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来讲，保险是一种互助机制。

就好像以前的乡亲们，会给结婚的那一家随份子。

在农耕时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盖房子、娶媳妇是大事，仅靠一家一户难以完成，形成了凑份子的模式，每户人家都送点儿礼、出点儿钱，帮助这户人家渡过难关，这是一种原始的互济互助的形式。

等到其他人结婚的时候，收到份子钱的这家人只需要出一份钱，而不是一下子把所有人的钱一起还上，相对来说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样形成良好的互济互助，皆大欢喜。

到了当下，份子钱的形式仍然被大家所接受，并且已经越来越脱离于原来凑份子的互助本意，而保险作为一种互助机制却还是不被很大一部分人接受。

不接受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确实没钱，有的是因为有钱也不想花在保险上……

我们今天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的论著中去寻找论据，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做一个解读。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购买保险？

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是，人们做选择时会遵循最优化原则。“经济人”做选择时的依据会被视为没有偏见的，不会过度自信，做决定时会基于“理性预期”。

而实际上，每一个普通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是非完全理性的，总会有感性的成分加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教授在其著作《“错误”的行为》中提到一个测试。

为了观察人们如何在金钱和死亡风险之间做权衡，泰勒教授设计了一个情境，从中可以可以推断人们为了安全愿意付出多少钱。

根据北美精算师协会出版的死亡率数据，一位50岁的美国公民一年中面临的死亡风险概率约为0.4%。

理查德·泰勒

这个情境是以A和B两种形式提问，两个问题都要回答。

A：假设来上泰勒教授的课，你会接触到一种罕见的致命疾病。如果染上此病，下周你会毫无痛苦的死去，你患病的概率是千分之一。我们只有一份解药，会卖给出价高的人。如果你买到解药，你的死亡风险会降至零。你最多愿意为此药支付多少钱？（如果你缺钱，我们可以借钱给你买解药，分30年还清而且免息。）

B：某医院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罕见的疾病。他们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志愿者只需要走进房间待5分钟，染病率为千分之一，如果染上此病，患者第二周会没有痛苦的死去。目前这种疾病没有任何解药。如果参加这项研究，你最少会向研究人员要多少钱？

按照经济学模型预测，两个问题的答案几乎应该是一样的。

对于一个50岁的美国人来说，A情况下的死亡风险概率会从0.5%（0.4%+0.1%）降为0.4%；B情况则会从0.4%提高为0.5%，所以在A和B两种情况下，如何权衡金钱和0.1%的死亡风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两个问题的答案截然不同。

一般的回答方式是这样的：

A情况下我最多出2000美元，在B情况下若报酬低于50万美元我是不会参加的。实际上，对于情况B，很多人表示，不管给多少钱都不会参与。

根据人们的答案，A情况表明，0.1%的死亡风险概率从价值上讲相当于2000美元，因为他不愿意支付更多的钱来规避风险；

但是，B情况却表明，如果低于50万美元，他不会接受同样是0.1%的死亡风险概率。

泰勒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禀赋效应”：你拥有的东西属于你的一部分禀赋；与你即将拥有的那些东西相比，你更看重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A情况下，人们要付出的是自己所拥有的钱，所以不愿意付出比2000美元更多的钱去换取0.1%的生存机会。

B情况下，人们要付出的是自己所拥有的0.1%的生存机会，所以很多人选择不管给多少钱也不会参与，而另外一些人却觉得高于50万美元可以冒险一试。

当然，0.4%到0.5%的风险变化不可能最多值2000美元，也不可能最低值50万美元。

当人们对钱抱有“拥有感”时，就产生了禀赋效应。同样是100块钱，丢了100块的痛苦比捡到100块的幸福更强烈。

购买保险，其实就是让人花掉已经拥有的钱，去换取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转嫁和补偿，根据“禀赋效应”理论，面对0.1%的生存概率，人们尚且不愿意多花钱，那么人们不愿意花钱购买保险也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人们的风险意识严重两极分化？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多次谈及个人一般会如何看待风险，并相应做出决策。

在《思考，快与慢》第13章《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中，卡尼曼教授在列举了几个例子后，指出我们的大脑处理小风险事件的能力，有一个基本的局限性：

丹尼尔·卡尼曼和奥巴马

在第30章《被过分关注的罕见事件》中，卡尼曼教授就此命题进一步展开论述，并总结说：由于记忆存在证实偏差，罕见事件的概率会（经常但不总是）被高估。当想起某个事件时，你会尽可能地将其视为真实的。当某个罕见事件特别吸引你的注意力时，这个事件就会被过高权衡。过多的关注，生动的画面，具体的概率表述和明确的提醒，都是引起过高权衡的原因，但没有过高权衡时就是存在忽视。

他还指出，如果一名优秀的律师想要引起法官对DNA证据的怀疑，他不会说“DNA不匹配的概率是0.1%”，反而会说“1000起死刑案件中就有一起案件的DNA会出现不匹配”，这样更有可能使法官产生怀疑。听到这个陈述的陪审团会想到坐在他们对面审判室力的人可能会因为错误的DNA证据而被误判。

事实上，当我在写一些保险文章的时候，描述各种风险的大小时，同样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表述方法和案例，但是请注意，根据卡尼曼教授的论点，我的这些做法都有可能让你高估风险的可能性。

当然我并不是特意让你高估风险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我是希望，你能够理性的认识和对待风险。

因为按照卡尼曼教授“当没有过高权衡时就是忽视”的论断，我希望每一个人与其忽视人生的种种风险，不如高估这些人生的风险。

马云曾经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4年毕业典礼上，有过一次演讲：

这30年来，我天天在担心，但是我只是担心自己不够努力，我担心自己没看清楚灾难，我担心自己没把握好机遇。

随时保有危机意识，可以让自己更清楚的看到风险，更好的去规避风险所可能带来的损失。

给保险意识强的人泼点冷水

从理论上来讲，保险遵循大数法则。

大数法则对应的就是小数定律，小数定律强调的就是个体风险所具有的较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如果抽样样本太小的话，就不能测算得出稳定可信的可能性大小参考数值。

大多数人在判断不确定事件发生的概率时，往往会违背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而不由自主地使用“小数定律”，即滥用“典型事件”，忽视“基本概率”。

也就是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所说的“概率忽视”，你只想到了分子(即你在新闻中或自媒体文章看到的悲惨新闻)，却没有想到分母。

所以对于个人而言，如果你看到“一天抽一包烟的人，75岁前得肺癌的概率是25%”这样一个论述时，你应该知道这是对全世界70多亿总体人群而言的。

对于某个一天抽一包烟的个人来说，他面临的得肺癌风险可能远远大于25%；而对另外一个一天抽一包烟的吸烟者来说，他面临的得肺癌风险，则可能远远小于20%。

当精确到个体的时候，风险的概率是随机而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个体的风险可能会高于大数概率，也可能低于大数概率。

因此，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风险的发生，但也不能完全忽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毕竟， 风险没有到来时，谁也不知道自己是高于还是低于大数概率，而一旦风险真的来了，对于个体来说，这个概率就变成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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