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两个失败的儒家回归者
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人的思想观念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白鹿原》中，黑娃和白孝文就是典型的思想发生过巨大变化的人物形象。不同于标签性人物白嘉轩，也异于精神领袖朱先生，黑娃和白孝文的一生可能是一次失败的自我救赎，无关信仰，只能说时代洪流下，没有个人，是悲剧，也是希望。
挣扎徘徊的矛盾体——黑娃
在《白鹿原》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中，黑娃可以说是最坚决的反叛者。黑娃从小就表现出了叛逆的个性，东家白嘉轩让他去学堂念书，表现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宁愿下地割草；在私塾上学过程中，对儒家四书五经的教育丝毫不感兴趣，厌恶徐先生的板子；看不惯鹿子霖道貌岸然的样子和族长白嘉轩"挺的太硬太直的腰板"；不情愿去白家干活，不甘愿受白家的恩惠；辍学以后走出原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渴望自由，种种行为都在控诉封建礼教和儒家伦理道德，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离开白鹿原以后的经历更能说明黑娃是一位坚决的反叛者。在郭举人家当长工，与小妾田小娥产生了爱情，经历了艰难险阻，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枷锁，与小娥结合在一起。按照文中鹿兆鹏的话说，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是自由恋爱"。接着烧粮仓，受到兆鹏的影响，参与农协，"成功地在白鹿原掀起了一场旷世未闻的风搅雪"，斗乡约，砸祠堂，毁仁义石碑，心中受压抑的情感与反叛宗法制度的精神完全释放出来，从此彻底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农运失败后，当红军，习旅全军覆没后，落草为寇，当上土匪二当家，后来接受白孝文的招安，当了保安团炮营营长。他开始正式进入主流社会的圈子，也告别了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形象，迈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在白孝文的介绍下，黑娃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回婚事，"寻个知书达理的人来管管我"，"知书达理"，这正是儒家一直所提倡的。婚礼环节的整个过程，"都给黑娃一次又一次带来欢乐又带来痛苦"，想起"翻墙与小娥偷情的情景，闪出和小娥走进村头窑洞的情景……"，这种现实的欢乐和回忆的痛苦互相纠缠让黑娃的心情变得十分糟糕，文中写道"他觉得自己十分别扭，十分空虚，十分畏怯，十分卑劣"，对过去做过的所有壮举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懊悔中。这时，儒家文化的正统光辉在一遍遍的照耀着黑娃的灵魂深处，惭愧地对妻子说"我以前不是人"。标志着黑娃正式开始向儒家文化回归的事件是他对妻子说"我从今日开始念书"，向朱先生求学，学习儒家礼仪规范重新塑造自己，"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的明白，做个好人"，他把自己过去的行为视为"混账、糊涂"，黑娃思想发生了大反转，每日早起诵读《论语》，努力恪守儒家伦理道德。回乡祭祖事件标志着黑娃向宗法礼制实现了完全的皈依，向传统儒家文化实现了真正的回归。思想重新进入正统的儒家文化之后，黑娃的精神气变得萎缩和荒芜了，"自从下山以来，总是提不起精神，……心里没劲哩"，从这儿看出，黑娃的内心非常挣扎徘徊，既感受到了儒家经典文化力量的没落趋势，又不知该如何走出困境，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个体。后来解放前夕黑娃起义，当上了共产党的副县长，又被投机分子白孝文害死，走完了丰富多彩又极具悲剧性的一生。
黑娃的死，传达出了儒家文化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危机，也透露出了作者陈忠实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担忧与思考，即儒家文化在当代如何生存的问题。新旧思想交融的悲剧者——白孝文
白孝文的一生是动荡的一生，无论社会地位还是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是家中长子，是在白嘉轩娶了第七房妻子以后降临的，从小在疼爱和希冀中长大，他的成长环境是完全封闭的宗族社会，先是私塾，后来向朱先生学习，儒家四书五经的思想从小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学成归来后，首先铭记于心的是白氏家训"耕读传家"，牢记"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传统行为规范，此时的白孝文"神态端庄，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语，外表持重，处事练达"，统领家事和继任族长是最合适的。真正向全村人宣告白孝文就是下一任族长并树立起威望的事件是带领人修复祠堂领诵乡约族规惩罚田小娥私通，"在族人中的威信威望如同刚刚出山的太阳""他不摸牌九不掷色子，连十分普及的纠方狼吃娃媳妇跳井下棋等这类乡村游戏也不染指。唯一的娱乐形式就是看戏"
。这个阶段的白孝文忠实的恪守着儒家伦理道德，铭记着封建伦理纲常，心系着白鹿原这方土地，俨然就是像白嘉轩一样的人。
谁也未曾想到白孝文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会"羞了先人"。受到田小娥的勾引并与之私通，与父亲分家，卖地卖房，妻子饿死，吸大烟，"……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此时的白孝文已经彻底背弃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一个十足的离经叛道者。当然为之付出的代价在小说中也可看到，"出去乞讨，对别人的侮辱全然不顾，不断遭到恶狗的袭击，抢舍饭吃"。这时的白孝文心中没有丝毫的仁义道德，能生存下去即可。
当虚伪的鹿子霖把他举荐给田福贤时，白孝文的人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成为县保安大队的文秘，接着一路春风得意，升任为营长，这时的白孝文"很精心地设计和准备回原上的历史性行程"，准备回乡祭祖，文中这样描述"穿长袍戴礼帽，一派儒雅的仁者风范""全部的目的只有一个，以一个营长的辉煌彻底扫荡白鹿村村巷土壕和破窑里残存着的有关他的不光彩记忆"。离家途中对妻子说"回来是另一码事"，此时白孝文的皈依只是为了炫耀他此时的荣耀。成为国民党的爪牙残害无辜者，白灵对他哥白孝文说如果她是共产党会不会抓他，白孝文说"真要是那样的话，哥也没办法——吃的就是那碗饭嘛"，这时的白孝文俨然已经成为一个阴险狡诈，冷酷无情的屠夫，后来的投机当上共产党的县长，杀害张团长和黑娃事件更加说明白孝文已经完全抛弃了儒家文化中优秀的传统品质，仁义道德在他心里已经消失殆尽。"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没出息"，
新的思想观念已经融入白孝文的头脑中，此时的白孝文是一个旧思想与新观念交融的悲剧者，他无法正确让自己适应这样的变化。小说中并没有交代白孝文以后的人生。白孝文向儒家文化的回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并没有像黑娃一样真心诚意的愿"学为好人"，相反他是一个投机分子和功利主义者。黑娃的一生是从反叛儒家礼制到回归儒家文化的一生，这个过程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白孝文则是经历了对儒家文化的固守，到反叛，再到最后的回归。黑娃和白孝文两个人物命运的起伏实际上也是作者陈忠实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在当代社会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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