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丨懷念錢鍾書先生

青眼相招感厚知——懷念錢鍾書先生

文丨 周汝昌

1947年秋，我重返燕園，仍在西語系讀書。其時錢鍾書先生正在清華大學教授外國文學。燕京、清華兩名校相距“咫尺”，我常走成府村北的畦圃之小徑到清華園去訪友。敝友也是讀外文的，時常向我說及錢先生。（燕京大學北部包括了朗潤園，其命名是與清華對仗之義，蓋取唐太宗《聖教序》稱讚玄奘法師“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也。）

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學校也遭受了巨創，舊識師生寥寥無幾，中文系的閻簡弼先生，不拿我當“學生”，相見則論學問，他向我推薦錢先生的《談藝錄》（開明書店版）。我從吳允曾兄（哲學系，為教師）借得此書。這是我始“識”錢先生的因緣，讀之深為得味，喜歡這種治學之路數。

後來，又讀到他的《圍城》。對此小說，我不妨直言，心裡並不怎麼推崇，它的氣味流露出筆致心境的聰穎輕巧–––不少讀者最賞它的“機警”“俏皮”“幽默”的語文風格，其實這並非錢先生的真高處–––甚至可說是一種“短處”，它吸引一部分讀者的興趣與賞愛，卻難以屬於偉大文學創作的等級。

又後來，友人幫助去聽了一次錢先生的課堂講授，他一口純正的“英國英語”（有別於“美國英語”），講述瀟灑，風致不凡，不愧為名教授，深得學生們的敬佩。

但我們的交往並非師生之誼，卻帶有一點“傳奇”的色彩。大約是1948年之秋，因讀雪萊的OdetotheWestWind（《西風頌》），一時興起，即以《楚詞》“騷體”譯為漢詩。友人見而賞之，就拿給錢先生看。從此得到了他青目。記得一封惠札有云（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來為不虛矣！

友人給我的溢美誇讚，恐怕也起了作用，以致錢先生竟有興致邀我這個學生去晚餐。我感到這真是一種殊榮。當然也忘不了楊絳夫人的盛意，要為治饌費事。記得清楚的是，有一盤烹大蝦（津沽稱“對蝦”），當時的北京此乃不多見的佳品。

我的記憶力大半失靈了–––這次餐間的談話，竟不復存一字於胸臆中。只記得在感動之下，回來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我們唱和的七律詩曾有很多篇，一字無存。有我和他原韻的，回信讚我押韻“如土委地”，即渾融一體，了無勉強之痕跡的比喻。

錢先生如此見賞於一名在校學員，並不足以說明我就真的十分高明卓異，卻令我體會到他的寂寞之感–––可以共語之人已然無多了。

那時我的英漢對譯的興致特高，所選目標都是最佳的，為的是考驗自己的語文能力與治學真誠。一次選定了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那種獨具風神的文言使我傾倒擊節，譯起來倒沒有什麼困阻，卻被幾個很長很生的外國人名卡住了，無法查對原文；於是我寫信求教於錢先生。蒙回札說（大意）：如某某，某某，一見可知為×××（外國人名），而某某、某某，我也不知。（這些人名俱不記憶，但此惠答原函倖存。）

燕大圖書館是一座出奇的寶庫，你想找的書，可在此處不費任何煩難手續而一索可得，可以保證借到想借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書。我這個西語系學生，專借線裝書，一個有趣的現像出現了–––那時借書極為便利，只需在書卡上簽名（或學號）就可以了。我所借的，一看書卡，竟是空白，我為多年來的第一個借閱人，這令我頗為驚訝而感嘆。

另有若干部清初人詩文集，則書卡上有了一個簽名者–––竟是“錢鍾書”。例如順、康時的顧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詩集》，也只有我們二人借過，而書眉上卻有墨筆批註語，入眼便知此皆錢先生的手跡。我不禁讚歎他讀書面的特別廣博。

另有幾件事，順帶敘及。最早拜謁他，我帶了讀《談藝錄》的一束意見，呈上請參考（內容早忘了，似有一條提出“賒”在詩詞中是虛字無義，不作“多”解）。他接過去，順手放在小後窗的窗口處（清華彼時房屋很簡樸，不與今同），並不即閱。至於解放後《談藝錄》新版中有無採及千慮之愚，我總未能再讀，至今不詳了。

還記得那回談及中國詩的神韻問題，錢先生說：神韻是確實的存在，並不玄虛，只是有人不能領會到，便以為無所謂神韻。例如我的servant（原話用英文字）就無法理會什麼是神韻。

我想，他的意思是說明此乃文化教養水平的事，不能強求於每一個人，同時也說明，神韻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與西方是否一同？那也必須深細討究。

再一次是，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是英譯陸機《文賦》，其前言介述刊於StudiaSerica，其中提到錢先生為林方慶英譯《離騷》所作英文序言中將“文賦”譯為AFu－poemonLiterature。我覺得Literature涵義太泛，不如改為onwriting–––因為《文賦》本旨在於“為文之得失”，即寫作經驗心得之事也。我撰此文時尚未拜識錢先生，清華另一學友唐稚松兄出於一片“說項”的好意，將拙文印本送與錢先生看了。由於文中的“異議”，會引起他何種想法，我總不敢拜問，亦未見於何處有否討論。但從我們此後的往還親切而觀，他並無介意的跡像。

但到解放之後六十年代，一件難以名狀的事態發生了，即是種種批判運動中忽然又出現了一個新名目，叫做“撥白旗”。何謂“撥白旗”？原來那時講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學術研究而不帶出政治性（其實指的不是思想水平實質，只是要引些革命詞句作為裝飾而已），就叫做專而不紅，叫“白專道路”，是要不得的（臨近“反動”的危險）。運動一開啟，紛紛尋找“白專”對像目標。

那時該社領導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講政治，緊抓運動最積極，在所出的書中，選定了錢鍾書的《宋詩選注》是“白專”的大標本。於是組成了“批判小組”，要紛紛發言，務必分清“紅”“白”兩條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組”裡，業務上管詩的是麥朝樞，我原是小說專業，但因也有了“詩名”，也安排在組內。在一個晚上，開會“批錢”。麥老廣東人，口齒才能不高，講“普通話”很不動聽，我勝他一籌–––天津人學說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發言”就“好”了。但此乃內部運動。不料“組內”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學遺產》公開發了，而且使我異常吃驚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組”的署名，竟落了賤名三個大字的款！

當然，這也許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養我引導我（我本就是個“白專型”）。但這麼一來，事情“個人化”了，把我和錢先生公開放在了一個“對立”的地位。

別人議論我不及知。錢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對我的“變化”又作何“評價”？那就不問可知了。

對於《宋詩選注》，我從學術上並非全無意見，那是另一性質。如今卻成了一種尷尬的政治性事態。錢先生從此絕不會再理我，我也無意辯解，因為應當自己引咎。

1998年的一天，忽然傳來了錢鍾書先生辭世的消息。我不禁悲從中來，即以拙句抒哀致悼–––天際星茫黯黯垂，大師辭世動深悲。

避居名位名斯大，謝榜學門學自奇。

落落管錐謙在己，茫茫中外後來誰。

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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