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管子》第四十八篇
中国千年来朝代更迭，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治国思想”，但是，不少人认为，总体上是遵循“内核法家，外衣儒家”，简单说就是：对外宣扬的是“儒家思想”，执行的却是“法家思想”。可以说，这种“制衡式”的“治国理念”，是从秦始皇“独法家为尊”的“弊病”中归纳总结而得出。
秦始皇眼中只看得见“法家”，统一前靠其治理秦国，统一后又想靠其治理天下，可以说，那个时候，“法家”是货真价实的“王道”。只是，秦帝国很快便坍塌了，法家推崇的“苛政”在其中的“破坏”作用不可小觑，这么说，“法家思想”又是不成功的。进入汉代，“儒学”坐上了“尊位”，开始独领风骚2000多年，而法家似乎“遁迹”了。
到了近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又再一次响起了“反儒学”声音。所有，纵观历史，其实是很难给“法家”打分的。
历史上的法家成熟很晚，但是，成型却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之后，再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了一个学派。
可以说，自秦孝公以后，秦国国君似乎个个痴迷于“法治主义”。
那么，这种思想何以在该国如何“风靡”？
这还得感谢公孙鞅先生。他第一次陈述“帝道”时，秦孝公压根就被“催眠”了，称这些为“妄言”。第二次再见，秦孝公对“王道”依旧兴致缺缺。第三次聊的是“霸道”，孝公来精神了，“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都不过瘾。
于是，公孙鞅开始执行其“变法”。
他的理论精髓就是：“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只是，他最后也“深受其害”，被车裂而亡。此种结局，对致力推行法学的人而言，不可谓是个莫大的嘲讽。
真正让“法家”走上巅峰的，当推韩非。他融和了法家和道家前辈的思想精髓，同时，“批驳”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与嬴政产生了共鸣。他原本是韩国的贵族，只是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只好将这种抱负写了下来。
嬴政读后，极为欣赏，来了一句“我真恨不得见一见这位“古人”。李斯连忙纠正：“韩非哪是什么古人，是在下的同学。”嬴政闻言，立刻对韩国宣战“抢人”，这种动机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韩非到了秦国后一度成为了“红人”，只是被李同学嫉妒后冤死了。
十二年后，天下归秦。这是不是又在嘲讽那些尊崇法学思想的人，人亡思想在。
那么，为何嬴政如此看重“法学”？
第一，法家的理念中，帝王应具有“法治”思想，铁腕无私，这样才可以平定天下。那些感情用事，动不动就悲天悯人的帝王，是无法推行这种治国之道的。法家描绘的帝王应该是这样的：用强有力的手段奴役老百姓，然后，他们就获得了解放。也就是说，天下老百姓要想“获救”，前提条件是，他们要先忍受被“奴役”。
有专家就分析到，嬴政自身极具“攻击性”，再加上，对权力极端迷恋，很容易和“严厉”并且“不宽容”的法家思想产生共鸣。因为，从小他就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法家文化的环境中，所以，“法治治国”于其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他不但阅读大量书籍，还广罗天下法家人才，坚决执行“君主极权”和“暴力万能”理论，以至于，他认为：天下只能以武力统一。
第二，法家独推的“统一”，法令要“一统”，政令必须是“出于上”。而嬴政的理想就是想要天下“大统”，所以，二者又“不谋而合”了。有了理论做指导，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的统一，成了天下统一后的重点工程。
第三，在“法治”中，刑罚是必需的。嬴政又极为相信：乱世的治理必须用“重典”。这在建国之初，的确产生了稳定秩序的作用。
但是，这种学术的“失败”又在哪呢？
问题还是出在嬴政身上，因为，他曲解和误用了“法学思想”。他从来就没有系统执行过这个学术理论。从公孙鞅开始，有“重刑”，但是，也有柔性的“去刑”和“重赏”。但是，在后来秦国历代国君的执行中，就“厚罚薄赏”了。
他们打破了“平衡”，就连韩非都认为要“重”罚而“轻”赏，在他看来，这样做，是体现了“上爱民”，如果反过来，则是“上不爱民”。虽然“赏罚”都有，但重点在“罚”上。不过，他还是补充了一句：用刑过了老百姓就不怕了，奖赏多了老百姓也不会再爱戴君主了。
嬴政才不会“兼顾”，他干脆摒弃“赏”，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是“法治”，那就是：“重刑”，压根不需要什么奖赏。李斯说的更“进步”：“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 ...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这种思想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短板”，他强调的是严厉，“罚”有罪的人，但是，却不能让其子民免受“非法”的伤害。也就是说，这种“法治”只是让子民感受到了他的“伤害”，而不能得到其“好处”。
最终，连提出这种“理论”的人都无法保护自己的生命，还会有人去维护这种“见解”么？
秦国制定了让人眼乱心跳的“律令”，就是为了彻底执行“重刑”的法治。光死刑，就有：戮刑、磔刑、凿颠、抽肋等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就记录了当时一个小县令在任上的“凶残暴行”，可见，当时秦法的“残暴”。
嬴政统一天下后，将自己的称呼改成了始皇帝，之后，秦始皇将“法治”彻底转化为了一种治国工具，奴役着他的子民们，修长城，修陵墓，修驰道，远征匈奴，寻找“不死药”。只是，这种在战场上极为有效的手段，用来治理子民则就成了一场悲剧。
【《管子》第四十八篇、《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法家流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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