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孔孟並稱，孔孟事實有別。
最根本的區別，孔子主張“仁”，提倡按倫理等級，區分“仁者愛人”的次序，用禮儀來規範次序，以道德溫暖人心，實現“讓世界充滿愛”；孟子則主張“義”，“義者宜也”，孟子主張對不符合倫理、道德、禮儀的行為剔除，以仁義禮智回暖人心。
即是說，孟子從各個側面，彌補了儒家學說的缺陷。
孟子（資料圖 圖源網絡）
左宗棠五歲起讀孔孟，兩者兼收幷蓄。但孟子對左宗棠影響似乎更大。
左宗棠生活的晚清，與孟子生活的戰國，同是人心趨利、道德走樣、觀念混亂的時代。左宗棠拾起孟子的“義”，結合自身與時代的特點創造性發揮，用以修身養心，治平天下。
一、 立志：心憂天下
孟子影響左宗棠畢生最深的一句話，見於《孟子·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chèn）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指受疏遠的臣；孽子，非嫡妻所生之子。將這段話翻譯成白話，孟子說：“有德行、智慧、謀略、見識的人，常常是因為他生活在患難之中。只有那些孤臣和孽子，他們持有警懼不安的心理，考慮憂患很深遠，所以通達事理。”
左宗棠一生基本的心理狀態，在他給兒子的家書中寫了出來，正是孟子在這裡說的，“操心危，慮患深”。
左宗棠這一心態終生未改，推其原因，與左宗棠少年邊緣化的社會地位與多年來邊緣化的文化心態有關。
左宗棠出生在日見沒落的湖南湘陰小鄉紳家庭，18歲前父母雙亡，家徒四壁，自己被迫倒插門湘潭周家，“孽子”備受冷落的心態得到強化；他從17歲起自習輿地、農學等旁門左道的學問，直到40歲才派上用場，孤臣的心態也時刻縈繞，揮之不去。
孤臣和孽子的心態，讓左宗棠原本的草野民間氣更加明顯。24歲那年，他在湘潭桂在堂西屋立志自題“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便是這兩種心態交相激發下的產物。
孟子說：“雖千萬人，吾往矣！” “身無半畝，心憂天下”，就是左宗棠版的“雖千萬人，吾往矣！”
清朝盛行理學，學界有句嘲笑理學家的詩：“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左宗棠一流的辦事能力與非凡擔當精神，與同時代人物格局不同、氣象迥異。
追根溯源，左宗棠的格局、氣象，來自孟子這句話的啟迪與激勵。
二 、修身：以志帥氣
孟子修身，“知言養氣”。
什麼叫“知言”？知道世上所有的學問原理，知道他們的主張是什麼，缺點在哪裡。放到今天，就是學通中西的頂尖級學問大師。
什麼是“養氣”？時刻蓄養飽滿的精神氣，讓內心充盈剛強正義的浩然之氣。
讀書人如何“養氣”？方法論見於《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今人往往“志氣”並稱，孟子指出，“志”與“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志”指人的理想與目標，“氣”是指人的心氣、精神氣。孟子其時看出來了，氣盛的人，稍不留心檢點，就變異成“暴氣”，“暴氣”最容易反客為主，攪亂自己專注的心志。
左宗棠是“心憂天下”的大志之人，他的理想是做“當代諸葛亮”；他同樣是一個氣盛之人，早年曾稱“男兒事業，無剛不立”。左宗棠結合自身經驗，從孟子這句話裡逐漸得出適合自己的修身良方：“以志帥氣。”
這個觀念，今見於左宗棠致屬下提督鍾嶽的一封信中：
“世亦有潛心於道者，庶幾知所志矣。然而間思雜念不能自禁，此心忽忽如有所失，反被他事牽引，則不專矣。此無異故，志不勝氣也；氣用事則誘於習染，習染其心必得朋友相與，觀摩則有以輔吾心矣。而由是，琴瑟使其心專有所在，而不及乎純則思慮自除。古人之慾為此，深則積新成舊，交相纏繞，於是心為所掣，不能脫然無慮，灑然自得。本欲求益，畢竟無益，但覺吾道之拘，反樂舊習之染，宜其引之而去也。欲勝其氣，究在先定者皆將以求益耳，惟聖人知三者得於朋友為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是以樂也。樂在乎此，必不在乎舊習，而講習責善，以為潛心於道之故豈！”
顯然，左宗棠在這裡現身說法，教導屬下鍾嶽為什麼要“以志帥氣”的道理。
“志”與“氣”是一對矛盾：“志”是固定的，“氣”是流動的。
因為“氣”時刻在流動，所以人心時刻滋生雜念。氣盛的人，盛到一定程度，超出了意志力控制，便會“志不勝氣”，“志”被“氣”打敗，壞習慣全跑出來了。高明的人可以做到“以志勝氣”，即用意志力管控自己的情緒與心氣，讓情緒與心氣為自己的目標理想服務。
但如何做到“以志勝氣”？用意志力強行壓制情緒與心氣是不行的，會壓出心病來。怎麼辦？通過彈琴、與朋友交流辯論學習心得，讓自己專心於學問之樂，讓雜念叢生的心專一起來。
孟子“以志帥氣”的觀念，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左宗棠研究得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法，用來指導個人修身，這是他比一般尋章摘句的書蟲高明的地方。
三、 洋務：化夷為夏
與歷史以來的古人不同，左宗棠生活在全球化大門洞開的時代。
他第一次與恩師賀熙齡談論西方諸國，在1839年，他本人還在安化小淹坐館教書。
相繼聽聞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左宗棠有“西洋亡中”之憂。也因此，1866年，左宗棠統帥江西、廣東、福建三省軍力，最後消滅30萬太平軍殘餘後，辦的第一次大事，便是聽取胡雪巖的建議，籌建福州船政局。
自1866年起直到去世，此後長達19年的時間，左宗棠代表大清帝國，始終站在時代的最前沿，與西方人折衝樽俎。
左宗棠之前，魏源《海國圖志》有“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說。作為一代政治家，他需要確定自己根本的國際觀點、文化觀念，用進實踐。
左宗棠（資料圖 圖源網絡）
童年時代讀過的《孟子》，再次浮現於腦際。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說：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孟子的本意，中外有別，用中國文化改變外國，讓外國變成中國。
孟子這話是在中華文化蓬勃生機的少年時代說的。到左宗棠時代，西方的堅船利炮在軍力上已經遠勝中國，再照搬孟子，只能是精神勝利法，自欺欺人。
左宗棠立足於被動全球化的時代實際說話，思考後得出了自己的根本觀點：全面學習西方，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統改造中國文化，追求實現“西方文化中國化”。
基於這樣的全球化眼光，1866年春，閩浙總督左宗棠這樣上奏朝廷：
“東西有，我不可傲之以無；東西巧，我不可傲之以拙。”
“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作為洋務運動的最早的倡導者，曾國藩事實上在1861年已經提出學習西方。但作為一代理學大家，他無法突破“義理、考據、詞章”的傳統桎梏，他將經濟納入義理範疇，其基本觀點，概括起來，“中本西末”。
作為中國首任駐英法大使，與左宗棠同時代的郭嵩燾從1858年起便研究洋務，他拋開“中西本末”之爭，開先河地提出中國系統的“全盤西化”主張，並給出了時間表，三百年。
左宗棠既不贊成“中本西末”，也反對“全盤西化”，作為實幹出身的政治家，他務實地推行他的“西方文化中國化”實踐。
1866年，左宗棠向朝廷這樣表述他的觀點：
“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兩相不逾，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較著者也。”
左宗棠智慧地擱置下當時沸沸揚揚的“中西優劣比較”不論，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的角度，主張埋頭學習西方，不限於武器技術。
他在西北創辦這了中國第一家民生輕工業工廠——甘肅織呢總局，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平民公園——節園，在兩江總督任上，他在江蘇大力推行“商督商辦”實踐，這些舉動，事實上已經突破了帝國體制的侷限，在“民生、民權”方面都屬於中國首創。
即使是純粹學習西方技術，左宗棠也能做到既與國際接軌，又能在國際規則中保全民族利益。他聘請法國人德克碑、日意格做造船、駕駛的總教習，便純粹是根據合同契約的金錢關係，5年一到期，船政局所有產權、技術全歸中國。
比照之下，如果說，主張“中本西末”的曾國藩在“用夏變夷”，主張“全盤西化”的郭嵩燾則在“變於夷者”。其後主張“中體西用”的張之洞，則是既不“用夏變夷”，也不“變於夷者”，而是“主次分明、共生繁榮”。在這些人中，唯獨主張“西方文化中國化”是一個例外，生命力最強。
左宗棠的這一觀點在孟子那裡事實上無法找到。這也符合他一貫的讀書特點，習古而不泥古，立足在前人的基礎上，順應時勢，及時創新。
志頻說
孟子作為戰國時期中國第一辯士，其人往往能一眼看出問題的實質，立論穩健，邏輯嚴謹，結論光華。孟子的王道思想、民主觀念，對今人仍能帶來啟發。與孔子“厚德載物”的價值觀對照，孟子剛健行義，在精神萎靡的時代，足以令人提神振氣，如沐五月陽光。在先秦諸子中，孟子大約是距離今人最近的。左宗棠能夠在萎靡頹喪的時代裡橫空出世、事功蓋世，跟他私淑孟子，有著較強的關聯。
圖片來自《左宗棠：家書抵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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