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 —1988）無論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還是我們這裡著重討論的 20世紀 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中，都是獨特而巨大的存在，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大師級的人物。梁漱溟一生經歷了四個階段，做了四件大事。 1917年，二十四歲的梁漱溟因為一篇文章（《究元決疑論》）被蔡元培看中，受聘在北京大學任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堅持為孔子說法，成為現代新儒學的早期代表人物。 1921年，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那成為他“豐富博雜一生的綱要”。 1924年，三十一歲風華正茂的梁漱溟突然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曹州辦學，後又到山東鄒平，推動鄉村建設運動，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建立鄉村建設實驗區與縣政建設實驗區，設立村學、鄉學，實施廣義的教育工程，如推行農業改良，建立鄉建金融，整頓風俗等，如研究者所說，“其設計之精、規模之大、內容之廣、細節之富、效果之豐，是令人驚異的”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梁漱溟被迫中斷了他的鄉村建設實驗，轉而推動愛國團結統一運動，以國民參議員的身份，訪問延安，巡視抗日後方，參與發起領導中國民主同盟，調停國共兩黨紛爭，為和平奔走不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六歲的梁漱溟選擇了“留在政府外邊”做獨立觀察者、研究者的道路，他也因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與毛澤東發生當面衝突，研究者說，這“在 1949 年之後的歷史上屬於僅此一例”。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梁漱溟更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精神，公開對毛澤東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提出保留意見。梁漱溟在50、60、70年代還寫了《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中國——理性之國》等著述，寫出了自己對新中國的觀察與總結。而立意於 1924年、正式著筆於 1957年、完稿於 1971年，創作過程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人心與人生》，則是“一本體系完備、思慮精深的人性論 ” ；梁漱溟在晚年接見來訪者，談到《人心與人生》時，特意提醒說：“我想我一生，寫成這本書，是我的最重要的事情。
在訪談裡，梁漱溟對自己如此定位：“我承認自己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並且是本著自己思想而去實行、實踐的人。”這表明：梁漱溟不是在學院裡高談的所謂“純學者”，他的思想是要實行的，他是個行動者，而且是投入了自己全部生命的；他也不同於一般的實行者，他的實踐是以自己的獨立、獨特思想為指導的，因而具有高度的自覺的理性。簡言之，他是以讀書、思考、研究、實踐為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的。研究者因此說，梁漱溟“會在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不單單是因為他獨特的思想，而是因為他表裡如一的人格”，他“以自己的生命去體現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理想，就這點而言，他永遠都是獨一無二的”。對梁漱溟一生的思考與行事，馮友蘭有一個概括：“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而在梁漱溟這裡，這兩方面又是統一的；人們評論他是“中國最後一個儒家”，“儒家思想導向的鄉村建設派最有影響的人物”。正是後者，將梁漱溟與其他鄉村建設運動的推動者，如晏陽初、陶行知、盧作孚等區分開來：他是更加自覺地以儒家思想為鄉村運動的導向的，這構成了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
（一）
“
梁漱溟也就為同時期方興未艾的中國鄉村建設運動打上了自己個人的鮮明印記。從表面上看，晏陽初、陶行知、盧作孚等人，也都提出過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強調中西融合；但他們實際上都是傾向於歐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因此，他們對中國傳統資源的吸取，著眼於尋找傳統與西學的聯接點。梁漱溟強調的不是中國傳統與西方文化的契合之處，而恰恰是不同於西方的，而在他看來又是高於西方的儒家思想之本，即他說的“中國老道理”。
據說梁漱溟人生有“四不料”，如“不料由厭惡哲學而在大學講哲學，終被人視為哲學家”，“不料自幼未讀四書五經而後來變為一個擁護儒家思想、讚揚孔子的人”等等；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不料自己幾代人都生長在北京的都市，而成為從事鄉下工作、倡導鄉村建設的人。”而且如前所說，梁漱溟當時是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在學術上前途正未可限量。他這樣突然改變自己的人生路向，究竟是為什麼？其動因何在？我們對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與實踐的討論，正可以由此開始。
於是，我們注意到梁漱溟的如下宣示：“我所主張的鄉村建設，乃是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是僅止於鄉村問題而已”，“鄉村運動正是民族自覺的開端”，我們的目的是“從鄉村開端倪，漸漸地擴大開展成功為一個大的新的社會制度”，“從中國舊文化裡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這表明，梁漱溟對鄉村建設問題的關注與思考，並不侷限於鄉村問題本身，而是著眼於 “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是要尋找一條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創造新的“社會制度”“新文化”之路。因此，在他看來，把“社會重心從城市移植於鄉村” ，重新發現與覺悟鄉村的意義，建設新農村，“在近代都市文明之外，闢造一種（新的）鄉村文明” ，乃是民族新自覺的開端與標誌。而在這背後，更有著對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長遠思考與展望。
這正是梁漱溟的特點：他所有的思考與實踐，包括對鄉村建設的思考與實踐，都是圍繞著“中國問題是什麼？如何解決中國問題？”而展開的；而且他的任務，更準確地說，他自認的使命，就是要給中國問題找出答案與解決之道。
那麼，梁漱溟所面對的“中國問題”，又是什麼呢？
1930年梁漱溟寫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文，談到自己 1893年出生後的第二年即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民族以其特殊文化迷醉了他的心，萎弱了他的身體，方且神遊幻境而大夢酣沉，忽地來了膂力勃強心腸狠辣的近世西洋鬼子（和東洋鬼子），直尋上家門；何能不手忙腳亂，頭暈眼花？何能不東撞西突，胡跑亂鑽？”“我們許多先知先覺所領導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亦於此加緊地、猛烈地進行了”。據梁漱溟觀察，這樣的民族自救運動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無論是康梁變法維新運動，還是孫中山的革命運動，都是效仿西方的現代化發展道路，追求“資本主義的經濟，新興中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近代民族國家之‘三位一體’”的體制；而梁漱溟說的後期，是指 1924年“國民黨改組容共以來的國民革命”，據說這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於對傳統西方文明的反思而出現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新思潮，自覺地走“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即“布爾西維克”（今譯“布爾什維克”）主義之路。而在梁漱溟看來，到了 30年代，“以西方為師”與“以俄國為師”這兩條道路都出現了危機。他如此描述思想界與愛國志士的苦悶與困惑：民族自救運動“前後換了不知多少方式，賣了不知多少力氣，犧牲了不知多少性命，而屢試無效，愈弄愈糟，看看方法已窮，大家都焦悶不知所出。究竟我們怎麼會得到這步天地？事到今日，不能不回頭發一深問”。
這就是梁漱溟所面對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這就是梁漱溟所要解決的問題：“為中國社會改造和發展提供新的出路。”
為此，梁漱溟連續寫了兩篇文章：《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1930）和《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 ——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 1931），對以往的民族自救之路，進行全面的反思。但仔細閱讀這兩篇文章，我們卻發現，他的反思是從充分肯定“歐洲近代民主政治有使我們不能不迷信者”，有“所謂他的合理”“巧妙”之處，有“取法於共產黨的必要”開始的。他後來對此專門有過一個說明，說他思考問題、寫文章，都是“先設身處地將別人的意見，敘述得有條不紊、清清楚楚。然後再轉折說出我的意見。我以往凡是批評西洋的民主政治以及批評俄國現行的制度，無不是先把人家的意見，研究個透徹，說得明明白白；然後再轉折到我的批評，批評其不通，批評其不行”。梁漱溟解釋說，這是因為“我原來並不曾想到著書立說、談學問，只是心目中有問題，在各個問題中都用過心思，無妨將用過的心思說給大家聽”。也就是說，“走歐美的路”與“走俄國人的路”都是梁漱溟在探尋中曾經“用過的心思”，因此，他對前人的選擇是有一個理解的同情的，他絕不以後來者的“事後諸葛亮”的心態來輕易否定與譴責先驅者。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解決中國問題”，而不在於非要堅持某種“主義”。他說得很清楚：“當我們討究如何解決中國問題的時候，我們的心裡要完全放空洞，不存成見。凡是可以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無不接受。”這說明，如果把梁漱溟看作一個拒絕學習西方（包括歐美與俄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東方主義者，並不符合梁漱溟的思想實際，至少是將其簡單化了。
當然，梁漱溟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同時，又堅定不移地堅持一點：無論是近代歐美的民主政治，還是俄國式的社會主義之路，都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也是他的前述兩文所要論證的重點：中國仿行這兩種制度之“不成功”“物質條件之不合”“精神不合”等等。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這裡不作詳盡介紹，而只強調一點：在梁漱溟看來，最根本的問題是，近代歐美和俄國發展之路，都根植於其自身文化傳統，而與中國的文化傳統脫節，“與中國從來精神不合，全不能滿足中國人精神上無形的要求，則我之不能學它亦可明白矣！天下原無干脆的模仿襲取，而況要組織新國家，走出一條新政治途徑，這是何等需要努力的大創造！”這裡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對一切外國發展經驗，可以吸取、借鑑，絕不可以“模仿襲取”和照搬，那都是“不通之路”。唯一的出路，是立足於自己的創造；而唯有“激發一民族的精神，打動一民族的心 ——他生命的深處——，而後他的真力氣、真智慧、真本領始得出來，而後乃能有所創造，有所成就”。這就是說，新的創造必須建立在自己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繼承與發展、發揚的基礎上。由此得出的結論自然是：中國社會的改造與發展，必須走一條“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吸取西洋人的長處”的“中西融合”之路。 梁漱溟因此強調：我們從此再也不要想使中國也成為一個西方式的“近代國家”，“今日已是西洋化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終結”，必須“從‘民族自覺’出發”，來一個民族“自救運動再發動”，他稱之為“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應該注意的是，梁漱溟提出“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的中西融合”之路，不僅是一種“民族自覺”“民族自救運動再出發”，還有一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視野。他有兩個基本判斷：一是中西文化的溝通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歷史迫著我們往西變，同時也迫著西洋往東變。我往西變，他往東變，兩方就溝通了，調和了”；二是“世界未來文化正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實是一種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態未除”，因此，他又有“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早熟”之論。由於“中國文化實在傳之太久”，就日見其偏，又“日以僵硬，當然弊端百出”，因此晚清以來在西洋文化衝擊下，“只見（其）短處不見長處”，是很自然的。這樣的“中國文化的老衰性，中國文化的幼稚病 ——實為我們的真缺欠”，逼其改革是必要的。梁漱溟因此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家的批判，並不持完全的否定態度。但梁漱溟同時又堅定地認為，中國文化比之西洋文化，是遠要“成熟”的，甚至是代表了未來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的。因此，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性清理，到 30年代正應該有一個新的復興；他所期待與要發動的“民族自覺”與“民族自救運動的再出發”，就“超脫乎一民族生命保持問題”，他認為，“吾民族實負有開闢世界未來文化之使命”，並斷言“世界文化轉變之機已屆，正有待吾人之開其先路”：“所謂民族自覺者，覺此也。”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
梁漱溟 [美]艾愷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8
我們的討論還可以再深入一步：梁漱溟理解的中國文化的根本又是什麼呢？他也有一個明確的說明：“什麼是中國文化的根？.就有形的來說，就是‘鄉村’；就無形的來說，就是 ‘中國人講的老道理 ’。”他強調，“我們中國，偌大一個民族，有這麼些人在一塊兒生活，他總有他過日子的方法，總有他的規矩、制度、道理一套東西”，“我們相信，中國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從粗處看，自然有許多要改變的地方；但根本、深處是變不得的”，但又必須“待老道理的粗處淺處需要改變處，通統破壞完了，然後才有轉機，才能從真精神發出新芽，轉出一個新局面來”。在梁漱溟看來，這樣的老道理雖然近幾十年在城市裡遭到了較大破壞，但在鄉村仍有保存；更重要的是，這些老道理本來就產生在中國傳統的鄉民社會里，鄉村就自然成為其有形的載體。於是，就有了這樣的選擇：“以鄉村為根，以老道理為根。另開創出一個新文化。‘開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這便是‘鄉村建設’。”由此我們也就懂得：梁漱溟提出要從鄉村建設入手，來創造新社會制度、新文化，就是要通過鄉村的組織與建設，使中國傳統的“老道理”得以復興。梁漱溟強調，這是“老根復活”，是“舊生命”的“新創造”，一種“再生”，而絕不是復古復舊。可以說，鄉村建設是梁漱溟終於找到的中國文化、中國民族再生自救之路。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他個人人生上的自救之路。他曾經如此“言志”：“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必須有人一面在言論上為大家指出一個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為上大家都有信賴於他。 ”因此他放棄北大的教職，毅然到農村推動鄉村建設運動，就是要為彷徨苦悶中的國人指出方向，並以行動獲取信賴，以實現自己的價值與理想。梁漱溟一再申明，著書立說，當教授、學者，本非他所願；他要做的，是一個“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者與實踐者。
這樣，梁漱溟也就為同時期方興未艾的中國鄉村建設運動打上了自己個人的鮮明印記。從表面上看，晏陽初、陶行知、盧作孚等人，也都提出過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強調中西融合；但他們實際上都是傾向於歐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因此，他們對中國傳統資源的吸取，著眼於尋找傳統與西學的聯接點，比如晏陽初開掘的儒學資源，即是以其“民本主義”（“民為邦本”）和西方人本主義與現代人權、民主思想相銜接。用晏陽初的話說，就是要“保持和發展中國社會民主哲學的寶貴財產，引進和實行西方政治民主思想的精華，以此奠定現代民主中國的基礎”。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晏陽初等走的是一條“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鄉村改造之路。而如前所說，梁漱溟恰恰對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一種批判性的審視，他強調的不是中國傳統與西方文化的契合之處，而恰恰是不同於西方的，而在他看來又是高於西方的儒家思想之本，即他說的“中國老道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梁漱溟奉行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鄉村建設路線。
這大概也是今天討論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的意義所在：晏陽初等的民主政治之路，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其中許多觀念都已成為我們的思維定式；現在正需要從梁漱溟這裡看到另一種觀念、思路，另一種選擇，另一種可能性，以便和我們原有的鄉村建設認識，形成一個張力，撐開我們的思維與想象空間。也許我們最後仍然不能認同梁漱溟的觀念和主張，但他的思考與實踐，卻可以使我們對中國問題，特別是中國鄉村問題的認識與解決途徑複雜化、立體化、多元化。
（二）
“
梁漱溟的真正著眼點，是從鄉村建設出發、入手，建設一個新的理性社會、理性文化。在他看來，理性正是中國儒家文化、中國傳統精神的核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梁漱溟倡導的鄉村建設運動正是一箇中國傳統儒學的復興運動。
梁漱溟對西方工業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弊端的這些觀察與判斷，使得他得出一個結論：面對西方的壓力與挑戰，中國必須克服自身的弱點，引進新的科學技術，發展中國經濟，並真正組織起來；但中國不能走西方現成的現代化道路，而必須另闢蹊徑：要從中國自身的傳統，主要是儒家傳統裡尋找解決當代中國問題的資源。
於是，就有了“‘鄉約’的補充改造”命題的提出。梁漱溟對此有一個明確的交代：他所找到的“鄉約”，並非“明、清兩代政府用政治力量來提倡的那個鄉約，而是指當初在宋朝時候，最初由鄉村人自己發動的那個鄉約”。它是“鄉里鄉黨”的自發、自動組織，並有稱為“四大綱領”的相互約定：“一、德業相勸；二、過失相規；三、禮俗相交；四、患難相恤。”由此顯示的是兩個特點：這是一個“情誼化”的、“以人生向上為目標”的組織；它又“見諸實際”，是一個行動化的組織。所謂“鄉約”，就是“大家相約來辦事”，具體地說，就是辦社學，辦保甲，辦社倉：“社學即一教育機關，社倉是經濟機關，保甲則是自治自衛 ——政治機關。”這是一個“教育、經濟、政治都包含進去”的鄉村組織。而梁漱溟所說的“補充改造”則有四點：其一，“將消極的彼此顧恤，變成積極的有所進行”；其二，將“偏乎個人”並“有所限”的自發組織，變成一個“永遠開展”的，有著“改造社會，創造新文化”高遠目標的自覺組織；其三，不侷限於“一鄉之約”，而要“由鄉與鄉的聯絡，而漸及於縣與縣、省與省的聯絡”；其四，“是私人的提倡或社會團體的提倡，以社會運動的方式推行”，是“有志願的人的結合”，“不可以藉助政治的力量”，要始終堅持其民間性。
其後在曹州、鄒平的鄉村建設實踐裡，梁漱溟又將這樣的“鄉約的補充改造”具體化為“村學、鄉學”的試驗。如梁漱溟所說，村學與鄉學，既是一個包括全村、全鄉人在內的學校，又是一個鄉村組織，“是花自家的錢，辦自家的事，設備為大家所公有” ，其目標又是“大家齊心學好向上求進步”，顯然是將“建設”（做事）與“教育”功能集為一身。而其具體工作則有兩項：一是“酌設成人部、婦女部、兒童部等，施以其必須之教育，期於本村社會中各分子皆有參加現社會之生活能力”；二是“相機倡導本村所需要之各項社會改良運動（如反纏足、早婚等），興辦本村所需要之各項社會建設事業（如合作社）等，期於一村之生活逐漸改善，文化逐漸提高。並以協進大社會之進步”。
而且還有這樣的組織構成的設計，村學、鄉學的組織由“學眾”“學董”“學長”“教員”四部分人組成，發揮著各自“獨立不同的作用”：“學眾”即全村、全鄉所有的居民，他們是“改進鄉村社會，解決鄉村問題的主力，鄉村社會的主體”，最主要的職責是積極參與團體公共事務，並起“立法”作用；“學董”是村（鄉）中“最有能力的人”，即為“鄉村領袖”，他們的職責是處理公共事務，並負責溝通政府與鄉村組織，起“行政”作用；“學長”為村（鄉）中“品德最尊的人”，“民眾群情所歸”，又由“縣政府禮聘”，他“主持教育，為各該區居民之師長，不負事務責任”，起“監督”與“調和”的作用；“教員”即外來的志願者，他們的職責是溝通上下內外，將外面、上面的先進技術與思想，引入鄉村，與本地實際情況和經驗相結合，起“推動設計作用”。
梁漱溟認為，這樣的村學、鄉學是一個“最完善、最妥當、最閤中國實情的組織”，它同時解決了我們在前面一再提及，也是梁漱溟念茲在茲的中國科學技術落後與非組織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鄉村的“生機活力”，“能夠盡其改進（鄉村）社會之功”，併為創造中國未來新的社會結構與新的文化奠定基礎。
如果再做進一步的考察，就可以發現，梁漱溟設計、領導實施的村學、鄉學試驗，具有兩個重要特點，也可以說是梁漱溟的兩大自覺追求。其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合一”。梁漱溟指出，“中國的問題原來是混整的一個問題，其曰政治、經濟、文化三問題者，分別三方面看之耳，並不是當真有分得開的三個問題。因此，在這一大問題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兩面皆通；若不通時，則一切皆不通。政治、經濟兩面，彼此互不能離開而單獨解決，大概人都曉得；其實，中國政治上出路、經濟上出路，不得離開他那固有文化的出路，亦是自明之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
其二，“政教合一”。梁漱溟解釋說，“政教合一之‘教’乃道德問題”，“‘教化’二字庶幾近之”，“故所謂政教合一，即政治教化合一也”。這裡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政治、經濟、教育三者合一”，而教育“應居於最高位，領導一切”；因此，梁漱溟設計的村學、鄉學既是村民、鄉民自治的政治組織、集體合作辦事的經濟組織，同時是一所大學校，教育貫穿、引領於一切經濟、政治活動中，即“建設寓於教育”。而所謂“教育”，重心又在社會教育、民眾教育，並不限於知識技能教育，更重“生命本體”的激發與培育，即所謂“讀書明理”，“其理正在人生之理”。二是一個管理、組織原則：“在團體（村學、鄉學）中遇到問題發生，不願意用法律解決的辦法，必須彼此有情有義的相待，換句話說，我們是要以代表情理的學長來監督教訓大眾，把法律的問題放在德教的範圍內。”這就意味著，一要打破“法律至上”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則，而將法律置於中國傳統的 “德教”範圍內；二要防止將“服從多數”的西方民主政治原則絕對化，將中國傳統的尊重賢智的原則與西方服從多數原則“融會變化，慢慢合一”。
這背後正隱含著一個理念：“鄉村組織要以中國的老道理為根本精神。”這應該是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的核心和最有其個人特色之處，也是最深層次的問題。
梁漱溟所看好的“中國老道理”，其要點有四。一曰“倫理本位”。梁漱溟解釋說，“倫理關係始於家庭，而不止於家庭。何為倫理？倫即倫偶之意，就是說，人與人之間都在相互關係中”，“倫理關係及情誼關係，也即表示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係”，“彼此互以對方為重：一個人似不為自己而存在，乃彷彿互為他人而存在。這種社會，可稱倫理本位的社會”。 因此，在社會上，“家庭與宗族在中國人生上佔極重要位置，乃至親戚、鄉黨亦為所重。習俗又以家庭骨肉之宜推廣於其他，如師徒、東夥、鄰右，社會上一切朋友、同儕，情義益以重”；在經濟上，也是強調家人、親戚、朋友“彼此顧恤，互相負責”；在政治上則“舉國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誼化之”，“如何讓人人彼此倫理上的關係各到好處（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的理想”。在梁漱溟看來，中國傳統的倫理本位所形成的這些社會、經濟、政治上的特點，是可以作為鄉村建設，以致整個中國發展的有價值的資源的。
二曰 “教化、禮俗、自力 ”。梁漱溟指出，“從來中國社會所賴以維持者，不在武力統治而寧在教化；不在國家法律，而寧在禮俗。質言之，不在他力而寧在自力。貫乎其中者，概有一種自反的精神，或曰向裡用力的人生”，由此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精神和道德品質：一方面是“反省、自責、克己、讓人、學吃虧”，另一方面是“勤儉、刻苦、自勵、要強”。梁漱溟稱之為“理性”精神，這就能達到“平靜通達”，“吾人心裡平平靜靜沒有什麼事，這個時候，彼此之間無論說什麼話，頂容易說得通。這似乎很淺、很尋常，然而這實在是宇宙間頂可寶貴的東西”。中國的鄉村建設正是應該建立在這樣的理性精神之上。
三曰“人生向上之義”。不同於西方的“慾望政治”，中國傳統“把穿衣吃飯生活放在第二位”，更看重“安飽以上”的“道”，即人的精神生活，“要求更高更深，在人心深處有其根據”，“把眾人生存的要求，與向上的要求合二為一”。梁漱溟指出，“人生向上，士氣的提振，這是鄉約的根本”，這同時也應是鄉村建設的根本。
四曰“崇尚賢者”。中國傳統注重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不以死板的法為高，而以活的高明的人為高”。梁漱溟認為，在現代社會，“理性越發達，文化越進步的社會，越應當尊重學術，尊重專門知識：這恐怕是永遠的必要”。鄉村建設的要義就是“開出多數人接受高明的少數人領導的路子”，“就是提高教育在社會中的地位”，“少數賢智之士的領導與多數人的主動，二者可以調和，並不衝突”。
可以看出，梁漱溟的真正著眼點，是從鄉村建設出發、入手，建設一個新的理性社會、理性文化。在他看來，理性正是中國儒家文化、中國傳統精神的核心。他說，“孔子恰與宗教相反，他不建立一個大的信仰目標，他沒有獨斷的標準給人，而要人人自己反省”，“他相信人有理性，他要啟發人的理性。超越觀念不合他的系統，強權勢力他也不受，乃至多數人的意見他也不一定合理。唯理所在，甘之如飴，於是就開出中國的講理之風”；“理性，一面是開明的 ——反乎愚蔽；一面是和平的——反乎強暴；故理性抬頭，愚蔽與強暴可免”，“儒家徹見及此，而深憫生民之禍，乃苦心孤詣，努力一偉大運動”，將宗教、法律、制度、政治（包括軍事、外交、內政），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悉化為禮，而言禮必本乎人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梁漱溟倡導的鄉村建設運動正是一箇中國傳統儒學的復興運動。
今天我們來看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不能不有許多的感慨。儘管我們未必完全贊同他對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分析，他的一些具體設計，也會因為和中國當下的農村現實相距較遠，而不具有可操作性；但他所面對、所要解決的中國問題、中國農村問題卻是真實的，今天依然存在，而且遠比梁漱溟時代複雜。或許更具啟發性的，是他的“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而吸取了西洋人的長處的東西融合”的發展思路，他所提出的“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個人與團體並重，彼此以對方為重”“道德與法律合一”“賢智之士的領導與多數人的主動的調和”等命題，都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的新探索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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