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宋代公使库刻书为研究对象，探讨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公使库的性质、经费来源，总结公使库从事刻书的动因以及所刻图书在地域、版式、内容、字体、成本等方面的鲜明特色，分析公使库刻书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公使库刻书活动对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宋代；公使库；刻书；社会影响
雕版印刷业历经唐五代的草创与发展，到宋代已呈繁荣昌盛局面，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刊印图书也已形成规模。在众多的官刻书中，公使库刻书是地方政府刻书中最具特色、也最值得探讨的一种现象。本文拟就公使库的性质、刻书的动因、特色及其社会影响等作一阐述，以就教学人。
一、公使库的性质及经费来源
公使库是宋代地方官府中一个并不重要的机构，其设置主要是为了给来往官吏之差旅住行提供出差补助，其职能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及各部门办的招待所。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记载：“太祖即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遇之叹，此盖古人传食诸侯之义”[1]。这里所说的“供馈”，指供给和馈送两部分。供给是公使库给予的钱物，属于官员的合理收入；馈送一般指例册规定以外的礼金和礼物，属于非法收入。宋初，太祖为减轻百姓的负担，从而笼络各级官吏，特地下令在各路、州、府增设公使库，由国家专门拨给一定的公款，称为“公使钱”，让其负责款待过往官员、犒劳军校及本地官员聚宴等。公使钱的来源主要有二，一为中央拨付，即实行分级定额，朝廷正赐，正赐钱是由朝廷拨付系省窠名的钱物；《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引熙宁五年曾布奏章称天圣九年“公使钱始立定额，自二百贯至三千贯止。”但实际定额数量却远远超过三千贯，最高至两万贯。熙宁四年又制定了地方州郡的公用钱定额，“今当量入为出，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若三京、三路帅府，成都、杭、广自来所用多者，增其数”[2]。公用钱的定额，并非完全按照州郡大小而定，而是受宋代官与职分、职与事分的官僚制度的影响，还要考虑任官品第的高下和地理位置的轻重。公使钱除了现钱外，还有公用酒，公用酒与公用钱按比例配额。“每公使十万，造酒毋过十石。岁终有余，以缮军器”[3] 。二为州郡自筹，即非正赐钱，非正赐钱是由本地官府拨付的非系省的地方收入。“然正赐钱不多，著令许收遗利，而以此州郡得以自恣”[4]。由于朝廷给予了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于是，各级政府公使库便各显神通，公开经营、生息、配卖官物、酿造公使酒等，以增加公使库的收入。苏轼曾分析扬州公用钱的构成：“本州公使额钱每年五千贯文，除正赐六百贯、诸杂收簇一千九百贯外，二千五百贯并系卖醋钱”[5]。唐仲友知台州时，台州公使库“每日货买生酒至一百八十余贯，煮酒亦及此数，一日且以三百贯为率，一月凡九千贯，一年凡收十余万贯”。甚至“违法收私盐税钱，岁计一二万缗，入公使库，以资妄用”[6]。公使库事实上已成为各级政府名正言顺的小金库。
二、公使库刻书情况概述
在地方政府为自筹公使钱而所从事的多种经营活动中，刊印图书成为一项广开财源的重要途径，各州府公使库往往设有“雕造所”来负责这一经营活动。各地方政府刻印书籍，从中牟利，往往以公使库的名义印行。如南宋绍兴七年福建路转运司刻印《太平惠济方100卷》，书末就有“于本司公使库印行”字样；台州知州唐仲友以政府名义刻印的《荀子》、《扬子》、《韩非子》，即被称为“宋台州公使库本”。有文献可考，宋代公使库刻印的图书很多，保存下来的也有相当数量。如此不仅保存了大量史籍，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也积累了大量资金，反过来又促进了公使库刻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据《书林清话》、《中国版刻图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华再造善本》等记载和现存传本可知，台州、苏州、吉州、明州、沅州、舒州、抚州、信州、泉州、鄂州、婺州、筠州、舂陵、平江等地的公使库就刻过很多书。如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苏州公使库刻印的《杜工部集20卷》（今上海图书馆藏有南宋浙江翻刻本残帙）：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苏州公使库刻印的《吴郡图经续记3 卷》；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吉州公使库刊印的《六一居士集50卷》及续刻50卷。南宋高宗绍兴二至三年（1132-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刊印了《资治通鉴294卷目录30卷》、《资治通鉴考异30卷》（卷27-30配清影宋抄本），以上两书，国家图书馆有藏本。绍兴十九年（1149年）明州公使库刊印了《骑省徐公集30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库刊印了《续世说12卷》，孝宗淳熙初抚州公使库刊印了《六经三传》。淳熙三年（1176年）舒州公使库刊印了《大易粹言12卷》，淳熙四年（1177年）抚州公使库刊印了《礼记20卷释文4卷》，以上两书，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淳熙六年（1179年)舂陵郡公使库刊印了《河南程氏文集10卷》；淳熙七年（1180年）台州公使库刊印了《颜氏家训7卷》，苏诩筠州公使库刻印了《诗集传20卷》（此书现藏国家图书馆）；淳熙八年（1181年）台州公使库刊印了《荀子20卷》（原本至今未见，清光绪年间，杨守敬于日本见其影抄本，遂精工影刻，收入《古逸丛书》中）；淳熙九年（1182年）信州公使库刊印了《潏水集16卷》；淳熙十年（1183年）泉州公使库刊印局刊印了《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80卷》；淳熙十四年（1187年）鄂州公使库刊印了《花间集10卷》。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刻绍熙四年（1193年）重修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20卷释文1卷》、《春秋经传集解30卷》（存三卷：一、二、十九）、《周易9卷略例1卷》（卷7-10配清影宋抄本），以上三种书，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此外，婺州公使库刻印了《贞观政要10卷》、平江公使库刻印了《白氏长庆集71卷》、明州公使库刻印了《孔丛子3卷》，等等。
三、公使库刻书的特点
从上述记载可见，公使库刻书现存的传本及文献记载并不算多，但作为地方官刻中最为活跃的一支刻书力量，其刊印的书籍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
3.1 从时间上看
公使库刻书多集中在南宋初期的绍兴、淳熙年间，尤以淳熙年间刻书为多，有文献记载和实物可证的绍兴刻本4种，淳熙刻本18种，充分说明淳熙年间公使库刻书比较活跃。其实，北宋后期，公使库刻书已经兴起，但是可查的只有嘉祐元年、元符元年、宣和四年苏州、吉州公使库刻印的3种书，其中有2种为文集，1种为地理类图书，故当时的公使库刻书详细情况不可知。总的来说，公使库刻书主要兴盛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这一时期。
3.2 从地域上看
公使库刻书主要分布在江浙、江南、荆湖、淮南一带。如：两浙路的婺州、台州、明州、苏州、扬州；江南东路的信州，江南西路的抚州、吉州、筠州；淮南西路的舒州；荆湖北路的沅州、鄂州，荆湖南路的舂陵郡、平江等地。另外，福建路的泉州公使库也经营了图书刻印工作。
3.3 就内容上看
公使库所刻图书，一般以经、史类书为主，部头较大，也比较有名，故而影响深远。大量刻印这一类著作的原因有二:①统治者需要通过大量刻印经史著作，向人们灌输儒家思想，从而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②经、史、集类著作拥有大量读者，尤其是经书成为文人士子飞黄腾达的敲门砖。
3.4 从版式上看
公使库本书以白口、双边者居多，或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如《资治通鉴294卷》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半页12行，行24字，版框高21厘米，宽14.1厘米。“字体方正浑厚，刻工皆南宋初叶杭州地区习见良工，与同时所刻他书多同。卷末原有绍兴二年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校勘官衔名，此本脱。宋时建本、鄂本、蜀本都直接间接从此本出”[7]。《春秋公羊经传解诂12卷》左右双边，白口，黑鱼尾，半页10行，行16字，小字双行23或24字，版框高21.1厘米，宽15.6厘米。“版式字体与抚州公使库本周易、春秋左氏传、礼记并同，刻工亦同”， 在书口两鱼尾间书名卷次下“题‘癸丑重刊’者六十余页，癸丑为绍熙四年”[7]。苏辙《诗集传20卷》左右双边，白口，双顺黑鱼尾，半页10行，行18或19字，版框高20.2厘米，宽14.5厘米，书口下有刻工姓名。《礼记20卷》四周双边，白口，双顺黑鱼尾，半页10行，行16字，注文双行，行24字，版框高20.2厘米，宽14.7厘米。“据《黄震日抄》咸淳九年修《抚州六经跋》知，当时刻有六经三传，至咸淳时又添刻论、孟、孝经，以足十二经之数。今传世抚本诸经，礼记外仅存周易、公羊与春秋左氏传集解残帙，他经均佚。此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旧藏宋本四经之一。末附陆德明《释文4卷》，原藏瞿氏铁琴铜剑楼，两书分离已百余年，今延津剑合，俱归北京图书馆。此书初印精湛，无一补版，在抚本中，当推甲选。清嘉庆十一年顾广圻为张敦仁校刻本，即据此帙影刻”[7]。南宋始有四周双边，但左右双边者仍为多数；一般在版心上鱼尾上方镌刻大小字数，下鱼尾下方镌刻刻工姓名、上下鱼尾之间镌刻书名、卷次、页码。行格字数方面，因财力充足，所刻大多是每半页10行，每行16到20字不等，字大行疏，甚至“字大如钱”，这样的行款字数反映在版面上，就是开版弘阔，气象宏朗，给人以豪华大气之感。如《荀子》一书，行宽字疏，字大如钱，书法依欧阳询体，实为宋刻中的精品。
3.5 从字体刻风上看
公使库本多崇欧阳询体。这是因为宋代的官刻从中央到地方推崇欧体，特别是南宋京城南移临安，欧体就更加流行。再加上公使库刻书江浙一带最为活跃，据现存和文献记载的宋版公使库本原产地情况看，90%都集中在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等地，而且这些地区的书体刻风都属于浙本或浙本系统。字体方正整齐，结构精紧；字划瘦劲、险峻，俊俏秀丽，字形稍长；转折笔画，清细有角，棱角分明，便于施刀，刀法圆润、峭厉；横平竖直，横直笔画的粗细差距较小，横笔的雕刀直刻而不回转，版面文字排列较为整齐疏朗。
3.6 从印书成本上看
公使库刻书费用较低，利润颇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记载，嘉祐四年王琪任苏州知州时，将家藏完整的杜甫诗集交公使库公费刊印10000部，每部10册。每部只买一贯，当时一贯约合1000文，“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8]，很快售完。另据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库刊印的《大易粹言12卷》书前牒文：“今具《大易粹言》壹部，计贰拾册，……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捌贯文足”。宋代官刻书中记明物料工价的不止以上两种，尚有绍兴十七年刻印王黄州《小畜集30卷》。书前题记云：“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捌册，计肆佰叁拾贰版。合用纸墨工价，……除印书纸外共计壹贯壹佰叁拾陆文足。见成出卖，每部价钱伍贯文省”。工本费每册约200文许；绍兴末沅州公使库本“《续世说12卷》，前有记二则。其一云：沅州公使库重修整雕补到《续世说》壹部，壹拾贰卷，壹佰伍拾捌板，用纸叁佰壹拾陆张；其一云：今具印造《续世说》一部，计六册，合用工食等钱……八百一十五文足”，等等。以上所列三条材料所记，有二部写出了成品定价，即《大易粹言》为八贯文足，《小畜集》为五贯文省；一部指士人自印所需的费用，包括纸张、赁板费、刷印工墨钱和装背工糊钱。纸张可以自备，故不开价，写在纸张后面的价钱实指刷印工钱。可知，宋代印书成本并不算高，但利润确相当丰厚，可得两三倍纯利，这也正是各地公使库和书坊刻书的原动力之所在。
四、公使库刻书的社会影响
宋代公使库刻印书籍，虽说最初的目的是获取利润，以弥补朝廷所拨正赐钱之不足，但整个刻书活动对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公使库刻书使地方政府刻书充满了活力。北宋末南宋初，因金人进入，京城南迁，导致宋政府政局不稳、经济衰退，蓬蓬勃勃发展的官刻书颇受影响。而充足的公使钱、有利可图的刻书业，确实激发了地方官员从事刻书的积极性。据文献记载，宋代地方官在任中所主持的刻书，大多都是以公使库的名义，使用公库中的钱进行的。比如洪迈知绍兴府时，将自己所编选的《万首唐人绝句》于公库镂版。全书百卷，其中前46卷就是任上所刻。苏州知府王琪在公使库刻印《杜甫诗集》又是一个例证。“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始大修设厅，规模宏壮，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8]。无奈之下，王琪就打起了出书获利以偿债的主意。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苏守王琪家藏本，仇校素精”[9]。王琪“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既偿还省库，羡余以给公厨”[9]。
其次，公使库刻本校勘精善、工艺精良，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公使库利用刻书积累了大量资金，反过来也促进了公使库刻书事业的发展。为提升刻印质量，技术高超的刻工成为公使库网罗的对象，有时甚至不惜徇私枉法。如淳熙年间，台州太守唐仲友利用职权私自放出明州刻工蒋辉，让其为台州公使库刻《荀子》等书。蒋辉刻印技术高超，淳熙四年因为伪造“会子”，而被断配到台州监狱。台州公使库所刻《荀子》保留了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国子监刻本的原貌。宋代杜甫集版本比较复杂。苏舜钦、王洙、刘敞、王安石等都整理过杜集，其中，王洙杜集是宋代收录最完整的一个本子。嘉祐四年（1059年），王琪约访何琢、丁修对王本进一步修订，并经裴煜补遗后，由苏州公使库刊板行世。苏州公使库王琪刻本是杜集第一个刻本，也是此后所有杜集的祖本。诚如张元济先生所说：“自后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分类、编韵之作，无不出于二王（王洙、王琪）之所辑梓”[10]。黄震撰于咸淳九年（1273年）的《修抚州六经版》中曾说：“六经官版，旧惟江西抚州、兴国军称善本。已未虏骑偷渡，兴国版已毁于火，独抚州版尚存。”黄震所说的抚州版，即指抚州公使库所刻经书。兴国军经版被毁后，幸亏还有抚州公使库所刻经版存在，从而对重新印行六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南宋时期，公使库刻书在地方政府的刻书活动中独树一帜，不仅刊印了大量经典名作，繁荣了官刻事业，而且很多公使库刻本成为后世翻刻、影刻的底本，影响深远。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公使库收入的增多，除继续投入刻书活动以外，地方官迎来送往的花费也不断增加，甚至出现假公济私、公开行贿等不良现象。如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六次上书皇帝，揭发唐仲友的多条罪状，其中一项就是用公库钱刻书，书印成后利益归己。朱熹在《按唐仲友第六状》[11]说，台州公使库刻印《荀子》、《扬子》、《韩非子》等书606部，唐仲友将其中的375 部送回婺州老家，归为己有。“近时所有邻道互送礼，名曰传馈，贿赂公行，恣无忌惮”。“公使苞苴在东南而为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册籍者，至二十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必数千瓶”[12]。宋政府设立公使库，筹集公使钱的目的本是为了使招待费有保障，从而限制地方官剥削百姓。但是，澶渊之盟后，公使钱渐渐成为地方官宴饮交结、肆意挥霍的重要经济来源。从而致使地方官以公使库资财行贿巴结中央派员之风盛行，成为一种蔓延全国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王明清.挥麈后录∥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印),1987:405-406.
[2] 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5328.
[3] 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9592.
[4]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25.
[5] 苏轼. 苏东坡奏议集∥国学基本丛书.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8:114.
[6] 朱熹.晦庵集∥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344-346.
[7] 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
[8] 范成大.吴郡志∥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6:33.
[9] 陈继儒.太平清话∥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3.
[10] 万曼.唐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111.
[11] 朱熹.晦庵集∥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349.
[12] 郑兴裔.郑忠肃公凑议遗集//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
作者简介：李景文，男，1958年生，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发表论文40余篇。
感谢李景文老师授权！（文章原载于《图书情报工作》2007年第51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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