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特別體現在哪裡？

簡單地說，就是魯迅的思維方式、

感情方式、思想觀念、

對很多問題的看法，

和我們大多數人所習慣的不一樣。

很多人都認為魯迅是說真話的，

魯迅自己說，不，我並不想講假話，

但是我並沒有把我心裡想講的東西全部說出來，

因為我心裡想的東西太可怕了。

魯迅還公開承認，

在一定的條件、環境下，他還要騙人。

魯迅是一個非常不合時宜的人，

人們美化過去、未來、死亡，

其實不過是想找一個精神的避風港而已。

但魯迅恰恰不允許我們有這樣的避風港，

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風，

你必須正視現實的不幸、不滿和曲折；

你只有一條出路——正視，而不能逃避。”

——錢理群

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讀魯迅？

文｜錢理群

01

“他媽的”背後，是一個很深社會問題

很多人問我，讀魯迅作品該讀什麼。我經常向他們推薦兩篇文章，我說你讀懂這兩篇，大概就懂魯迅了。第一篇是《論他媽的》。“他媽的”是中國的“國罵”，每個人都會罵。

魯迅說他在農村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對父子在一起吃飯，那天的飯菜非常好吃，爸爸就對兒子說：“他媽的，你吃吧。”兒子則回答說：“他媽的，你吃吧。”

這裡的“他媽的”跟我們今天說“親愛的”意思差不多。親愛的，你吃吧。所以作為國罵，大家都非常習慣了。但這樣的國罵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從來沒有人寫文章談“他媽的”。

罵人從來就有，中國古代就有，《詩經》時代就有罵人的，但那時候罵人不罵“他媽的”。罵“他媽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從晉代，這是魯迅考證的結果。

為什麼從晉代開始？晉代有門閥制度，講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一切都前途光明；你出身寒門，就什麼都沒有。在這種等級制度下，那些寒門出身的人當然對大家族非常不滿，但又不好也不敢公開反抗。

那怎麼辦？只好曲線反抗，說你為什麼神氣，不過是有個好媽媽，那我就罵你媽，並從這裡得到快樂。但魯迅說這是卑劣的反抗，他從“他媽的”這句國罵裡發現了兩個重要的東西：

一個是體制中的等級制度，另一個是國民性的弱點——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並因此得出結論：只要中國還有等級存在，中國就會不斷地有國罵。

我們不由地會想到今天。以前曾流行過一句話：“學了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現在則說：“有了好媽媽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

而且這種等級制度正在固化，富二代永遠是富二代，官二代永遠是官二代，窮二代永遠是窮二代，在這種情況下，就很容易出現國罵“他媽的”。

從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國罵本來是個司空見慣的東西，我們平常都習慣了，沒有任何人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但是魯迅提出了懷疑。而且他不但懷疑了，還把問題開掘得如此之深。

02

為什麼魯迅會說，他時刻要說謊

這是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魯迅在思維方式上的特別之處。第二篇文章的題目也很怪，叫《我要騙人》。

很多人都認為魯迅是說真話的，魯迅自己說，不，我並不想講假話，但是我並沒有把我心裡想講的東西全部說出來，因為我心裡想的東西太可怕了。

稍微講一點，人們就會說魯迅多冷酷。魯迅說，如果有一天我把心裡想講的話全都說出來，還有人願意接近我，那麼這個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所以可以看出魯迅是有所講而有所不講，並沒有把想講的話全部講出來。

魯迅還公開承認，在一定的條件、環境下，他還要騙人。魯迅講到一個真實的故事，他說有一年冬天，他從家裡走出來，在門口遇見一個小女孩。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水災，這個小女孩正在為災民募捐。這個小女孩見到魯迅就抓住他的手，說先生給點募捐吧。魯迅做何反映呢？

魯迅知道，當時社會正處在國民黨的腐敗時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來的錢是不會落到災民手裡的，一定會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爺們給貪汙掉。

因此在他看來，小女孩募捐的事情是沒有意義的。這是魯迅心裡想講的話，但是魯迅說：

我能把這個話講出來嗎？我能對小女孩說，你這樣做是沒意義、沒價值的嗎？

我看到她渴望的、熱情的眼光，我就說不出話來。我不但不會對她說出真話，相反我還要騙她，說小女孩，你做得非常好，我感激你。

魯迅從兜裡拿出一大把錢來給小女孩，小女孩拿到錢後，緊緊握住魯迅的手說謝謝你。

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遠，她握手的溫熱魯迅還感覺得到，但魯迅覺得這溫熱像火一樣燒灼著他的心，因為他騙了這個女孩子。

魯迅反躬自問，難道我能不騙她嗎？在那個時代能夠處處、時時都說真話嗎？他又想起母親，遠在北方的母親已經80多歲了，她整天唸叨的是要長生不老。

她對我說想要福壽，我能對老母親說你不能長壽，你遲早會死的，我能這麼說嗎？我不但不能這麼說，我還得安慰她，母親你一定長壽，因為你一生做了這麼多好事。

但在我的內心裡，我感覺我騙了母親。魯迅由此得出結論，現在還不是披瀝真實的時候，因此我時刻要說謊。

不知道諸位聽了這個故事怎麼想，我聽了之後非常受震動。能夠公開說真話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夠像魯迅這樣，如此真誠、坦率地承認自己也騙人，恐怕更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

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也是我們每個人每一天都會遇到的問題——我們能夠說真話嗎？這個問題涉及我們的言說方式，魯迅因此寫過一篇文章，收在《野草》裡面，名為《立論》。

其實我們講話每天都是在“立論”，魯迅在文章中提到，提出了三種說話的方式：第一種，按照事實說話，說真話；第二種，按照別人的需要說話，說假話；還有一種，說模稜兩可的話。

我們恐怕每天也都面臨這種選擇——說自己心裡想說的話，還是按照別人的要求來說話，或者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

其實人的言說方式，即所謂立論就這三種，沒有第四種。每個人都面臨一個言說方式的問題，誰也不去想它，不敢去正視它，但是魯迅想了，正視了，他提出來了。

03

所謂孝道、報恩，實際上是權利綁架

我們再來看看魯迅對倫理道德的看法，這在今天也是有意義的。比如說，我們今天大講孝道，其中有一個觀念叫“報父母之恩”。

魯迅對此提出質疑，他說得很坦率，我想今天還是會讓一些人難以接受。父母為什麼生孩子，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要延續後代，延續生命，另一個就是想要性交。

為了滿足性交的慾望而生下你來，有什麼恩可談。這是一個自然的生命過程，而有恩是什麼意思呢？這背後隱含著一種“因為我生了你，所以我有權利支配你”的邏輯。

我有“恩”於你，因此你必須服從我，這完全是一種父權主義的思維，把父子關係變成權利關係。魯迅所要質疑的正是這一點。

魯迅說，你去看農村的家庭主婦，她在哺乳嬰兒的時候絕不會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愛他的子女，也絕不會想到他是在放債，將來孩子長大了要還債。

所以魯迅說，實際上這都不是真正的愛，真正的愛是超越交換關係和利益關係的天性的愛。

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對父母的愛，都是出於人的本性，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而所謂的孝道、報恩，實際上是一種權利關係。

這種話現在講起來可能還是會讓很多人覺得大逆不道，居然敢說父母對子女沒有恩。

04

中國人最會做戲，最會玩弄文字遊戲

我們再來看看魯迅是怎麼看待中國人的言說的。他對中國人的言說，包括報紙上的宣傳，有兩句概括：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中國是做戲的虛無大國。

中國人最會做戲，最會玩弄文字遊戲，我看了很有同感。漢語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靈活的語言，任何事情不好提，用漢語一說就變好了。

比如說失業，我們不叫失業，叫待崗，一聽待崗，就說明有工作的希望，好像問題就不嚴重了。

這就是中國語言特有的靈活性，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遊戲性。魯迅因此提醒我們，在聽中國人講話、看中國人寫文章的時候要注意：

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比如說我要做什麼，其實並不準備做；

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要做那樣的；

有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的；

還有一聲不響就做了的。

聽到這樣的講話或宣傳，如果你真的相信了，用魯迅的話說，你就是個笨牛；如果你還把別人說的話認真做起來，那就是不合時宜。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說謊，但每個人都做出一副相信他說謊的樣子，這便是遊戲規則。如果你說破了，你反而成為公敵。

如何看待報紙的宣傳，魯迅也認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往往它拼命說什麼，反而是因為它缺什麼。

魯迅舉例說，我們平時不會想起自己的額頭或肚子並因此對它們進行特別的保護。但有一天他頭疼或者拉肚子了，便會到處講我們要注意安全，注意衛生。

如果聽到這些話就以為這個人是個衛生家，你就上大當了，所以魯迅說，缺什麼才講什麼。由此魯迅做出一個很驚人的判斷。大事怎麼看報紙宣傳呢？魯迅說他有一個經驗，就是正面文章反面看。

我最近跟一個大學生談話，我說你看網絡消息，千萬別隨便義憤填膺地表態，你可能義憤填膺表了半天，最後一聽是假的。

進入後真相時代，對於所有的問題，包括別人講的話、宣傳的話、網絡上的話，都要有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判斷，不能隨便輕信。

但是反過來也不能隨便懷疑，報紙不能全都說假話，有時候也會說真話，如果什麼都正面文章反面看，就會陷入虛無主義的困境。

05

對公認的價值觀，魯迅有其他看法

在一個社會里，比如我們社會，會有很多公論，如科學、民主、平等、自由和愛國等，這些都是公認的價值觀。魯迅對這些公認的價值觀持有怎樣的態度？

民主。魯迅當然是民主的支持者、鼓吹者，但魯迅也提醒我們，民主有一條基本原則叫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原則可能會導致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迫。

這也很好理解，比如說網絡的興盛顯現了民主的發展，但也會造成“網絡暴政”，對此大家應該都有體會。所以說魯迅在肯定民主的同時又質疑民主。

平等。魯迅作為左翼知識分子，當然強調平等，但他也提醒我們，平等絕對不是平均主義。如果你強調平等，把一切都削平，你把最高的砍掉了，最低的也上不來，反而會造成新的社會問題，甚至帶來新的社會災難。所以對於平等，魯迅也是既要肯定又有質疑。

自由。魯迅當然強調自由，有記者曾經問過魯迅，說如果你現在面對一箇中學生，你準備對他說什麼？魯迅說，我要對他說，第一步要爭取言論自由。

但魯迅同時提出來，自由和平等可能是矛盾的。他批評當時的自由主義者，說你們講自由是對的，但如果過分強調自由，陷入純粹的精英意識，就有可能忽略社會平等。

還有愛國。魯迅當然是愛國主義者，不過提醒我們，在存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現代社會里面，每一個國民包括知識分子，不管有怎樣的理想信念，都應該有基本的民族立場，都應該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在這一點上魯迅是不含糊的。但按照他的思維習慣，魯迅也對過分宣揚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提出了自己的擔憂。魯迅要人們警惕那些愛國的自大家。

他舉例說，當時有這樣一些言論：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國文明雖然好，但中國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國人的東西中國早就有過；外國也有叫花子，因此中國最好。

魯迅說，這樣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點，表現為“愛國的自大”，因此拒絕改革。中國現在第一了，還改什麼？然而不改革，中國就會走向滅亡，所以魯迅把這種愛國者稱為愛亡國者，愛的是亡國，不是愛國。

魯迅提醒人們，別看外國人總說中國好，其實是希望中國成為他們玩耍的工具，所以對這種外國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由此可見，魯迅對我們習以為常、從不懷疑的東西，如民主、自由、平等、愛國，都持有一種非常複雜的態度。他不是簡單地肯定或否認，而是在肯定中有否定，在肯定中有質疑。

他強調既要吸取這些價值觀念，同時也要保持質疑。要在吸取與質疑、肯定與否定之間不斷旋轉，從而使自己的思考逐步深入。這是一種我稱之為魯迅式的、既有堅守又有質疑的思維模式。

魯迅是一個非常不合時宜的人，因為他的思維太怪了，太反常了，太超出我們習慣的事物了。人們美化過去、未來、死亡，其實不過是想找一個精神的避風港而已。

但魯迅恰恰不允許我們有這樣的避風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風，你必須正視現實的不幸、不滿和曲折；你只有一條出路——正視，而不能逃避。這跟我們大部分人的選擇是不一樣的。

作者簡介：錢理群，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本文摘自：錢理群先生2017年關於“魯迅主題”的講座內容。

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1948：天地玄黃》等；錢理群一直關注教育問題，多有撰述併為此奔走。他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