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世故人情中的智慧

“世故人情”恐怕是不入正經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獲得了一種特殊價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細細想來，也確乎如此，三五好友，難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亂侃一通，除了“聊天氣”之外，可不就要“談世情”。這類話題，於人生閱歷之外，往往透著幾分智慧，還能逗人忍俊不禁。按照朱自清的說法，這背後還暗含著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兒”。這就進入了一種境界，我們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散文本來就是“侃大山”的產物；閒談絮語中的智慧、風趣，連同那輕鬆自如的心態，都構成了散文的基本要素。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種人生智慧與政治智慧。這可是咱們中國人的“特長”。有人說，中國這個民族不長於思辨，藝術想象力也不發達，卻最懂世故人情，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們通常對人的評價，很少論及有否哲學頭腦，想象力如何，而說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達人情”，都是以對“世情”的把握與應對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為標準的。

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孔孟儒學，還是法家、道家，對“世故人情”體察之精微、獨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曾經讚歎韓非子“對於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樣的精密”，以為“他那樣的分析手腕，出現在二千多年前，總不能不說是一個驚異”。魯迅在研究中國小說史時，也從中國明清兩代小說中，發掘出了“人情小說”這一種小說類型。他評價說，這類小說常“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他們都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政治智慧與人生智慧，這個事實本身就是發人深思的。

歷史進入本世紀，急劇的社會改革導致人心大變，縱橫捭闔的政治鬥爭的風雲變幻，更是逼得人們必須深諳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維方式的簡單化，直線化，認識與現實的脫節，甚至可能帶來滅頂之災。散文家孫犁就說到“文化革命”中由於“不諳世情”怎樣備受磨難。這是一個毋庸迴避的事實：中華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學會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為中國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無妨請他先想一想我們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世情書”背後的血的驚心與淚的沉重是不應該忘記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極端：時時處處念念不忘，沾滯於茲，無以解脫，也不會有“世情書”的產生。朱自清曾說，《左傳》、《戰國策》與《世說新語》是中國傳統中“三部說話的經典”。應該說，《左傳》與《戰國策》裡都包含有十分豐富的人生智慧與政治智慧，但它們“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都不是我們所說的“世情書”。真正稱得上的只有表現了魏晉清談風的《世說新語》。這裡的關鍵顯然在說話人的胸懷，氣質，心態，觀照態度。魯迅嘗說“魏晉風度”於“清峻”之外，尚有“通脫”和“豁達”的一面。所謂“豁達”，就是“看透”以後的“徹悟”。這既是徹底的清醒，又是一種超越，另有一番清明、灑脫的氣度。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幽默”——這是更高層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層次的審美境界。

在我看來，真正達到這一境界的，魏晉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當然，兩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義精神的影響，科學民主的現代觀念已經內化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們卻又身處於中國傳統習俗的包圍之中，內心要求與現實環境的強烈反差，使他們不僅在感情和心理上不能適應，覺得像穿一件潮溼的內衣一樣，渾身不自在；而且時時、處處都會產生荒誕感。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自我生存方式的荒誕性的自覺意識，因此，它是刻骨銘心的；說出時又是儘量輕鬆的。但敏感的讀者自會從那哭笑不得、無可奈何的語氣中體會到，作者一面在嘲笑中國文化的某些弱點，一面卻又在進行著自我調侃：而恰恰是後者，使這類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氣十足，鋒芒畢露，而別具“婉而多諷”的風致，這又在另一面與中國傳統的美學風格相接近了。

“幽默”裡本來也多少含有點“玩世”的味道——在參悟人情世故之後，似乎也必然如此。還是魯迅說得對，“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情書”中的幽默，正在於恰到好處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間的分寸。從人生態度上說，則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實際的幻想，又積極進取認真，保存一顆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調侃語調下，內蘊著幾分憤激與執著，形成了這類現代“世情書”豐厚的韻味，其耐讀處也在於此。讀這樣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樣放冷箭，說俏皮話，你都能觸摸到那顆熱烈的心，感受著那股叫真勁兒，這也構成了本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學時代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