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庙号之迷

宋真宗赵恒是宋朝第三位皇帝，本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三子，原没有希望继承大统的，但是他大哥赵元佐精神失常了，二哥赵元僖暴毙，他就成了太子的天然人选。

在当太子的时候，他表现至孝谦恭。做开封府尹期间，用心讼狱，处理公平，官声颇美。在他当皇帝时，文治方面：可耕地面积几乎翻番，商业贸易繁荣，有了“咸平之治”的升平气象；武功方面：御驾亲征，抵抗过辽国的侵略，与辽国达成了“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百年和平。按说皇帝之中，他不算上等圣君，中上的考语也应该给的，但是他的庙号却偏偏选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真”，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庙号是“真”就他自己个。

庙号不同谥号那样有谥法，庙号的根据不太明确，却也有褒贬。若是赞同他的功绩，直接选一个明确的中宗、显宗都行。古代外番王中，朝鲜真宗王

李緈十岁而薨，越南后黎朝真宗黎维佑十九岁而薨，皆是早夭，赵恒活了五十五岁，大大超过宋朝皇帝平均寿命47，怎么跟他们归为一类呢？《说文》:“真者，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李緈和黎维佑是早早登仙，赵恒在位之时也迷信鬼神之说，广建宫观，都和修真之事有关。后人揆度总结：庙号为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的，皆“好玄虚之事”。若如此，宋真宗在位时，发生的“天书事件”就是他得这个庙号的重要原因了。

“天书事件”的起因

宋真宗登基之初，朝廷里就渐渐形成了王钦若和寇准两股派系。景德元年，承天太后萧绰陪着自己的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挥师南下，契丹人用的是骑兵，进军速度很快，不久就威胁到了东京汴梁的安全。中原地区，一马平川，没有天堑可凭，情况十分危急。赵恒和太祖太宗不同，从来没有经过战场阵仗锻炼，此时心情有点慌，没有了主意。

此时大宋建国仅有44年，之前有丰富战争经验的武将有的早就去世了，活着的早被“杯酒释兵权”了。宋真宗的爸爸---宋太宗的军事能力比起太祖来差的太远了，两次北伐---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太宗时期，宋朝对于辽国以及由战略出击转为战略防御了，而这一转变也深深影响了朝臣的思想，因此朝中主和派的人数是很多的。

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到升州（南京）去，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从安全方面考虑，提出应该迁到四川的益州（成都，陈的老家）去。后世称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为五鬼，为人奸邪险伪，迁都是他胆小怕事，但是《宋史》对陈尧叟的评价还是很好的：“尧叟伟资貌，强力，奏对明辨，多任知数。久典机密，军马之籍，悉能周记。”

他是一个老成谋国之臣，提出迁都地点比王钦若还偏远，可见当时的情形下，迁都还是有理由的，并不为过。

当然朝中也有毕士安等人大力支持寇准的决策，若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寇准和真宗出去打仗，朝堂就被主和派把持了，所以当时两派的势力是势均力敌的，派系斗争的程度也没有之后那样恶劣。

寇准在太宗朝就以刚直闻名，现在是43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而且刚刚当上宰相一个月，他极力反对迁都，还千方百计让真宗御驾亲征。

从国家层面来看，寇准主张抵抗辽人，自己也一同前去了，豁上了性命去，跟辽国打一仗，胜算是有的，万一失败了，自己死了也能扬名立万，彪炳青史，宋真宗即便被俘，他已经立了太子，宋朝不会亡国。但是一旦迁都，偏安一隅，即便一时亡不了国，也是大势已去，要想恢复就难上加难了，寇准的选择是对的。也有人说寇准是在拿着宋真宗做政治赌注，换取自己的前途，但是若寇准是这样的人，他也没有必要在以后强谏皇帝，得罪刘娥了，保持好自己宰相的位子就好了。

但我们不得不说，寇准这个人的性格确实有点问题。太宗时的宰相吕端就评价他“准性刚自任”。真宗继位，帝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他的同事“全德元老”宰相王旦评价他“凖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凖乃为己任，此其短也。”

这个评价在对辽是战还是和的争论过程中，寇准表现的尤其明显。

《宋史·列传第四十》中记载，契丹大军南下，“急书一夕凡五至”，本来这种事应该和皇帝、大臣商议的，这是对皇帝和同僚的起码的尊重，但是寇准自己打定了主意，收到前线来的急报就自己扣押了，不上报，该吃吃，该喝喝。这事肯定瞒不住的，第二天，有大臣就报告给皇帝了，皇帝一听，非常紧张，问寇准，寇准很轻松地说：这个事很简单，不过五天之内就能搞定，前提是皇帝要自己御驾亲征，去澶州。其他大臣都不敢说这个话，想告退，寇准不让，真宗也不想谈亲征的事，寇准用激将法激真宗：现在契丹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您要是不聊这个事，人家打进来，你就没得聊了。真宗没有办法，只好让大臣议一议亲征的事。他之所以扣押急报，就是为了让真宗没有退路，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也是有些极端的，违背了民主生活的原则。

在议论亲征还是迁都过程中，寇准表现的也很激烈，按说你是宰相，只要充分说出要亲征的理由，并且坚持到底就行，他明明知道迁都是王钦若和陈尧叟的主意（这两个人都选择了自己家乡作为都城，真是不忘本啊），却装作不知道，偏偏对皇帝：谁为皇帝出这个主意，应该判杀头的罪！若是其他的大臣倒还好说，知道他这个性格，不跟他计较，但是王钦若是个什么人？是个奸险小人，睚眦必报的，这个话传到他耳朵里，他能不恨上寇准么？原本是意见相左，逐渐地发展成了派系的斗争了。

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终于要御驾亲征了，宋朝很快获得优势，萧太后见事不好，就提出议和，宋真宗也怕继续僵持会出什么闪失，就同意了，于是派出曹利用和辽国签订“檀渊之盟”的条约，出发前，宋真宗要给曹利用说一个底价：百万以下皆可许也。但是寇准把曹利用叫到自己大帐中，对曹利用说："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结果把曹利用也得罪了，后来在“天禧党争”中，抓捕寇准的同伙周怀正，就是曹利用出的力。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达成和解，两国进入和平时期，宋朝花的代价也不多，况且双方在边境榷场的贸易中，宋朝的产品丰富，附加值高，赚的钱比岁币多多了。而且这次还是御驾亲征得来的，不但是在群臣中威望大增，这在史书上写下来，也是多么光彩的事啊。

所以从澶州回来之后，宋真宗一想起这个事，心里就美得慌，一顿饭都能多吃两烧饼，对待寇准的态度，自然也是礼遇有加。此时朝廷中的主战派就风光了，说话的底气也足，声音也大了，腰杆子也挺起来了，与之相对的，是主和派的那帮大臣，现在是臊眉搭眼的，不敢吱声，生怕被人提起战前的事来，被人贬斥胆小怕死。

但这种事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主和派也要活着，而且他们向来柔韧，脸皮比旁人要厚上几分，他们要给自己找辄，找台阶下。这个台阶怎么找是个问题，直接跟主战派去认怂肯定不行的。他们就开始琢磨，这些人没有琢磨不到的，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宋真宗的人性弱点：好虚名。既然他好虚名，就要从这个鸡蛋有缝的地方下手，让他渐渐疏远主战派。

《宋史·列传第四十》中说，寇准在澶渊之盟以后“颇自矜澶渊之功”，真宗“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什么态度呢？王钦若深嫉之。其实一个人立了大功了，自己心里面高兴一下子能怎么地？其他人看见他立功了，真心为他感到高兴，感激他为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能怎么地？为何圣贤们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一定不能居功自傲，低调低调再低调？除了骄矜的情绪可能影响工作的注意力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奸邪小人会妒忌、会陷害，当然大多数人都是光明正大的，都为寇准高兴，佩服尊敬寇准，但是要有一个人悄没声地开始陷害他，他就扛不住！

真宗回銮后的一天朝会，寇准奏完大事，先行告退了。皇帝还目送寇准远去，眼里都是疼爱。看寇准走远了，王钦若站出来了，对真宗说：陛下这样尊重寇准，是因为他对社稷有功么？

真宗：对啊。

王钦若：澶渊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这是为什么？

真宗觉得他说的很古怪，瞪了他一眼：你为什么这么说？

王钦若：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盟，真是城下之盟，陛下这样万乘之躯跑到澶州去签订城下之盟，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让人羞耻的事么？

王钦若用了三句话就让宋真宗“愀然为之不悦。"

王钦若一看，有门儿，就再加上了一句：陛下听说过赌博么？赌博的人把钱快输光的时候，就把剩下所有的钱都一次拿出来，妄图范本，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啊，你就是寇准的那一注孤注啊，这不太危险了吗？

由是帝顾准浸衰，明年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遂用王旦为相。

我们从这一段可以看出王钦若这个人颠倒是非的手段多么高明，寇准遇上这么个对手，也是头疼。

王钦若首先反问真宗，他对寇准的尊敬是因为寇准对社稷有功么？寇准确实对社稷有功，他在国家危亡之际，能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力排众议，要求皇帝站出来保家卫国，并且取得了战事的胜利，这就是功劳，真宗自然不会否认。

接下来，王钦若就利用了真宗“好虚名”的弱点，提出了“澶渊之盟”是《春秋》所不齿的“城下之盟”。这纯粹是在偷梁换柱，寇准的确力主皇帝亲征了，但是“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做主签订的，要是依着寇准那个暴脾气，肯定要和辽人死磕到底的。

什么是城下之盟？是人家打到家门口了，被迫签订的盟约，这个是宋朝皇帝主动上去迎了敌，辽国腆着脸上来要求和的，怎么在王钦若嘴里就成了城下之盟了？这不是颠倒黑白么？但究竟澶渊之盟宋朝往外拿钱了，这个事就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所以王钦若一用尖酸刻薄的评语，真宗就不高兴了。

话说回来了，签订盟约的事也不是寇准主张的，寇准没办法，从了真宗的意见。但是王钦若要是诬陷这是个城下之盟，真宗就不能揽这个屎盆子，损害自己的光辉形象，这件事是寇准开的头，要是签了城下之盟，责任也算是寇准的。王钦若就是利用了真宗这个“功归己，过归人”的毛病，真宗为了撇清自己的关系，开始疏远寇准，让人觉得这件事确实是寇准的过错。

单单如此，还不至于让真宗恨寇准，因为他自己心虚。所以王钦若继续插刀，他从国家社稷层面一转，将问题引到帝王私人的层面，引发帝王对于臣子猜忌的本能：寇准是拿着皇帝你的命孤注一掷，来搏他的前程啊。这话说的多毒啊，他的这句话说的似有似无，君子以为这是小人之心，心眼小一点的就以为却有其事，连王夫之都觉得“其言亦非无因之诬也。”

我们通过这段记载，也能看出来，宋真宗这个人在某些事上确实也有些摇摆，要是知道好歹的，就一句话就给他撅回去了：你行你上啊，你也给我签一个城下之盟回来啊，西夏那边不还打着么？你去吧。但是他就这样被王钦若带沟里去了。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为了找补回颜面，君臣合演了一场大戏

王钦若达到了挑拨宋真宗和寇准的关系的目的了，但是还要让宋真宗亲近信任自己的目的要达到啊。想个什么由头呢？于是他就想到了搞一个面子工程：到泰山举行封禅大礼。

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到宋真宗为止，已经有了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六位天子曾经封禅过。中间大小二百多位称帝的，就这六位敢封禅。大家说，封禅不就去泰山登登山、祭祭天么？有什么了不起的，要去就去呗。可是在中国古代的那个文化氛围内，封禅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的开头就说明白了：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

按说受命于天的帝王，去封个禅，感谢一下老天爸爸的厚爱也无可厚非。但是万一老天不满意自己的所做所为，自己腆着脸去，万一惹恼了他老人家，求福不成，再降下灾星来，就不划算了。所以一定要有符瑞降世，说明老天对自己很满意：“好儿子（天子），干的不错，来，爸爸给你显个圣，降下个祥瑞，表明对你的赞赏。”历史上的帝王都想去封禅，可是老天的小红花就是不发给自己，自己就不好意思去，凡是发过小红花的帝王，谁不想去泰山显摆显摆呢？

有了小红花的，但是自己思量一下治世的功绩还不够，这是谦虚的帝王，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不敢直接去的。

还有的到了梁父山跟前儿了（封泰山而禅梁父），但是帝王自思自己德行还是不成，跟封禅礼不侔，想了又想还是没上去举行这个礼。

还有些帝王这三样标准都有了，但是举行封禅礼要耗费财力、物力、人力、时间，自己实在没有经历和空闲去搞这些花样，就不去了。所以自古以来举行封禅礼的帝王就上面提到的那六位。

我们看看封禅的三项硬性指标：符瑞、功绩、品德。品德这种事太主观了，说你有你就有；功绩么，若是御驾亲征这种事也算上，也有。眼下就差这个符瑞了，这个事也不难。王钦若思量了一下，如果要举行封禅大典，阻力肯定有，但是可操作性也很大，现在首先要看看真宗的意思，要是他认可，剩下的 事一点点克服就是了。

现在就要看宋真宗的了，他性格要是没有毛病，王钦若第一关就过不去。要是真宗像朱元璋那样的性格，王钦若敢提这种事，老朱不杀他，也得当场给他两个大嘴巴子，这不是寒碜我么！太祖那样的开国之君都没敢去封禅，幽云十六州还没收回来，刚跟辽国签了澶渊之盟，认了承天皇太后萧绰做婶子，那天你还讽刺我签了城下之盟，今天你却让我去封禅，我怎么有那个脸！

可惜，宋真宗不是这个性格。王钦若的说话也很有技巧性，他又提了城下之盟的事，问着真宗的短儿了，真宗问他应该如何把这个事遮掩过去。王钦若看出真宗这辈子也不会再去御驾亲征了，却故意说："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

果然，真宗立刻坚决否定这个提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主意了。

王钦若才抛出了自己的真正意见："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紧接着话锋一转：但是，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

真宗一听心里想：不行了？

王钦若来了个自问自答："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

哦，天瑞可以造假啊，欧啦。

于是，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这个旦就是王旦，他虽然不像寇准那样激烈，但是分得清好歹啊，他反对咋办？

王钦若说，只要陛下同意，我去搞定他。

于是，封禅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后来王钦若去找了王旦做思想工作，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最后王旦黾勉而从，大约是王旦知道了宋真宗这次是铁了心要搞这个面工程了，再反对也没有用，徒然引起朝廷的动荡，以为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于是就默认了。（《宋史·列传第四十一》）

事后，宋真宗还不放心，还请了王旦进宫喝酒，君臣推杯换盏，喝的挺美，酒席结束后，宋真宗拿出一罐子酒来，对王旦说：“这是好酒啊，我都舍不得喝，拿回去和你老婆孩子一块喝吧。”（"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这个话说的怪怪的，王旦心里就有些纳闷，你叫我回家跟老婆一块喝倒还罢了，干嘛还要“与妻孥共之”？越寻思这话越不对，回到家打开酒罐一开，里面不是酒，而是满满一罐子珍珠。王旦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是错的，但是一个帝王因为要封禅，居然贿赂起宰相来了。这个事不是这一罐子珍珠的事，若是等于皇帝对他说：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封禅吧。皇帝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说王旦能怎么办？

之后王旦对于天书。封禅等事，一概听之任之，甚至还配合了，这其实也是个无奈的选择。但是王旦也因为在天书事件中的不作为，为不被世人理解，他自己在晚年看到了天书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心中也有了一些悔意，常常悒悒不乐。南宋史学家李焘在《乖崖集》中说：玉清昭应宫之役，子明（王旦字）不能强谏，奉天书行事，每有愧色。

皇帝、宰相都搞定了，现在王钦若就要着手制造天瑞了。当然这个天瑞的制造要宋真宗密切配合，因为要达到“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

君臣二人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景德四年下一年，按说就是景德五年了，但因为发生了天书事件，当年就改了年号为大中祥符元年。这一年正月初三，原本朝廷应该放假，宋真宗突然召宰相王旦、枢密院知事王钦若进宫面圣，准备正式演出了。演员是真宗皇帝本人，剧本是王钦若写的，王旦就是特约观众，当然他也是王钦若事先安排的托儿，起的作用就是鼓掌和叫好。好在都是自己人，演砸了重新演一遍就是了。

真宗背了一大段拗口的台词，我们来赏析一下：

“朕寝殿中帟（yi，四声）幕皆青絁（shi，一声，粗绸）为之，旦暮间非张烛莫能辨色（言其暗无明也）。

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说的这么确切，听着好假），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怪异也）。惊视之次，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黄篆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o⊙)…剧本写得好烂，是个人都不会信）朕悚然起对，忽已不见，遽命笔志之（随时记笔记，真是好习惯）。

自十二月朔，即蔬食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结彩坛九级，又雕木为舆，饰以金宝，恭伫神贶，虽越月，未敢罢去（这么听话？万一是个假梦，岂不丢脸？）。适见皇城司奏：在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潜令中使往视之，回奏云：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好搞笑，这个时候，周怀政还没有上去取这个包裹，他居然就知道这个裹天书用的黄帛长二丈许了！这也太假了）。朕细思之，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你确定不是你自己刚丢上去的？）“（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时隔一千多年，虽然我们没有亲见当时的情景，也能从记录中看到里面前后矛盾，违背常理的荒谬之处。

但是为了配合皇帝的表演，宰相王旦立刻鼓掌叫好：

陛下以至诚事天地，仁孝奉祖宗，

恭己爱人，夙夜求治，

以至殊邻修睦，犷俗请吏，

干戈偃戢，年谷屡丰，

皆陛下兢兢业业、日谨一日之所致也。

臣等尝谓天道不远，必有昭报。今者神告先期，灵文果降，实彰上穹佑德之应。

看这一段话写的押韵对称，古奥迂涩，而且将真宗这几年的做的主要功绩都概括在内，尤其是将“澶渊之盟”说成是“

殊邻修睦，犷俗请吏， 干戈偃戢，年谷屡丰”，王旦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也非是仓促之间就能写就的，显然是事先准备过的。

按宋真宗所说，神人在梦中告诉他，不要泄露天机，打开包裹，就应该他自己悄没声地看看就行了。要是这样，这场戏不就没有意义了么？定然要众目睽睽之下，见证奇迹时刻，才叫祥瑞呢。所以真宗跟大臣们解释：

天若谪示阙政，固宜与卿等祗畏改悔。若诫告朕躬，朕亦当责身自修，岂宜隐之而使众不知也?

这样的事情围观的人越多越好，多叫些人来看才好呢！

于是，带着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到承天门去了，并且在此处设置香案，焚香望拜。让贴身太监周怀政、皇甫继明搭着梯子，把黄包袱请下来。

宰相王旦上前接过包袱，皇帝拜受，然后皇帝把黄包袱放在了自己的辇舆上，自己就和王旦在前面开路，也不坐御辇了，也不打伞盖了。皇帝不是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就建了黄篆道道场么？他们直接去了这个道场，授知枢密陈尧叟来打开包裹，包裹的皮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讳，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这个意思说他们老赵家能享国祚七百代，他这才第三代，嚯~，一个皇帝三十年打底，大宋朝也得传个两万来年，真是想的好美哦。

把包袱皮去了，里面有黄字三副，用词的风格像尚书、道德经那个样式儿地，好像真是上古神仙写的。里面净是夸奖宋真宗的话，说宋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这就是祥瑞啊，还是个大大的明确的祥瑞，就差直接说，你赶快去泰山封禅吧，我批准了。看完了之后，宋真宗赶快把这份珍贵的天书藏在”金匮“之中，还在大庆殿北庑开了庆祝会。

第二天是正月初四，大臣们也走完了丈人门儿，都要到回单位给皇帝拜年，皇帝就当众宣布了这件事，于是群臣一齐下跪向皇帝道贺。这么高兴的事，又是大过年的，谁会站出来反对呢？你们看看这个王钦若编剧心思多么巧妙，时间安排的恰恰好，初三大家在家里过年，宫里放假没有人，目击者是最少的，除了王钦若、王旦、陈尧叟这几个外臣，都是内宫的太监、侍卫、宫女。陈尧叟我们上面提过，也是主和派的，都是自己人。第二天，所有的人就都来了，来了肯定是要拜年，哪有说不吉利话的呢？中午头上，皇帝还留大家吃了个饭，这个饭一吃，就等于同意了啊，事后你再怎么反对？虽然王钦若号称五鬼，但是能在真宗朝主了那么多年政，脑子也不是一般的脑子。

为了表示对上天的尊重，皇帝请大家吃的是素菜，为了把这件事夯实，皇帝又让吏部尚书张齐贤去天地坛、宗庙、社稷坛、京城祠庙，拜了个遍。接下来，又让文武百官加上辽国使臣陪同，一起对天书行酌献礼。

趁热打铁，正月里干脆改了元，因为梦中神人说黄包袱皮里面有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干脆就叫大中祥符，于是这一年就是大中祥符元年了。

开封皇宫前殿和后殿之间的有左右承天门，左承天门因为挂过天书，也改了名号叫：左承天祥符门。守护左承天门的侍卫官徐荣也晋封为将军，发高级工装，发大红包。

好吧，这下天降祥瑞也有了，封禅的客观条件也凑的差不多了。但是封禅这种事，皇帝不能，自己提，自己提了，史官就会在史书上写：某某皇帝，真不要脸，自己居然要去泰山封禅。

一定要让底下的大臣先提出来，而且第一次千万不能答应，一定要推辞。下面的大臣就要二次、三次上书，请皇帝封禅，皇帝要继续推辞。直到所有大臣一齐出马，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甚至有大臣为此做出激烈的行为，磕头出血啦，触柱啦，皇帝才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答应，这个戏才算做足了。所以当年四月份王旦率领“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四裔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诣东上閤门，凡五上表请封禅”，两万四千多人！求了他五次！真宗才“勉强答应”，这下子史官可不能写他不要脸了吧？鼓掌鼓掌。

真宗于是下诏，要在十月份的时候去泰山。为了堵喷子的嘴，宋真宗提前下诏：“不求神仙，不为奢侈”、“朕之是行，昭答元贶。匪求仙以邀福，期报本而洁诚。珪币牲牷，并资丰备。服御供帐，悉从减省”。这样你就不能喷我迷信修仙、荒废政务了吧？我主要为了“昭答元贶，匪求仙以邀福”。而且除了给上天的珪币牲牷不能太寒酸之外，我去泰山的物资一切从简，这样你就不能喷我公费旅游、奢侈浪费了吧？

说是少花钱，毕竟是皇帝出门子，不比我们旅游，买张机票，背个双肩包就出门了。随行的后宫、百官、太监、宫女、侍卫就不老少人，这些人的吃喝用度，这都得专供。沿途的官员能提供，但是皇帝敢吃么？万一有那个想下个药什么，那不就完蛋了么。不都得自己带？所以首先要安排专门负责粮草的官员。

以前的路不是柏油路，都是土路啊，车都是木轮子的，平常老百姓走路颠簸一点没关系，现在皇帝要走，马路是不是要修？所以就安排曹利用、李神福解决道路问题，务必让皇帝走上溜光大道。

皇帝出行还有卤簿随行，这是封禅大礼，得用规格最高的法驾卤簿啊。不是一辆加长版劳斯莱斯就能解决的。史书记载，这次法驾卤簿的规格是1600人，但是具体的仪仗资料没有找到，我们可以看看比较近的清朝的法驾卤簿的规格：

得有28人抬的玉辂金辂吧，有54柄华盖、72柄执扇、16柄孔雀仪扇、16柄四色彩幢、16柄四色彩幡、160面各色大纛、120面各色旗帜、16面旌、4柄金节、4个仪锽氅黄麾、金钺、星、卧瓜、立瓜、吾仗、御仗各16、6个红镫、24面鼓、12根横笛、4钲、大小铜角各16。

还有拂尘、金炉、香盒各二个；沐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杌各一个。

手执大刀、手执弓矢、手执豹尾枪的侍卫，各30人。

手执荷、殳、戟的侍卫各4人。

侍殿前执曲柄黄盖的一人。执净鞭者四人。

十匹仪仗马。

另有骑马的卫士千人。

总计卤簿所需1800人。

法驾卤簿不常用，有的家巴式儿得现置备，旧的要修，重新刷漆彩绘；礼仪要现排练的，而且宋朝建国时间不久，封禅礼仪还没有，都要现制定（上览之，曰：“此仪久废。非典礼具备，岂为尽美?”）。所以又调拨翰林学士晁迥、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待制陈彭年跟太常礼院一起合计着制定礼仪，训练仪仗队。

王旦最为宰相一定要同行的，还要参与重要仪式的环节，被封为大礼使；王钦若为礼仪使，陈尧叟也分掌礼仪、桥道顿递使事。这样王钦若跟真宗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

之后还有禁樵采、山下工役，兖州政事暂时由王钦若、赵安仁接管。

真宗此次封禅泰山对于泰山当地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修了大路；免除当地今年的徭役及支移税赋；从京辇额外拨款；一路上的行宫除了建了前后殿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使用帐篷，所以还算有所控制的。

五月份在泰山顶上建好了行礼的圜坛、燔柴的燎坛；在山下建了封祀坛、三壝燎坛；刻好了玉册。都准备好了之后，真宗出发了，出门的时候，原定的用法驾卤簿，临时一想自己发诏说过一切从简的，临时改成了小驾仪仗。路过小县城，皇帝的金辂太大，进不了城门，大臣就请把城门拆了，真宗还不错，说，这样太折腾人了，干脆咱们不进城了，从城旁边过吧，别拆人家大门了。这样看来，他还不糊涂，还挺讲理。

路上很顺利，五月份从开封走，花了四个多月，在十月份之前到达了泰山脚下。

还要提一下的是，这次和真宗一起到泰山的还有那三幅天书。用铺了新里新面新丝绵的褥子的玉辂拉着，七百五十人的仪仗队陪着，前后乐队鼓吹，当朝宰相王旦为天书仪仗使，枢密院知事王钦若、御史中丞赵安仁为副使，右谏议大夫丁谓为扶持使，入内副都知蓝继宗为扶持都监，内官高品周怀政、入内高品皇甫继明并力夹侍。这真是宋帝国最高配的保镖队了。

为了不让天书祥瑞看起来孤孤单单，也为了烘托神秘喜庆的气氛，在一路上，王钦若不断制造一些祥瑞的信息报告给真宗。例如泰山脚下出现醴泉；锡山苍龙见；泰山王母池里的水变紫了（他投了高锰酸钾了？）。王旦还在旁边附和：“休应响答，如是之速，实至诚所感也!”

还有木工董祚在醴泉亭北也发现一块黄帛，上面有不认识的字，费时八卦地交到皇帝手中，找到高人解读后，发现上面写的是：“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和。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都是夸奖宋真宗的话，于是传阅百官，以示上天对真宗确实很认可。

还有他也不知道打哪弄来那么多灵芝，估计自己会培育，居然一次性献给真宗灵芝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以示吉祥。除了灵芝，他还弄了一些嘉禾、瑞木什么的，更厉害的是，他居然搞来十四只白鹤，在捧出天书的时候，一齐放飞（本志云：有鹤十四至殿上，宛转飞舞，正与御座相直）。但这个也太造作了，真宗都有些觉得不好意思了，他跟天书扶持使丁谓说：“昨所观鹤但于辇上飞度。若云飞舞良久，文则文矣，然恐不为实。卿当易此奏也。”

十月庚戌，未时五刻，皇帝终于要开始登山了，从行宫到山门，用的是法驾卤簿，乘金辂，服通天冠、绛纱袍。要往上爬的时候，肯定是要换运动装的，也没法坐辇了。

史书上记载的很有趣，导从者或至疲顿，而上辞气益庄。跟随皇帝的官员、侍卫、导游，都累的要的死，而真宗皇帝却神清气爽，越爬越有劲。哈哈哈哈哈哈，爬过泰山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就不多说什么了。真宗皇帝兴致非常高，参观视察了玉女泉和唐高宗、唐玄宗立的石碑。

值得一提的是，真宗爬山的头一天晚上刮大风刮的特别猛，从人住的帐篷都吹跑了，天亮的时候还没停，但等到真宗开始爬山的时候，就变的“天气温和，纤尘不动”、“天宇澄霁，烛焰凝然”、“祥光瑞云，交相辉映”。真是万岁驾到，老天爷也给面子啊。嘻嘻嘻嘻。

等到封禅大礼结束，又出现了“祥瑞”，“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日重轮，五色云见”。

皇帝回到行宫之后，接受了“文武百官、皇亲、诸军校、四方朝贺使、贡举人、蕃客、父老、僧道”的朝贺，宣布大赦天下，所有百官皆升官一级，多发三个月工资（本品全俸一季），兖、郓州、所过州县、河北、京东州、两京、河北、诸路都获得不同程度的税赋减免。这也是老百姓在这一场盛事中获得的好处之一。

在回銮的路上又去了一趟曲阜，好不容易来一趟，要去拜一下孔圣人。

回宫之后，这事还有后续，把正月初三定为天庆节，放假五天，加上初一初二，就是春节长假啊，以后每年正月都要到大庆殿朝拜天书；皇帝住过的各处行宫，都要供奉天书牌位；给皇帝加尊号；着启圣院撰写报告文学《封禅记》，发各地官员学习拜读；把从泰山玉女池、白龙池、王母池、新醴泉㧟来的水赐给大臣尝尝；王钦若此次策划有功，加官进爵。其他有功之臣皆得以晋升；三司使丁谓上泰山封禅朝觐祥瑞图一百五十幅，昭宣使刘承珪上天书仪仗图一幅，皇帝组织百官到滋福殿参观学习；大中祥符三年十月，丁谓上《大中祥符封禅记》五十卷；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摹刻天书，奉安于玉清昭应宫。

这次封禅大礼虽然在真宗的一再提醒要从简之下，依然花费了八百余万贯钱，约占当时财政收入(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折算之和）的十分之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选址，建了玉清昭应宫，用来存放和祭祀摹刻天书。原本建的宫殿是要在内殿直班院旧址的，建个三进的院子也就行了，但是三司使丁谓觉得不够气派，配不上真宗的气质，就上奏扩建到480亩，大约3200000平米。天波门外原是有住家儿的，不是空地啊，天波杨府不就在那吗？那怎么办？拆啊，搬啊，得空出长四公里，宽一公里那么大的地方来。当时东京汴梁的房价不算高级住宅，一处普通民房就要1300贯。咱们算的大一点，一家200平米，就要拆16000家，若是赔人家钱，就得20800000贯钱，这仅仅是买地的钱。

把地空下来之后，要打地基，这是皇帝心头的事，不能马虎，玉清照应宫的地基打了一丈六，也就是五米多，在480亩地上打的五米多的地基，全部都靠人力，而这些人力是服徭役，没有工资的。第二年春夏之交，天气炎热干旱，一次病倒了数万民工，人手不够，只好将三司管辖下的纤夫调来运土。

原本计划是十五年建完，在丁谓的策划下，八年就完工了，玉清照应宫有两千多区，主殿为长生崇寿殿，由2610间房屋，花费白银近亿两，为北宋两年财政收入。

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又跑到山西汾阳，隆重地举行了“祭祀后土”大礼，还去了亳州（河南鹿邑县，老子的老家）拜祭了太清宫。这一次简朴的旅行，花费了比封禅礼还多了二十万贯。

这两次活动被合称为“东封西祀”。

自宋真宗之后，中国“封禅”的历史就彻底结束了，他成为了最后一位举行封禅礼的皇帝。以后的皇帝都不敢掺和这个事了，万一死后，后代给自己上个真宗的庙号，实在不相好看的。

评议

帝王治世，面子工程不是不可以有，适当的搞一点，增加以下团队的凝聚力；花花钱，增加以下财政支出，对经济也是一种刺激作用；搞封禅时，拿出钱来修路，也是增加基础建设投入，以后受益的也是老百姓。

但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度，帝王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走向了好大喜功，花钱花的太狠了，搞得财政收支失衡了，就要出问题了。低下的人可以陪着你玩，但得考虑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啊，你搞一次过过瘾，也就罢了，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搞，还要大修宫观，你这些钱都从哪里来？最后不都得老百姓出？

真宗景德四年之前，宋朝建立五十年，经济多少的恢复了，攒了些家底，可也扛不住这么折腾，在真宗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他自己在景德年之前的十年，干的挺好的，澶渊之盟虽然不是全功，但是毕竟他御驾亲征过啊，有几个守成皇帝敢御驾亲征的？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有点小瑕疵，一个帝王心里怀着老百姓，老是想着勤勤恳恳地为着天下做点事，哪怕有点小过失，哪怕不是轰轰烈烈的业绩，老百姓也不会忘记你的好的，最后都会给你一个客观的评价的。

可是真宗的心理有点问题的，一个是好大喜功，对于外在的名太在意了。我们再进一步剖析，说句诛心的话，真宗的私心有点重了，一个帝王可以有私心，但私心压过了公心，他的决定就跑偏了，进而也就被王钦若、丁谓这种人利用了。

另一个就是耳朵根子太软，没有坚定的立场。在这个封禅过程中，他发的旨意中屡屡提到了要体恤民情，不要做得太过，他心里也知道好歹。但是不体恤民情的行为依然在继续，他就是架不住身边的那几个大臣的花言巧语撺掇，事情越做越过分。建玉清照应宫，原计划不占用民房，用内殿直班院旧址来建，这也没有什么的。经

丁谓一蛊惑，又没了立场，决定要建一座又大又华丽的，这么一弄就花了两亿两白银，动用民夫无数。

原本着想给自己脸上贴金，思想出了偏差，给天下、给黎民百姓添了那么多麻烦，史书里也老拿他做个负面教材，这怕是出乎真宗的意料之外的吧？

《宋史》对他的评价还算客观：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明太祖宝训》里天书事件还是被拿出来做了反面教材：

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郎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

明代李贽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真宗的老婆刘娥出来给他收拾了残局

真宗去世后，仁宗继位。真宗的老婆刘娥是个明白事理的，看透了真宗后期混乱的症结就在这天书身上。真宗一死，她就下令将天书真书从葬永定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九》）。流放了寇准、李迪，抄了丁谓的家，逼死曹利用，结束了“天书风波”和由此带来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