種“浩然之氣”是一種“配義與道”的宏大志氣，是一種“至大至剛”的正義之氣，這種“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是與生俱來的，不可退避的。稟性如此的孟子面對社會的昏亂無序，他不得不仗義執言，彰明仁義，辯明是非。“好辯”是一種性格使然，更是一種人格使然。
二、時勢使然
戰國之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孟子·滕文公下》）。周綱解紐，群雄並起。縱橫遊說之風甚囂塵上，“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在這樣一個大分裂、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是不講仁義禮智而重權謀譎詐的縱橫家們，他們不以仁義禮讓為己任，而以“扶危持傾”、“運亡為存”為要務，“捐禮義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視天下為可予奪之私產，視功勳富貴為唾手可漁之利，例如《戰國策·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是以聖人從事，必借於權而務興於時。夫借權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借、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這是一個只講“權借”、“時勢”，而不講仁義道德的時代。這是一個“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的時代。
生於這樣一個時代，孟子稟儒家之正氣，浩然欲有為於當今之世，一洗相互攻伐、不講仁義的紛亂之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於是他先後遊說齊宣王、梁惠王之門，大講其“仁政”、“民為邦本”的政治思想，想通過遊說君王，讓君王發施仁政，恢復社會穩定，改變社會風氣。但是客觀所產生的效果與主觀所做的努力相差甚遠，孟子的這種以天下為先的社會責任感並沒有得到社會認同，反而被誤解為“好辯”，對此，孟子只能無奈的嘆息一聲“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