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傳統的歷史框架，黃帝之前是“三皇”時代，黃帝之後，進入“五帝”時代，即“三皇五帝”框架。
隨著民國的出現，中國出現了一個新型的現代歷史框架。此框架以黃帝為中國歷史的起點。經過推算，黃帝距現代大約5000年，然後就說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上下五千年。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3月，他委派了一個由15人組成的代表團專程赴黃帝陵致祭。祭詞說：“中華開國五千年，神州軒轅自古傳。 創造指南車，平定蚩尤亂。 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這樣，這個以黃帝為起點的歷史新框架，便成為民國一朝的官方正史，是經過孫大總統欽定的。就這樣以訛傳訛，貽害至今。人人皆知中華文明五千年，將近乎胡扯的東西奉若經典。
以黃帝為中國歷史的起點，顯然是中國歷史的褻瀆，因為此前，還有一個漫長的三皇階段。更重要的是，這不是簡單地縮短了中國歷史世間的問題，而是把中國文明的起源階段給刪掉了。三皇時代，恰恰是中國起源的時代，也是中國文明保持最純粹、純潔的時代。
顯然，以黃帝為中國歷史起點的做法，是受到《史記》、《大戴禮記》的書的影響。《史記》的開篇，《大戴禮記》的帝系篇就是從黃帝寫起，但這決不意味著，司馬遷和大戴將中國歷史的起點定在黃帝時代。
中國文明的起點是遠比黃帝早的伏羲時代，伏羲時代的主要成果就是易經的出現，即所謂的伏羲畫卦。易經就成為中國文明出現的最重要的證據，這是無論如何也抹殺不了的。司馬遷在《史記》中也提及了這一點。只是，對黃帝之前的歷史，除了一部易經外，留下來的記錄太少。即便是關於黃帝的記錄，也是不可靠的，司馬遷儘量做了篩選。
民國時期之所以拋棄“三皇五帝”的傳統歷史框架，搞出一個以黃帝為起點的新框架，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受西方歷史觀的影響、誤導，尤其是歷史紀年方式的影響。第二是當時的政治需求、革命需求。
基督教的歷史將耶穌當成歷史的起點，同時以耶穌的出生年份為歷史的起點，然後用直線累加的方式紀年。
於是民國時期的學者，也模仿西方，認定中國的歷史起源於某個具體的人物，也以他的出身年份為起點，搞直線累加的紀年。選來選去，發現用黃帝替代耶穌，當中國曆史的起點比較合適。而且黃帝比耶穌古老的多，這樣還可以彰顯中國歷史的悠久。正如孫中山說的：“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甲午海戰慘敗給日本後，中國舉國求變，而且榜樣是日本。開始是戊戌變法，失敗後，以反對清政府有目標的革命開始成為主流。與是革命黨人就有意識地，構造一套區別於官方的歷史構架，形成新的凝聚力。於是就提出了“黃炎子孫”說，將黃帝認定為中國的最初祖宗，所有的中國人在血統上都是一家人，而西方蠻夷和清廷滿族則都不屬於這個大家庭。孫中山的“驅除韃虜”，就是包括西方蠻夷和清廷滿族著兩者的。
儘管，在黃帝為起點的歷史框架中，中國的歷史依然比歐美為長，但是，就中國歷史本身而言，卻是割裂歷史的、壓縮歷史的，因為把黃帝之前的那一段抹掉了。
而且，在以“脫中入西”式的新文化的影響下，民國的學者們對中國歷史的否定愈發嚴重，乾脆冒出了一個所謂的學派，專以否定中國歷史為能事，就是以顧頡剛以首的“古史辨”派。他們不僅否定了以黃帝為首的“五帝”史，而且認為“三代”史也不全為真。顧頡剛考證說，作為夏朝始祖的大禹本來是一條蟲。
隨著考古學從西方傳入中國，民國的學者們，開始更信考古資料，而不信傳統文獻。這有兩個原因，一是考古資料是從地下挖出的古代實物遺存，作為證據，似乎更客觀、直接。二是更重要的，考古學是歐美搞出來的，是西學，民國後，中國學術是“脫中入西”的。
但是，考古學對中國歷史框架的影響是戲劇性的。最開始，由於出土的考古資料非常少，於是學者們，就說中國歷史很短，古代的歷史都是瞎編，而且是“層累”式的瞎編（顧頡剛）。但是，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增多，學者們也“與時俱進”地將中國的“信史”逐漸往古代延伸。
通過研讀甲骨文材料，王國維發現，甲骨文中所存在的對商王世系的記錄，與司馬遷在《殷本紀》的記錄高度一致。這樣考古學就可以證實，司馬遷對商朝的記錄是可信的。既然《殷本紀》可信，就沒有理由認為《夏本紀》不可信。
最戲劇的一幕當在彩陶考古上。上個世紀20年代，瑞典業餘考古學家安特生在河南的仰韶發現了4、5千年前彩陶。後來使用這種彩陶的文化被命名為仰韶文化。安特生吃驚地發現，中國仰韶的彩陶，與西亞古兩河一帶所出土的在風格上高度一致。作為一個西方學者，安特生在當時就提出了一個想當然的判斷，中國文明是從古兩河傳過來的。這就是著名的中國文明西來說。
但是，隨著考古發掘的繼續深入，中國境內出土的大量的彩陶，其中最古老的來自甘肅大地灣遺址，在7、8千年前發掘時間是1979年，基本與古兩河地區最古老的彩陶相當。因此，長期以來，西亞和中國彩陶，誰先誰後，就很難準確判斷。
然而，中國考古學再傳捷報，就在上個月，義務橋頭遺址發佈消息說，這裡挖出的彩陶比大地灣更早，時間在9000年左右，這樣彩陶的起源地就是中國。
不僅如此，彩陶是在陶器的基礎發展出來的。如果此前彩陶的起源地尚有爭議，但是，陶器的起源地只能是中國，因為中國所出土的陶器、陶片遠比其他地方的都古老的多。最早的陶片已經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比西亞地區早10000多年。沒錯是10000多年。
有一點，安特生是正確的，彩陶在紋飾上的高度一致，顯示古中國和古西亞之間，在5000多年前存在文明交流。隨著考古學的深入，這種遠古時期中西文明的證據越來越豐富。有學者單純基於彩陶資料，提出了“彩陶之路”說。
總之，業已豐富的考古資料，已經可以補充司馬遷對三皇五帝時期資料缺失的遺憾，不僅可以而證實和豐富五帝史，而且還可以恢復三皇史。
仔細研究中國以及西亞等地的考古資料，再結合中國的傳統文獻，可以清晰呈現中國上古史，證明“三皇五帝”的框架是正確的。
首先需要指出和強調的是，三皇五帝，中的皇和帝，都是文化意義上的，時代意義上的，指代一個時代、一種文化。譬如神農氏，顯然就是指農業時代、農業文化。即便真的有一個叫神農的人，但是，作為一個歷史符號，其意義也遠遠超越個人。
儘管黃帝不是中國歷史的開端，但的確是一個嶄新階段的開端。以黃帝為界，中國歷史呈現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
在前黃帝階段，中國文明是獨立存在，沒有遭遇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此時的中國文明最純粹、純潔。
在後黃帝階段，中國文明開始週期性地遭遇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影響，開始出現週期性的文化衝突和融合。西方文明的要素開始傳入中國，被中國文化所吸收，直至當下。在這種中西文明融合的過程中，一些新的文明要素也隨之出現，包括戰爭、政府、法律、新形態的宗教等等。
同時，在中國週期性地吸收西方文明要素的過程中，是以中國文化為主體和本位的，西方文明要素僅僅在技術、工具意義上存在。可以用洋務運動時所提出的原則概括這一點：“中體西用”。
“中體西用”是後黃帝時代，中國歷史的歷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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