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公元263年的魏、蜀之戰，坐擁“天府之國”佔據地利之勢的蜀漢，最終的結局是被鄧艾的一支偏軍所滅亡。曾經諸葛亮“六出祁山”、姜維“九伐中原”的蜀漢，以這樣近乎悲壯的形式走向覆滅，也絕非偶然。其中的緣由確實，還是要先從蜀漢自身來找尋答案。 蜀漢過少的人口，最多時僅有28萬戶，約96萬人。曹魏在曹丕統治時期，擁有66萬戶約450萬人。加上狹小的地域環境，使其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因此不論是諸葛亮“六出祁山”，還是姜維“九伐中原”，雖說在戰場上勝多敗少，但受限於自身的交通不便，以及曹魏強大實力的背景下，蜀漢北伐的努力，最終只是白白耗費僅有的國力罷了。
頻繁的戰爭，對蜀漢先天羸弱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破壞。由於連年的北伐，以致“蜀人愁苦”。東吳官員薛珝來蜀求馬時，蜀民甚至：“經其野，民有菜色”，後期的蜀漢，已經快到經濟崩潰的邊緣了。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派出了“馬步騎五萬”，到了曹爽伐蜀時派出了“卒六七萬”，而到了魏滅蜀之戰時，鍾會甚至“引四方之兵十八萬”來討伐蜀國。 由此可見，一方面蜀國在不斷衰敗，與之相反曹魏實力卻一直處於上升態勢。蜀漢的衰落與曹魏的逐漸興盛，形成了鮮明對比。
魏政權歷經十幾年的穩定統治，“高枕於廣廈，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使曹魏逐步從漢末天下大亂中恢復過來。 緊接著司馬氏執政時期，逐步改善了曹魏自身驕奢、邢繁役重的弊病，使國家財政有了明顯增強。再加上施行多年的屯田制，使得曹魏政權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軍事，都形成了對蜀國的碾壓態勢。在臨出征前，司馬昭甚至斬殺反對伐蜀的強硬派鄧敦，使得曹魏上下統一了伐蜀的決心。 蜀漢後期朝政黑暗，各派矛盾重重，唯一對曹魏有威脅的姜維，被朝堂排擠被迫屯兵沓中，姜維雖敏銳地覺察到了魏軍的戰略意圖，並上表後主劉禪加強陽安關和陰平的防衛。但黃皓卻為了一己私利排擠姜維，利用占卜的卦象迷惑劉禪，使其不相信曹魏會入侵蜀國，延誤了最後的戰爭準備時機。難以對曹魏入侵做出及時應對。
鄧艾攻破江油的消息傳到了蜀國朝堂，劉禪如夢中驚醒一般，立即作出戰略調整：一方面派遣諸葛瞻率軍前往涪城抵抗鄧艾；另一方面令鎮守巴東的閻宇前來支援，同時向吳國求援。從戰略角度看，蜀漢的這次應對決策並無太大問題，但如要仔細分析，其中還是存在很多巨大隱患的。 蜀漢以諸葛瞻為主帥，雖說可以憑藉其諸葛家族的背景，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可絲毫沒有軍事經驗的諸葛瞻，統帥軍隊的能力是很值得懷疑的。另外，率領的軍隊多為臨時招募和成都附近城池原有守備軍。而巴東的增援尚在路上，南中的霍戈由於沒有劉禪命令，沒有前來增援。因此諸葛瞻率領的軍隊雖然人數眾多，但相比起精銳的鄧艾軍，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的。 雖然在戰鬥開始階段，魏軍一度戰鬥失利。意識到危險的鄧艾，一度表現出要斬殺先鋒官師纂和其子鄧忠。而蜀軍在諸葛瞻等人的激勵下，更是爆發出了強大的戰鬥意志。 但雙方重整再戰，最終的結局，蜀軍難敵魏軍衝擊。其中包括諸葛瞻、諸葛尚在內的蜀國將領幾乎全軍覆沒，以近乎悲壯的結局，結束了自己的最後一戰，綿竹關宣佈告破！鄧艾軍長驅直入導致成都，直接暴露在魏軍面前。但此時的蜀漢尚未到達無可救藥的地步，其中其三大主力：劍閣姜維、巴東閻宇和南中霍戈主力軍依舊保存完整建制。 鍾會的十幾萬大軍，仍被姜維擋在劍閣關外，鄧艾雖取得綿竹關的勝利，但自身損失卻十分慘重。此時的劉禪只需利用成都堅固的城池防禦，等待回援的蜀軍，鄧艾自會不戰而自潰，為何會選擇輕易投降呢？ 此時的蜀漢朝堂依舊上下混亂不堪，譙周的亡國論大行其道，蜀漢君臣上下都不把自己，當成正統王朝、而是在心底暗中接受，佔據中原的曹魏的正統地位了，他不投降，有人會帶著他的頭去投降。 唯有劉禪的兒子劉諶主張堅守成都，戰鬥到最後一刻，但昏庸的劉禪顯然不會接受，這種玉石俱焚的守城計劃。因而在這種背景下，劉禪反覆權衡，最終選擇譙周投降鄧艾的建議，也就不難理解了。所以蜀漢才會有那麼多不戰而降。沒有抵抗意識和抵抗意志了，這是核心原因。
在大多數人看來，蜀漢的滅亡歸咎於，蜀漢晚期黃皓禍亂朝政，以及姜維數次北伐，過分耗費了蜀漢國力。這些因素固然對蜀漢的覆滅，產生了一些影響，但並非是其滅亡的決定作用。說來說去，君主的凝聚力起到很大的作用，劉禪只能當個富公子，並不適合當皇帝。劉禪未做抵抗宣佈出城投降，延續43年的蜀漢政權最終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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