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關於“什麼是哲學”的無窮追問和不斷爭論，表明哲學研究的對象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生成著的人的存在方式，哲學研究尤其要提倡分析批判和百家爭鳴的精神。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關於無限世界的一般規律的總彙，而是對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發展道路的自覺反思。本體論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其實質是對人的存在方式及發展道路的抽象概括。傳統的以追求無止境的物質高消費為唯一出發點而犧牲和掠奪自然的單元發展觀已發展到極限，導致人類的自我否定。人類文明的根本標誌在於人的知、情、意得到更合理更協調的發展。哲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研究和探索自然必然性和實踐合理性的辯證關係，建樹新的發展理念，以保持並推進人類文明。
我們經常聽到或看到這樣的說法，究竟什麼是哲學，似乎越學越糊塗。因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不同的哲學家那裡，我們得到的答覆是十分不同的，而且有些答覆似乎是對立的。因此，有人便對哲學這門學問產生了懷疑，以為它是沒有任何明確規定性的詭辯論。同時，剛學了幾天哲學便想創立新體系的現象，在這個領域中也特別多。再加上以往幾十年間，我們有的領導以為，既然當了領導便得指揮一切才成，否則就不成其為領導了，於是便裝不懂以為懂，對哲學提出了一些非哲學的要求。這就進一步加強了群眾對哲學的懷疑，甚至厭惡。所以，我覺得從理論上去分析“愈學愈糊塗”的問題是有現實意義的，至於其他的問題，留給有能力去解決的人回答吧。
“越學越糊塗”一說有沒有點道理呢？如果有點道理的話，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哲學這門學科，與其他各門實證科學相比，是相當特殊的，即幾乎沒有一個哲學問題可以說已經最終解決了。因此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度曾被認為解決了的問題，幾十年或幾百年後又發生了新的爭論，最為突出的便是哲學研究的對象問題。從開始有哲學這門學科便對這個問題有了爭論，直到今天仍然在爭論。按經驗常識說，既然哲學研究什麼都一直在爭論，那麼這門學科一定無進步可言了。事實恰恰相反，哲學正是在這種不斷爭論中前進了。
因此，從現象上看，“越學越糊塗”的現象是存在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簡單點說，就是因為哲學研究的對象，不像實證科學的對象那樣，可以在實驗中給定，而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生成著的。所以，昨天人們這樣規定它，今天我們覺得不確切了，必須修改；明天的人們仍然會覺得還要作進一步的修正。這種爭論，表明人們對它的認識正在步步深入。這個不斷生成著的對象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發展道路。哲學就是要反思其根據何在？價值何在？意義何在？
同時，要達到對這一問題的自覺追問，又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哲學所追問的，似乎並不是關於人的存在方式等問題，如在西方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本體論問題，便是十分典型的，它所要追問的似乎是人以外的問題，其實恰恰是人的存在方式中所產生的特有問題。人是在改造現存世界中成為人，並在這種改造中求得進步的。所以人的存在方式，從創造性的角度看，是一種超越性的存在方式，即他需要不斷地超越現狀，追求理想。在素樸的直觀思維方式統治思維領域的時代，這種追求變成了尋找某種最終的本體和實體。正如我在《形而上學的召喚》一文中所指出的，理想的存在不是沒有，但人們為之奮鬥的理想的存在不是在過去，而是在未來，即正在實現著的未來；所以它也不是某種給定的狀態，而是一個永遠開放的過程。
不僅如此，在歷史發展的同一水平，對同一對象還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視角來審視它。在同一歷史時代的哲學舞臺上，可能有多種哲學體系登臺。雖然它們的合理性與科學性並不都是等價的。但是，決不可能有一家一派壟斷了全部真理。真理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情況，只有在神學中才是可能的，在科學中是決不會有的。所以，無論從歷史的層面看，還是從邏輯的層面看，在哲學學科中特別要提倡兩種精神：一是獨立思考即分析批判的精神，二是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的百家爭鳴的精神。信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應該成為提倡這兩種精神的模範。
以往有一種說法（現在也還有不少人如此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研究思維、社會和自然三大領域中的一般規律的。我以為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如果這種說法能成立，那就等於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便是絕對真理的總和。這是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共有的一個幻想；馬克思主義哲學則與之相反，它不是要杜撰絕對真理的體系，而是要發現通向絕對真理的道路。或者像馬克思所說的，不是要頒佈適合於任何時間與任何地點的永恆真理的教條，而是要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
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關於無限世界的一般規律的彙總。它僅僅是對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發展道路的自覺反思。所謂自覺反思是指它發現了人之為人的內在根據，並由此出發來考察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發展道路。這個內在根據就是實踐。人是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實踐活動中成為人的。人是從自然界發展出來的，但是，僅有自然的發展還不可能成為人。狼孩和獅孩的發現，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些孩子是人生的，他們的五官和社會中的人一樣，但是由於他們是狼或獅子哺育的，所以，他們失去了人性，只是人形的狼或獅。正是由於人能改造外部世界，才使他超出了自然動物和自然界，成了有高度抽象思維能力的社會動物。由實踐這一點切入，來思考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發展道路，得出的最基本的哲學命題，即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是對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發展道路的抽象概括。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本來是黑格爾為解決認識論和本體論的同一關係而提出來的。他之所以能提出這一關係，就是因為看到了人的現實的能動性，看到了人與外部世界所特有的能動的為我關係。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闡述這一關係的辯證法時，“黑格爾把人的自我創造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非對象化，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因而，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現實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頁。）實際上，黑格爾已經在唯心主義基礎上闡發了思維與存在關係是對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
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煩瑣一點說，即作為思維的思維與作為存在的存在的關係問題。作為思維的思維，如果是指以自身為對象的思維，那麼這種思維即自我意識。但是，這種自我意識並不像黑格爾所理解的那樣是獨立的，而是存在於以非思維為對象，即以存在為對象的思維活動中。也就是說，以思維為對象的活動，永遠是以非思維的對象為中介的。或者說，思維在形式上是以自我為對象，實際上卻是以外物為對象，不過不是直接的，而是以感覺為中介的。給定了的感官對象，一旦當它轉化為思維的對象時，它的給定性便被揚棄了，成了被思維規定的對象，即成了某種類存在。這種類存在物的現實性即體現在人類實踐活動中，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創造物和他的現實性。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的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所發生的那樣在精神上把自己劃分為二，而且在實踐中、在現實中把自己劃分為二，並且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在外觀上，通過生產實踐，人們改造的似乎僅僅是外部世界，實際上通過對外部世界的改造，卻實現了對人自身的改造。所以，人和自然動物不同。後者的規定性因為取決於給定了的外在條件，它們個體的現實規定性似乎是先驗的。只有人的存在是作為存在的存在；不同的人是在各自的實踐活動中，才獲得了自己的現實規定性的。總之，人和外部世界的現實性並不是先驗地給定的，而是在歷史實踐的發展中獲得和展開的。
這種獲得和展開的過程，曾經十分令人振奮地表現為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過程，因此，人們也就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一種單元的發展觀，即人和人的不斷增長的消費（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成了這種發展觀的唯一的出發點。存在的多樣性，物種的多樣性，都當成了犧牲品。結果，物極必反。這個唯一的出發點，在長期發展中，竟成了對自己的否定。一是就物種說。以大量物種迅速絕滅為代價，而數量上惡性膨脹著的人類，由於追求現代化的高消費，自身的繁殖能力正在退化。二是就生存環境說。由於日益強大的現代化生產手段，以無止境的高消費為唯一目的，結果造成了大量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破壞，造成了大批物種的絕滅。一句話，人的生存環境正在被惡化和破壞。追求高消費的現代化生產活動，似乎成了人類自挖墳墓的活動。早在80年代前期，聯合國的有關機構便發出呼籲：人類的生產活動如果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的話，那麼人類在地球上可以生活的年月，將屈指可數了。
所以，世界各國都支持可持續發展戰略，重視環境的保護。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難度是非常大的。因為，它有賴於全世界的統一行動。但是由於各國和各地利益上的不同，幾乎不可能像做團體操似的用“一、二、三”來統一步調。不過，我覺得更為困難的，還是觀念上的轉變。如果仍然是以人的高消費為唯一目的，那麼征服自然、掠奪自然必然將繼續下去，“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實踐上便不可能成為一種新的發展道路和新的發展模式。
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是辯證的。生產在某種意義上即是消費，消費在某種意義上即是生產。但是，我們仍然要問：在這一辯證關係中，何者是第一性的。我想毫無疑問應該是生產。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個問題更為突出了。即生產應該引導消費這一原則更易為市場效應所淹沒。而沒有這一原則，便不可能發現新的發展理念；沒有新的發展理念，便無所謂新的發展道路。現在大家承認，生物的多樣性應該得到保護，人與環境應該得到越來越合理的協調發展。這就是說，各種各樣的生物乃至非生物的存在，不能僅僅看作是人類消費資料的來源，而應同時看作是人類自身存在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且，它們和我們也都有其不應剝奪的自身存在的權利。所以，人們必須提倡保護生物的多樣性，保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
但是，保護仍然是比較消極的，在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動物被宣佈為一級保護對象，其前途便不會太樂觀了。因為，要保護好一種動物，其實是要重建它的、被人破壞了的生存環境。這當然就得改變人們的一種觀念，即改變世界僅僅是為了人這種單元的發展觀。
同時還要看到，人與自然動物不同，他的生活資料主要靠自己來生產，而不是由自然直接供給的。所以，只要人存在，那麼改造自然的生產活動便不能停止。要改造，便難免會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秩序。簡單地保護原有的生態平衡與自然環境，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能不能把對環境的不斷改造，同時變成對環境的不斷保護和建設。這當然也涉及發展觀唸的重大改變。這不僅要涉及承認生物多樣性的存在和發展的權利，而且要改變以人的無止境的消費為生產的唯一目的的片面性。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們的消費水平應該越來越高，事實上也一定越來越高。但文明的根本標誌並不在這裡，而是在於人的知、情、意得到更合理的和更協調的發展。富有固然是文明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但是如果富有了便欲壑也增大了，那也可能走上反文明的道路。俗話中不是有“慾壑難填”一說嗎？所以，鄧小平同志說，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並重。為此，在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原則的同時，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精神文明建設，也採取了不少重要舉措。但是，效果卻並不總是盡如人意。為什麼？原因可能很多。不過核心的問題是：我們還沒有找到指導現代文明發展的新理念，更談不上宣傳這種新理念了。也就是說，實際上我們仍然是沿著歐洲近代文明道路前進的。只不過時代變了，不可能不作一點修正。但其核心沒有變，因而有些規範雖因此而失去了，這條道路可能產生的某些消極後果，在我們這裡似乎比在近代西歐表現得更為突出。
因此，研究和探索新的發展理念，應該是哲學研究當務之急的任務。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如何確切地來稱呼這個理念，但是，新發展觀的一些基本特徵，人們已經能感受到了。如，人不再是發展的唯一出發點；人和自然必須得到協調的發展；在這種多元的發展過程中，人對自然界的改造，同時也是對自然的重建等等。所以，如果以往的發展，主要是在把握了自然的必然性的條件下取得的，那末，今後還得研究這種必然性與實踐的合理性的關係。這將是新的發展理念的誕生地。
（原載《南京政治學院學報》199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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