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過長征的外國人中，職務最高、影響最大者首推李德。在遵義會議上，李德的錯誤受到了嚴厲批評，但他堅持認為自己作為顧問只是提提意見，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而“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這次會議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揮權。
1939年秋，周恩來赴蘇聯治病。李德接到中央臨時通知，批准他同機返蘇。就這樣，李德結束了他在中國的軍事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李德返回蘇聯後，受到共產國際批評，不允許他再過問中國事務。1954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國定居，主要從事翻譯工作。1961至1963年，李德曾擔任東德作家協會第一書記。60年代中期，李德一反常態，開始大談中國問題，並對毛澤東進行點名攻擊。1964年5月27日，作為德國黨主要喉舌的中央機關報《新德意志報》發表了李德的署名文章《毛澤東以誰的名義講話？》，該報在同一天刊發了記者對李德的訪問記，標題是《奧托•布勞恩——一位參加過（中國）“長征”的人》。1969年李德又在《地平線》週刊第23到28期連續發表了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在對這一長文進行補充修訂的基礎上，1973年由迪茨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單行本《中國紀事（1932-1939）》。
在《中國紀事》一書中，李德對當年尤其是長征時期的一些史實進行了歪曲敘述，並對一些中共領導人進行攻擊、誹謗。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德此舉並不是他個人的自發行動，也不僅是為了洩私憤，更是當時的一種政治需要。1980年，現代史料編刊社作為“供內部參考”的秘密資料編印了《中國紀事》一書（2004年東方出版社亦曾作為內部資料出版），很快受到各界關注。為澄清歷史事實、消除不良影響，1981年《紅旗》雜誌以伍修權的署名發表了《遵義會議的光輝不容玷汙——駁李德對遵義會議的汙衊》一文。作者說：“我作為李德當時的翻譯和遵義會議的列席人員，有責任和義務，用確鑿的歷史事實，駁斥李德對遵義會議的種種誹謗，以正視聽。”文章通過大量史實指出，李德竭力歪曲遵義會議前的形勢，竭力否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硬說（毛澤東、洛甫、王稼祥）這是“宗派”，攻擊遵義會議討論解決軍事問題，把遵義會議以後的軍事戰略方針說成是錯誤的等等，都是“拙劣的歪曲和卑鄙的攻擊”。這篇文章應該是中共對李德《中國紀事》僅有的一次正式公開駁斥，文中雖對該書一字未提，但所引材料和觀點全部出自該書。伍修權在後來接受索爾茲伯裡採訪時說，李德想通過自己的回憶錄“粉飾自己的過失並詆譭毛澤東等反對他的人是徒勞的”。
伍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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