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清代的士风与学术

一、概说

乾嘉学派,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这一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因此而得名。乾嘉时期的学人,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为标榜,采用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等治经方法,反对宋明理学侧重心性、抽象议论的治学思路,重视寻找证据、考据疑难,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考据学,也被称为乾嘉朴学、乾嘉实学。

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以及后来的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在乾嘉时期,学派发展达到全盛,逐渐形成了以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吴派”、“皖派”两大派别。

他们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历代规章,但是刻意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与宋明理学“学以致用”的主张大相径庭。在中国思想史上,他们很难超越宋明理学,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却有一定的贡献。

乾嘉学派:清代的士风与学术

二、兴起

乾嘉学派发源于明清鼎革之际,学术主张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特别是顾炎武,他学识渊博,对经学、子学、训诂学、历史学、天文地理、河漕兵农等都有研究,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他强调“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体现了他对天下兴亡、民族兴衰的高度责任感。

顾炎武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主张“经学即理学”,他所撰著作颇丰,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全国各地的山川险要、地理人情等都有记载,是讲求实学的著作,《日知录》更是旁征博引、言必有据,是清代学人做考据研究的教科书式的经典著作。

清朝前期,满清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在民族融合还是入侵的性质判断上趋于保守,思想上仍存有反清复明的观念。而作为统治者的满清,对于这种文化上的排异反应,采取钳制的方式,以消除潜在隐患。

在这种情形下,当时的文人不敢轻易发表看法,一字一句都要自己事先仔细斟酌,着重避免提及有关当朝或前朝的事情,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引来祸端。他们干脆放弃经世致用的理念,选择埋头做纯粹的学问,做考据的工作,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避开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

乾嘉学派:清代的士风与学术

三、流派

乾嘉学派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般认为,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全盛时期,乾嘉学派逐渐形成了以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吴派”和“皖派”,“吴派”形成于前,“皖派”发轫于后,戴震曾求学于惠栋,而又在“吴派”的基础上发展为有自己特点的“皖派”,“吴派”以信古为标志,“皖派”以求是为准当。

“吴派”发于惠栋的祖父惠周惕,而成于惠栋,因惠栋为苏州吴县人而得名,其主要学者也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文人。“吴派”首重《周易》和《尚书》,此派的特点是“唯汉是信”,严格遵循汉代儒生的经说经注,进而加以疏通证明。此外,“吴派”也颇重视历史考证,尤其是钱大昕和王鸣盛,钱著《廿二史考异》、王著《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中的两部。

乾嘉学派:清代的士风与学术

“皖派”重视《周礼》、《仪礼》、《礼记》,侧重制度考证,此派的特点是通过文字、音韵作为治经的途径。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理论,如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戴震的学生,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都被归为皖派。

乾嘉学派,以惠栋的“吴派”和戴震的“皖派”影响最大。此外,还有清初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以及与“吴派”、“皖派”关系密切的“扬州学派”等小派。

“浙东学派”与吴、皖两派有联系又不尽相同,此派的特点是经史并重,以史见长。此派有不少史学佳作,比如万斯同的《明史稿》,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都是一时名著。

“扬州学派”出现稍晚,其主要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等都是扬州人,故而得名。其与“皖派”关系密切,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都戴震的学生,同时,此派有的学者也被归为“吴派”。可以说,“扬州学派”兼取“皖派”和“吴派”之所长,又发展了自己的特色,比如他们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乾嘉学派:清代的士风与学术

四、历史贡献

首先,乾嘉学派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的方法,对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校订、疏解,在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等方面,都有颇丰的著述,可谓集历代考据之大成,他们将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此外,乾嘉学派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他们主张“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辩诘不避本师”等,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不仅开启了清初的朴实学风,而且开创了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对近代史学研究的转型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史学”,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顾颉刚的“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均或多或少受到了乾嘉学派的影响。

最后,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具有一定的陈旧落后、脱离实际的局限。他们的治学思路有些机械化、形式化,一些学者甚至有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他们表面上是为了探求儒家思想的本源,实际上是对儒家发展路径小心翼翼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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