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严刑催交赋税，当场杖毙一人，激起苏州士人愤怒。
以金圣叹为首的士子，因同情农民的遭遇，写了“揭帖”到哭灵场所控告县官，金圣叹将矛头指向包庇部下的巡抚朱国治，《哭庙文》写道：“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江南生员为吴充任维初，胆大包天，欺世灭祖，公然破千百年来之规矩，置圣朝仁政于不顾，潜赴常平乏，伙同部曹吴之行，鼠窝狗盗，偷卖公粮。罪行发指，民情沸腾。读书之人，食国家之廪气，当以四位八德为仪范。不料竟出衣冠禽兽，如任维初之辈，生员愧色，宗师无光，遂往文庙以哭之……”。
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朝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在江宁会审，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是为哭庙案。
金圣叹，狂放不羁的一代怪才，说什么也 没有想到哭一嗓子就能掉脑袋。苏州抗税是传统，因为苏州丝织业发达，明清赋税重镇，历来被统治者重视。明朝的时候就因为横征暴敛引起市民暴动，丝织工人葛成率市民数千之众，捣毁税署，击毙税官多人，葛成没有被杀，只是做了十三年监狱被放。今天金圣叹等士子在圣人面前以哭抗税却引来杀身之祸。
明朝抗税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临清市民为抗税一万多人揪打税使马堂，烧税署，残忍地杀死了三十七名税务人员。万历三十年（1602），云南抗税暴民把矿税太监杨荣丢入烈火中焚烧，还杀死了二百余名税务人员。
明神宗气急败坏要追究抗税的罪行，大学士沈鲤等人竭力抗争。 为此，《明史》记载说：“帝为不食者数日。” 最后，在慈圣皇太后的劝解下，明神宗总算勉强进食，却禁不住叹息道：“荣不足惜，何纲纪顿至此！”（见《万历邸钞》）
和清朝相比，明朝太心慈手软了。清朝入主中原，以刀立威，毫无人性，残酷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历历在目，江南大众战战兢兢，只不过是在孔庙里边哭诉一下，居然也要杀头。“哭庙”是苏州一带流传已久的习俗。当官府有不法之事不当之举，士子们每每聚集文庙，作《卷堂文》，向祖师爷孔圣人哭诉后，更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这在明朝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惜人们不懂清朝的心，不知道清朝能残酷到什么程度。
崇祯十七年(1644)多尔衮初人北京城时，汉官宋权向他进言，要求多尔衮尽快撤销明末诸如“辽饷”等苛捐杂税，以恢复民力。多尔衮下令，自天启年间至崇祯去世时期，所有明王朝土地税之外的加征，从此时开始一律作废。看上去顺应民心，实际上是空刷一枪，多尔衮又下令允许有关部门加征各类开支所需要的“杂费”。这样以来，民众的负担根本就没有减轻，金圣叹就说过：许多地方的“杂费”数额，居然是农业税的十倍。
明朝的自由开放宽容是清朝所没有的，都知道海瑞骂皇帝，其实在明朝骂皇帝的大臣很多，大部分人都不会受到惩罚。当时人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明神宗无可奈何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
在清朝骂皇帝是不可能的事情，提个意见都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乾隆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清朝需要的是奴才不是人才。
金圣叹本姓张，狂傲有奇气，常喟然叹曰：“金人在上，圣人焉能不叹？”从而改姓“金”，字“圣叹”，名人瑞。可是当他听说当今皇帝顺治称赞自己“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时，洋洋自得：“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此时此刻，金圣叹对清朝对顺治充满了幻想。顺治欣赏你的文采，并不需要你的抗议，哭一声也不行，大清朝要的是心甘情愿的顺民。只可惜金圣叹生不逢时，如果早生一百年，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天马行空的文人，肯定会创造更多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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