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9年，波斯军队大败于普拉提亚，遂撤回亚洲。次年，在斯巴达摄政王宝桑尼阿斯的指挥下，希腊联军对波斯发动反攻，首先攻占了塞浦路斯岛的一部分，继而北上攻占拜占庭。但是不久，斯巴达就把指挥官宝桑尼阿斯召回国内，派多尔西斯等率领少量军队参战，但却遭到同盟军队的拒绝，亦被迫回国，斯巴达正式退出了对波斯的继续战争，其同盟者也随之而去，战争的领导权由此落入雅典人手中。

据修昔底德记载，斯巴达此举的动因是“斯巴达人认为雅典人完全能够指挥，并且当时雅典人对他们很友好”，这样他们就把领导权交与雅典人。但笔者以为，他的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当时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并不友好。据狄奥多鲁斯记载，斯巴达人看到雅典人掌握了领导权，势力得到迅猛增长，出于嫉羡和忧虑，全国上下几乎一致决议，要通过武力夺回对希腊人的海上领导权，只是由于长老会议中一位叫做赫陶麻里达斯成员的劝说才作罢。

一、斯巴达和雅典关于领导权和荣誉的争夺

许多现代权威学者均认为，虽然狄奥多鲁斯对此事所记载的时间有误，但在继续战争领导权转移后，斯巴达历史上确实曾发生过这样一场激烈的争论。

实际上，早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竞争领导权和荣誉的斗争己非常激烈，根本谈不上关系友好。希罗多德说，“雅典人想与斯巴达人争夺对希腊联合舰队的指挥权，遭到其他希腊人的反对，只是考虑到如果因此而导致联盟破裂，他们独自难以抵抗薛西斯大军才作罢。”

为此斯巴达在战后英勇奖的评定上压制雅典，把英勇奖授予埃吉纳。普鲁塔克指出，斯巴达和雅典在这一英勇奖的评定上争夺得异常激烈，极有可能引起武力对抗，而使希腊人的事业立遭破坏。而且在希波战争之前，斯巴达人就曾四次入侵阿提卡。所以，斯巴达人与雅典人根本谈不上友好，只是由于萨拉米海战后，以客蒙为首的亲斯巴达派当政，才缓和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在七十年代雅典为了使斯巴达不公开反对自己控制提洛同盟、发展自身的势力，也努力缓和与斯巴达的关系。

所以，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一直是敌对的、竞争的，六七十年代早期的暂时缓和只是权宜之计。正如卡甘所说:“从公元前479年到461年，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同盟不是城邦间的而是党派间的同盟。”即斯巴达鸽派与雅典以客蒙为首的亲斯巴达派之间的友谊。

二、斯巴达退出继续战争的原因

有学者从经济活动的角度对斯巴达退出继续战争的原因提出其独特看法，认为斯巴达及其盟邦主要是农业城邦，其公民无时不在顾及家乡的收成，因为“在希腊南部地区，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的土地最为肥沃，农耕也是拉科尼亚居民的主要职业”。另外，也有人从经济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同盟是由于在海外没有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而退出的。对此，笔者持谨慎态度。

首先，斯巴达虽然是一农业城邦，但其公民并不从事生产，而是专注于军事训练，田间劳作主要由希洛人承担，故谓斯巴达人为农业生产而匆忙撤出继续战争的观点似乎不妥。其次，考虑到斯巴达后来多次进行海外作战及其欲达到的目的，对后一观点我们不宜贸然接受。

依笔者之见，此时斯巴达人退出战争的原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希腊同盟城邦拒绝斯巴达的指挥，转而请求雅典的领导

希波战争结束之时，斯巴达被公认为希腊盟军的领袖。然而，其统帅宝桑尼阿斯及诸将领对待盟军将士傲慢、冷酷，弄得盟军内部民怨沸腾，甚至伯罗奔尼撒的同盟者也纷纷退出回国，向斯巴达行政长官控诉。据普鲁塔克记载，宝桑尼阿斯曾用鞭子抽打盟军的将领，强迫他们整天扛着铁锚站岗；盟军将士不准在斯巴达人之前上床睡觉，必须去喂牲口或汲取泉水，斯巴达将士的仆人用棍棒将走近的士兵赶走。

此外，宝桑尼阿斯私通波斯、叛卖希腊的罪行东窗事发后，令斯巴达人颇为尴尬，联盟诸邦对此十分愤怒。修昔底德、狄奥多鲁斯等对此都作了详细的描述。由是在雅典将领阿里斯提德的怂恿下，同盟者联合起来在拜占廷赶走了宝桑尼阿斯。尽管在希罗多德看来，宝桑尼阿斯的行为并不是领导权转变的真正原因，雅典人是以他的行为为借口，夺取了盟军的领导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行为肯定是导致领导权转移的一个因素，最起码它使同盟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相比之下雅典人却因在希波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对待盟军的友好态度及和伊奥尼亚人同族等因素使自己的威望骤然提升，盟邦纷纷请求雅典人庇护和领导他们。阿里斯提德以温顺、和蔼的态度与盟军交往，并劝导客蒙宽厚对待他们，与他们和睦相处，一同参加战役:客蒙对那些受了冤屈而投靠他的人态度非常和蔼，以仁义相待;对此普鲁塔克评论道，阿里斯提德和客蒙不是依靠披甲战士、战船或骑兵，而是凭借他们的机智和外交才能，在斯巴达人还没有察觉之前，就已经夺取了他们的领导权。

但此时作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的斯巴达怎么会接受别人的领导呢？即便是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它沦为二流城邦之后，仍然不愿接受雅典的领导，而是谋求共同领导权。这样，斯巴达人无奈地退出了对波斯的继续战争。

其次，斯巴达人担忧自己的海外作战人员会逐渐变得骄奢淫逸，进而破坏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

斯巴达人认为，宝桑尼阿斯之所以变得奢侈腐化，主要是因为他长期与波斯接触，对其生活方式耳濡目染，同时又远离监察官的监督和指导。

此外，他长期大权在握，以至滋生傲慢、粗暴、狂妄自大的情绪和生活腐化堕落的思想。狄奥多鲁斯曾这样评论宝桑尼阿斯的堕落，“宝桑尼阿斯由于其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建立的功勋而自负，通过与波斯人的实际接触，他渐渐地开始厌恶斯巴达人从祖先继承而来的生活方式，而艳羡波斯人奢侈挥霍的生活方式。”

修昔底德的解释是，宝桑尼阿斯由于在普拉提亚战役中表现的将才而在希腊享有声誉，同时因与波斯国王建立起的密切关系而骄傲自大，从而不能安于过去的生活方式，常常穿着波斯人的服装，建立起像波斯人和埃及人那样的卫队，按照波斯人的方式举行宴会。在斯巴达同盟大会上，雅典使者指出，任何斯巴达人一旦到了国外，他就会受到外国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不能保持自身固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番话没有招致斯巴达人及其他人的反驳，说明它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因此，为了保持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斯巴达人不愿意再把自己的公民兵派到海外作战。

第三，从自身的客观条件出发，斯巴达人认为追求海上霸权对自身无益

如对波斯作战，就必须跨越爱琴海，且战斗也主要在海上进行，这就要求有一支舰队。但是斯巴达人传统上并不航海，船舰数量很少，它亦没有足够的资金建立一支强大舰队，这与其经济结构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机制皆有关系。斯巴达不鼓励发展商业经济、积聚财富，传统上是一个完全依靠希洛人劳动的农业社会。

与提洛同盟不同的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并不存在贡金制，只是在战争期间，同盟有义务派一些分遣军参加战斗。同时与雅典相较，它的桨手亦很匾乏，雅典人口众多，有佣工级作桨手，而斯巴达人口很少，公元前479年，仅有公民5000人，而一艘三层桨战船就需要约200人。古希腊人认为从事一些不合身份的工作，是对自身尊严的冒犯，故很可能绝大多数的斯巴达公民都不愿去做划桨摇槽这类低贱的工作，而且分一部分公民去摇槽，也会降低其重装步兵的作战力量，即使这样也组建不了一支强大的舰队。

虽然可以让希洛人作桨手，然而是否利用希洛人在斯巴达社会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斯巴达国王克莱奥迈奈斯、摄政王宝桑尼阿斯、将军伯拉西达以及来山德等都主张解放和利用希洛人。

然而保守的力量也很强大，他们认为，解放希洛人就必须给他们以公民权等作为回报，否则希洛战士的战斗力会很弱。而城邦在本质上是一邦全权公民对奴隶和外邦人统治的机器。同时在古代希腊，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参加政治、宗教文化活动的权利紧密相联，所以，斯巴达人不愿意希洛人分享他们的公民权。

另外，希洛人的人数远远超过斯巴达人，对斯巴达人的仇恨又是那样深刻，斯巴达人也担心把希洛人武装起来后，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更为可怕的是，希洛人已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具有团结意识，如果把这样的人武装起来是很危险的，是对斯巴达现存政权的一种严重挑战。

安德鲁斯认为，这也是制约斯巴达追求霸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他还指出，当时的斯巴达土地所有者满足于自己己确立起的生活方式，如斯巴达领导继续战争的话，他们就不得不为此做出牺牲。

最后，从地理位置来看，伯罗奔尼撒半岛远离爱琴海，其海岸线平直，不适合建良港，没有像雅典庇里犹斯那样的大港口，不具备追求海上霸权的条件。

​第四，斯巴达人之所以不愿继续在海外作战，原因还在于海外作战中会有很多战利品流入斯巴达，这些战利品的分配会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从而破坏其现有的社会结构

汉密尔顿曾精辟地分析了财富的输入对斯巴达社会多层面的影响。他认为，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将越来越容易得到它，虽然斯巴达正常的供求体制仍然运转，但是物价却会相应地上升。战争引起的物资分配体系的崩溃和财富的积聚，都会使进口商品，不论是原材料还是制成品的价格逐渐上涨。

对于物价的上涨，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征税来解决，但是个人则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这类问题。他还举例说，无论对于农业还是军事，铁都是必需的原料，它的价格上扬事实上对社会上的每个成员都会产生影响。物价的上扬虽然是逐步的，但是在几年以后，人们就会感到它的累积影响，尤其是对于有固定收入的人们更是如此。而大部分斯巴达人的收入是固定的，来源于他们在拉科尼亚的份地。

这样，经过几年，就有相当一部分斯巴达人被挤出平等者的队伍，降为色诺芬提到的劣等人的境地。然而，斯巴达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贫穷、坠落与另外有幸取得海外总督等肥缺职位的一些人的富裕是同时进行的，这就导致在斯巴达这个所谓“平等人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而自此以后，斯巴达领导人一直未能正确处理下层阶级面临的经济困难，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终导致斯巴达霸权的覆灭。

最后，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是斯巴达受到希洛人起义及与周边城邦战事等因素的牵制

宝桑尼阿斯的摄政期是有限的，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并推行希洛人改革计划，他在私通波斯的同时还策划希洛人暴动。另外，地米斯托克利在被放逐之后，可能也鼓励希洛人起义，以为他将来返回雅典政坛作准备。当斯巴达当局发觉并查明他们策动希洛人的阴谋后，决定拘捕宝桑尼阿斯，又促使以客蒙为首的雅典贵族政权判处地米斯托克利死刑，而雅典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斯巴达默许其对提洛同盟的控制。

斯巴达除为国内的政治斗争所羁绊外，还受到国际上周边盟邦势力的崛起和独立倾向增长的威胁。据希罗多德记载，在希波战争中及其后，提基亚与斯巴达的关系都很紧张，伊利斯预言者海该西斯特拉图斯被斯巴达逮捕下狱，他割断了自己的脚背，逃亡到提基亚。斯巴达国王列乌杜奇戴斯在色萨利的远征返回后受到指控，也逃亡到提基亚。

公元前五世纪六七十年代，斯巴达先是与提基亚和阿尔戈斯的联军战于提基亚，后来又与除蒙提涅亚人之外的全体阿卡狄亚人战于迪帕伊耶，这更能彰显斯巴达与其同盟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可能是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帮助下，伊利斯和蒙提涅亚在这一时期各自实现了城邦化，城邦化使这两个地区的力量集中，令斯巴达更加难以控制，甚至对其构成威胁。

公元前四世纪《大王和约》后，斯巴达坚决把蒙提涅亚分成四个乡村，也是出于类似的担心，但在琉克特拉战役后，蒙提涅亚又重建城墙，并领导组建阿卡狄亚联盟，在武拜的帮助下，这一联盟劫掠了几百年来未遭践踏的拉科尼亚。所以，国内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以及周边城邦战事的牵制，使它无力再分出力量去对波斯进行继续战争。

总之，由于上述种种因素，斯巴达退出了对波斯的继续战争，其伯罗奔尼撒同盟城邦唯其马首是瞻，也随之退出，但埃吉纳除外，这可能由于它在海外有商贸活动，需要继续对波斯作战并打击爱琴海上的海盗。

参考文献：

刘洪采《希腊波斯关系研究》

李天枯《古代希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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