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八十年代是知識分子覺醒的時代，這個時代在精神上暗合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擔當和追求。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是為了擺脫封建文化的桎梏，而八十年的反思運動，則將目標指向政治話語的束縛。伴隨著國門的打開和政治的鬆動，知識分子開始在發現自身方面傾注了巨大的熱情。他們一面思考著自我的歸屬、自身的價值、自主的意義，一面探求著自己之於學術、之於時代、之於社會的責任。這種精神探索雖然是內外雙方向的，但在終極旨趣上卻是合流歸一的，既以內心層面上的返歸本真為基石的立場訴求，而這種訴求簡單概括來說就是“獨立、自由、批判、創造”。本文原載“活字文化”，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不要將八十年代過於理想化
如果不能體察這一代人這種刻骨銘心的記憶，大概很難理解他們的學術。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通過痛苦的反思，獲得了一次真正的覺醒；同時又在歷史提供的特殊機遇中，與直接承續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輩學者相遇，不僅接受了最嚴格的學術訓練，而且在精神譜系上與新文化傳統相聯結，並進而把自我的新覺醒轉化成了新的學術。於是有了對研究對象的獨立發現，同時又是真實的自我的發現與展示。
▍覺醒：主體意識的呼喚
我曾這樣描述自己第一本學術著作《心靈的探尋》：
“這是我的《狂人日記》：第一次發現‘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第一次明白：數十年‘時時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也未必無意之中沒有吃過人!於是有了我的第一次‘反戈一擊’：面對幾十年形成的，幾乎滲入靈魂、血肉的觀念、準則、理想、信仰，第一次發問：‘從來如此，便對麼?’同時有了我的第一次‘掙扎’，第一次靈魂的呼號：‘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這裡說的不只是我自己，或許也包括趙園在內的我的許多同代人，以及《艱難的選擇》這樣的一大批“起步”之作。
而且這樣地與魯迅相類比，也並非想攀附前賢，不過是強調這一代人從以對人的教化為主要特徵的文化束縛中解放出來，與五四那一代掙脫不把人當作人的“封建文化”的束縛是同樣“艱難”與偉大的。這時間上至少間隔了兩三代的兩代人也因此而結下精神上的不解之緣。這一代人“學術”的最初形態與特點，都應該從這樣的思想的掙扎與解放、覺醒中得到描述與說明。
比如，正是因為有了那個知識分子被視為“臭老九”，而被剝奪了存在權利的時代，這才會有了這一聲“認識你自己”的吶喊——這本是五四先驅對希臘哲人遙遠的呼應，現在又被趙園鄭重其事地當作自己著作的題詞；有了以“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作為自己的持續(甚至終生的)研究對象與課題的學術選擇，並爆發出如此巨大的講述熱情：就這本《艱難的選擇》而言，不僅有了“上篇”、“下篇”，還要將“不能或未及寫入本書‘正文’的缺乏連慣性的思想和印象”寫成“餘論”，並且宣稱“打算繼續寫下去，直到無可再寫為止”，於是又有了“附錄”：“附錄一”，“附錄二”，以至“附錄三”。
自己寫不夠，還要朋友也“海闊天空”地“寫一點”，黃子平兄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大篇，似乎還不過癮……。這本身已經構成了一種典型的學術現象：子平當時即已意識到：
“彷彿不是我們選擇了題目，而是題目選擇了我們。我們被糾纏上了，命中註定的，要與它撕擄不開。”
不可重複的欲求與熱情同時也是那個八十年代的讀者的。只要想想這個事實就足以使後代人瞠目結舌：僅這部《艱難的選擇》一年之內即重印三次，印刷總數達六萬餘冊。據作者說，類似的“嚴肅的學術著作”還有“印至一二十萬冊之多”的。作者這樣不知疲倦地述說，讀者也這般如痴如迷地傾聽，這樣的知識飢渴，對知識者如此的關注，對學術著作這般的青睞，就是在五四時期也是未曾有過的。這裡也存在著某種誤解(例如有些人還分不清“文學”與“學術”)，免不了幼稚之嫌，但其中的真誠與純潔卻是無可懷疑，並讓人永遠懷想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一代學人的學術選擇。一切出於這樣的一種學術衝動(推動力)，如趙園所說：
“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認識這個世界，同時在對象世界中體驗自己的生命”。
因此，這樣的學術必然是主體投入的：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人們幾乎聞‘主觀’而發抖，他們恨不能把自己的靈魂整個兒地藏起來。……我們現在終於有可能隨隨便便地談論‘主觀’了。”
這主體意識的恢復與強化本身即是一種解放，既是“自我表達乃至宣洩的慾望”的滿足，又是自我的反省與反思，因而不免是“今是而昨非”的不斷質疑與否定，更是在自我(思想力，想象力與表現力)的挑戰中尋求生命的擴展與昇華。學術在這裡不過是生命的實現方式，是對“人”(自我)的生命深度與力度的永遠的追求。這樣的學術同時又是介入式的，它的“問題意識”產生於現實，它的思考卻是有距離的，更帶專業性、學理性的，是更根本、也更超越的，學術的價值正是實現於“現實性”與“超越性”二者的張力之中。
▍內省：苦難歷程的涅槃
這一代人是既嚮往“連帶著生活的、文學的感性血肉，充溢著、噴發著人生氣息的”研究境界，又“追求理論發現，追求對對象、對自我超越的姿態”的。這樣的學術選擇本身，即包含著對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現代作家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種理解與把握方式，一種發現與敘述方式：把現代文學史視為“現代知識者的精神產品”，“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歷史的一種表現形態”；“試圖由心靈的創造物去接近創造者的心靈，由這些心靈去親近那整個文學時代；試圖憑藉歷史知識、藝術理論和個人經驗(包括審美經驗)探尋這藝術世界的深層結構，同時由這特殊世界去‘復原’那個時代的感性面貌”。這樣的“對現代文學作品的思想史興趣”與選擇，同時也意味著對學術風格的一種選擇：充滿了詩的激情，同時又是冷靜的反思。
王曉明因此在關於本書的一篇評論中，提到了趙園的矛盾：“我不懷疑趙園是想當一回冷靜的研究者，可到頭來她還是更像一個熱烈的抒情者”；既渴望著自由地坦露自己，卻由於積習，更因為經常提及的內在的恐懼，又使她提筆時不免有意無意地曲折掩映，她不滿意於此，一再稱之為“病態”，卻又不能擺脫，這掙扎(不僅是思想的，更是文字表達的)之苦，也同樣屬於這一代學人。但正如王曉明所說，“也唯其如此，趙園的情感表現自有一種深沉的意味。一旦她的深埋的激情穿過各種思考與表達的障礙，迂迴而出，那種獨特的深厚和凝重感，那種飽滿的力度，就遠非一般的抒情議論所可比擬”。
不可否認，以上的學術選擇，也是自覺的“揚長避短”：既是一種智慧，也包含著無奈。這一代人被稱為“學者”，其實有幾分尷尬：他們是在“批判封、資、修”的文化國策中成長起來的，無論於“中(特別是古代傳統)”於“外”兩方面的文化修養都是先天不足的；比如說吧，在這次重讀中，我就注意到，趙園的這本專著很少引述，所引的也大都是馬克思的著作，魯迅的著作，還有部分的俄國思想家、文學家的論述，這其實就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學術的“根底”(記得一位友人在讀我的《心靈的探尋》時，也有類似的“發現”，曾對我當面談過)，這自然是既狹隘又可憐的。
更為尷尬的是，我們有機會闖入(或者說是“誤入”)學術界時，都已是“高齡青年”(這是一個有幾分可笑，又令人心酸的稱謂)，全面更新知識結構已無可能，我們也試圖作些彌補，卻都收效甚微。於是我們只能避開“純學術”的研究，發揮自己人生以及內心經驗都比較豐富的優勢，以一個“覺醒者”的眼光，“反戈一擊”，作一點歷史的反省、反思的工作，用我近年愛用的說法，即是通過我們的學術研究，“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為後代人真正的學術創造提供一些基礎性的事實材料與歷史當事人的總結。命中註定的，這隻能是“過渡”的一代“學人”。趙園說：“我們參與著‘積累’。我們的成績將沉積在土層中，成為對‘天才’的滋養。”
但似乎也沒有必要妄自菲薄。儘管也有人曾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弱點”(包括知識結構的缺陷)上大作文章，試圖從根本上否認這一代學人的存在價值，但他們也都報以苦笑而置之不理，依然走自己的路。這種自信、自尊與自重是建立在這樣的自覺意識上的：儘管具體的學術選擇必然地存在著時代與歷史的侷限，但在其背後，卻存在著也許是更為根本的知識分子立場的選擇，而這顯然是有著更為長遠的意義的。在我看來，這或許可以概括為“獨立、自由、批判與創造”的立場。這樣的知識分子立場在現代中國本來是五四那一代人所開創的；我們通常講“北大精神”，按我的理解，就是指蔡元培領導下的北大所建立的這樣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範式。
▍釋放：指向奴性的批判
問題是，以後這樣的精神卻逐漸失落，以至魯迅有“五四失精神”之說。而在五六十年代之後的一段時期裡，當知識分子成為被改造的對象時，這樣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立場也就喪失殆盡。趙園這一代學人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以至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史上的地位與意義，正在於對這樣的中斷了的現代知識分子(精神與學術)傳統的恢復與承接。
因此，當趙園及她的同代學人宣佈，“我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以‘學術’為業的人”，追求“人生意境與學術境界的合致”時，實際上就是在要求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與思想的自由，以及學術擺脫任何依附關係的獨立與自由；而這一代學人學術上的強烈的自省性，則更是魯迅批判傳統的直接繼承，懷疑與否定不僅指向外部的一切奴役體制、觀念，更指向自身的奴性，這正是顯示了批判的徹底性的。
趙園在本書中，以“尋夢人”概括中國知識分子(以及自身)，表示更“關心作為創造者的知識者的心靈狀態”，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天馬行空般的狂想，放縱的藝術想象”，中國現代文學“缺少一個真正瑰麗動人的‘童心世界’”而感到遺憾，以至沮喪，正是表明了這一代學人是怎樣地期待著被長期壓抑的學術的創造力的大釋放，嚮慕著為人與治學的“大人格、大境界”啊!在我看來，正是這樣的精神構成了八十年代中國學術(而中國現代文學正是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的前沿)的核心與精髓，它的具體學術成果(包括本書在內)，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侷限，但它為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學術精神範式的重建所奠定的大格局與基礎，卻是彌足珍貴，並具有長遠的生命力的。
這一代學人各自學術個性的明晰化與分離，恐怕要到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有意思的是，趙園本人十分重視她與同代學人之間深刻的精神聯繫，在好幾篇文章中都談到八十年代外部學術環境(特別是她具體生存於其中的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學術小環境)對她的形成與成長的意義，她甚至說出這樣的話：“我相信我及我的同代人所做的，只是在‘總體估量’中才有意義”(《邂逅“學術”》)。
▍堅守：遺世獨立的自由
但趙園之為趙園，還在於她在努力認同於同代人的選擇的同時，更是頑強地維護自己“這一個”的思想與學術上的獨立性，以及個體生命的不可侵犯性。在《十年回首》裡，她談到了在一次演講之後，“突然懷疑自己被講臺所操縱”，“被操縱於聽眾的情緒”，於是，“對講臺感到厭倦”，進而作出了反省：“交流的渴望，是極其正常而不可抗拒的誘惑”，但在演講中卻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表演”；她質問自己：“你為了‘交流’而犧牲了真誠。這代價是否值得?”
而這樣的“演講”所顯示的學者的存在方式，作者與讀者(聽眾)的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學術思維與表達上的“演講風”，與此相應的心態……等等，正是八十年代中國學術潮流的重要表徵。趙園恰恰是在對之產生的厭倦中，更清醒地認識了真實的自我實在需要、適合什麼，於是她鄭重地、並且不失時機地自動地“由八十年代的氛圍中脫出，與某些聯繫脫榫，回到更宜於我的‘獨處’與‘自語’狀態”，“回到我的性情，我本有的態度、方式”。
趙園的這一“脫出”發生在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初。我自己幾乎在同時也產生過這樣的對“表演”的厭倦感，也有過“脫出”的念頭(參看拙作：《自說自話：我的選擇》)。但我終於沒有做到，這也是由我的性情所決定的。在我看來，無論是趙園的“脫出”，還是我的在困惑與矛盾中的堅守，都是對自我個性的追尋與堅持；因此，從表面上看，九十年代以後，我們的人生、學術之道都顯示出不同的風貌，但在內在精神上卻依然相通。
趙園在“確認書齋之為我的‘生活方式’”以後，“在日復一日的讀與寫中”，又“體驗著自己的被製作，被寫作這行為製作，被那一套‘學術話語’製作，被學術方式製作”，她發現“學術已壓殺了我們的有關能力——像張愛玲那樣活躍的語言感覺，那樣富於靈性的想象與聯想”，於是終於有了趙園式的一聲呼叫：“這‘職業化’的嫻熟令我恐懼!”(《代價》)。這呼叫出現於“學院派學術”成為九十年代的學術潮流時，實在是意義重大的。
趙園十分清楚，學術“這份職業是適合我的”，她對命運的這一安排甚至“懷著感激”，她恐怕永遠要在書齋裡生存下去，那幾乎是唯一的她的去處，她不可能反對學院派的學術，但趙園之為趙園，或者說她的難得之處，正在於她“依賴書齋環境，同時知道其代價”，敢於正視與揭示學院學術的負面，所存在的學術“陷阱”，“保有了這一份自省、自審的能力(也無論這能力是否有妨生存)”(《代價》)。
趙園從八十年代學術氛圍中的自動“脫出”，對九十年代學院派學術(以至學術自身)的質疑，充分地表明瞭她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的選擇)，而鄙薄另一種選擇(急進主義的，革命的選擇)，學術界很多人卻對此保持可疑的沉默，又是趙園著文公開表示：
“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認識這個世界，同時在對象世界中體驗自己的生命”。“厭惡於(這類)隨時準備著將鼻樑塗白的‘反思’，厭惡於那永不吝於‘向過去告別’的輕浮，尤其不能忍受對‘歷史’對前輩選擇的輕薄的嘲弄。在我看來，那是對生命的褻瀆，對他人生命的輕薄。那一代人畢竟經由‘革命’，尋找過人生之‘重’。即使在理念的外殼被拋棄之後，甚至在‘汙穢與血’畢現之後，仍有這‘重’在。”
趙園在這裡所要維護的，依然是人的生命選擇的尊嚴與自由。是的，在“獨立、自由、批判、創造”這一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上，是不能作出任何讓步的。幾代人(連同我們自己的)的充滿血和淚的經驗教訓已經證明，這是一條“底線”，往後退一步，我們就什麼都沒有了，就由“人”變成“奴”，由“知識者”變成“幫忙與幫閒”了。在反思歷史，包括對八十年代的中國學術進行歷史的總結時，我們要敢於正視與校正曾經有過的失誤，同時也應警惕：我們是否放棄得太多了?
就要結束這篇或許過長的序言時，我又看到了一位九十年代的北大研究生的一段話：
“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認識這個世界，同時在對象世界中體驗自己的生命”。“我向往八十年代，我最大的遺憾便是沒有搭上八十年代的末班車。——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有三個可貴的特點：一是單純明朗的理想主義，二是不屈不撓地參與歷史的熱情，三是對‘知識分子’身份的空前自覺。”
不知道這位青年學生的意見在他的同代人中間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至少證明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還是給後代人提供了某些可供懷想的東西，作為這一代人中的一個成員，我是因此而感到了某種欣慰的。當然，我也想告訴這位年輕的朋友：不要將八十年代過於理想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價值，也存在著自己的問題；即使是你所看到、並且十分嚮往的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的這些特點，在有著確實“可貴”的價值的同時，也存在著負面的因素。後來者應該站得更高，在繼承、堅持的同時，也要對之進行質疑。我們並不迷信進化論，後人不是註定了必然超過前人，但作為過來人卻又是真誠地期待著新的一代能夠超越於自己。
當然，我們這一代的路還沒有走完，但不過也只是沿著已經選定的人生與學術之路，走到底就是了。趙園，你說呢？
本文原載“活字文化”，文章原題為《不要將八十年代過於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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