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期某明星的新聞報道，抑鬱症再次被我們推上了話題熱搜榜。
通過一系列的官方數據我們發現，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患上抑鬱症，確診人數急劇上升。
越來越多人也開始重視抑鬱症，對該疾病的認知也逐漸從偏見到理解，這是一個好現象。
然而不得不說的是，關於抑鬱症，我們所看到的仍然是冰山一角。
圖片來自第一界心理諮詢大會
1抑鬱症，我們正在以美國人的方式受苦？
在開始這個話題之前，先舉一個反例。
如果一箇中國人，對著老外說“上火”，你覺得這個老外能明白什麼是上火嗎？他可能會想不通這個“上火”到底是情緒問題還是生理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在冬天，大多數中國人都有喝熱水的習慣，尤其是女性。因為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中，在冬天喝涼水可能是會肚子痛的。
然而這個喝涼水的動作對許多西方人來講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不會說我這樣就會產生什麼生理問題。
很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我曾和一些同行聊過一個話題：“現在心身疾病越來越多，是不是中國人得外國病？”其中一位諮詢師回答：“如果把我們中國人的陰陽五行放在外國人身上，那麼外國人也會得中國病。 ”
與這幾個例子相似的是，在心理學圈中一直存在著一個冷笑話。叫做“小明打人”和“小明有攻擊性人格”。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死循環。因為我們無法判定到底是因為“小明打人”所以“小明有攻擊性人格”；還是因為“小明有攻擊性人格”所以“小明打人”？
而這個例子的好笑之處在於，當我們越來越把“小明”和“攻擊性人格”這一概念放在同一個框架下時，小明就真的成為了一個具有攻擊性人格的人。
舉這些例子，到底和抑鬱症有什麼聯繫呢?
我想表達的是，人們其實都有一種共性，就是：我們會去尋找那些我們想要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當你現在開始相信你自己有病時，你最終就會找到那些符合你自己生病的證據，於是你就真的患上了這個病。
這是一個認識論的陷阱。
來自TED x
2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現在逐漸有人開始瞭解什麼是抑鬱症，如何診斷。但不得不說的是“抑鬱症”其實和諸如“肺炎”之類的疾病其實還是有本質的不同。
抑鬱症被我們稱作是一場心靈的感冒，但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待此類心理疾病時，我們會發現它更多是被我們建構出來並影響我們的。
伊森·沃特斯是位美國人，同時也是名記者，所以他非常瞭解美國的心理學的診斷體系在向全世界範圍內傳播時是如何改變了全世界範圍內的人生病的樣子。他寫了一本書叫《像我們一樣瘋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書籍：像我們一樣瘋狂
這本書就披露了厭食症、PTSD、精神分裂症、和抑鬱症這四種大眾所熟悉的疾病。
在書中，他向我們展示了美國人是如何把“抑鬱症”營銷給全世界的。比如“抑鬱症”在日本的流行。
通過一些社會學者的研究資料我們可以得知，日本的文化裡有很強的“憂傷”特徵，甚至可以說就是一種悲傷文化。其實在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這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衝突，或者是一種文化霸權。
因為“寂寞”“孤獨”“憂傷”這些詞彙，放在東方的語境和文化下，更多的其實是一種淒涼之美，或者是一種描述禪定，進入更深層的得到意境，然而這些東西在西方的文化裡更多的卻是帶著一種有病的味道。
據伊森·沃特斯披露，在抑鬱症這個概念進入日本之前，許多跨國製藥公司的營銷團隊就對日本的文化進行調研，他們通過結合日本的文化把“抑鬱症”包裝成日本人可接受的概念，並告知他們：抑鬱症並不可恥，抑鬱症就像感冒一樣，只要遵循醫囑按時服藥就可以痊癒。
類似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僅僅是在日本，從國際上來看很多國家、地區都有諸如此類的現象。
比如中國香港的厭食症，在媒體還未大勢報道時，香港的厭食症根本就沒有那麼嚴重。
類似的還有PTSD在斯里蘭卡的流行，精神分裂症在桑給巴爾的興起。
這些疾病的流行，不得不說，背後還有利益的驅動。
還值得披露的是，如果但凡是對這類疾病的診斷有所瞭解的人會發現，全世界看來醫院精神科的評估與診斷運用的都是相同的一套即DSM（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
然而隨著DSM的更新，我們會發現從DSM1到現今的DSM5，對很多疾病的評定標準越來越低門檻，這也就意味著隨著DSM的更新再版，有越來越多人達到了要吃精神科藥物的地步。
而這其中就有抑鬱症，從原來的事件發生後需要持續達到6個月的期限，到如今只要出現相關症狀表現就可診斷。
然而這樣的評定標準，放在諸如像中國的東方文化下事件則會有完全的不同，例如大多數中國人在面對重要親人離世時會有持續超過半年以上的悲痛期並伴隨有相關症狀的表現，然而最後會有85%的人可自行痊癒。
3這是一個有病的時代
我們身處在一個喜歡自我炮製各種疾病的時代，比如：知識焦慮，網絡成癮，拖延症，空心病......這些疾病沒有被納入醫學權威診斷，然而我們卻不斷的開發各種測評，評估和干預治療手段。
其實，當我們再來看看這些疾病時，反向思考就會發現，在我們認定我們具有某種病時，我們其實早就在心理共築了一個“正常人”的完美模型。
這個“正常人”不會焦慮，亦不會拖延。
這也讓我們大致可以理解，為什麼當下有那麼多人熱衷於“情緒控制”，瘋狂尋求“情緒管理”。
這裡面，一部分原因還是有社會性質的轉變。
用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的話來講，我們身處在一個倦怠社會。而導致倦怠社會的形成不是由於“否定性”而是在於過量的“肯定性”。
一個匱乏的時代，人們專注於吸收和同化，而在過剩的時代，由於過量所導致的疲乏，睏倦和窒息感，這些對於我們而言無疑都是一種精神暴力。
書籍：倦怠社會
再回到抑鬱症這個話題上來講，在韓炳哲的描述裡，他認為現代社會抑鬱症之所以發生，某種意義上是堅信“沒有什麼不能夠”的現代人在遭遇失敗後所引發的自我攻擊。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其實在老一代的時候，是根本沒有“抑鬱症”這個名詞的，也根本沒有關於抑鬱症、焦慮症的診斷，我們都把他們統稱為“神經衰弱”。
現代的醫學，是把身體、情感和意識分開來看的，所以在精神科醫生看來抑鬱症就是大腦化學遞質的變化。基於此觀點於是製造了大量相關的精神類藥物。然而如果你去問一箇中醫，關於抑鬱症他會告訴你的是：你身體的能量不夠了。
因為在中醫的觀點框架下，身與心是一體的，叫形神一體，這裡的神包含了心和意。在中醫的框架下，一個人能量不夠了，其實就在表明一個人應該開始學習了。
而這裡的學習指的是向內。通過內觀，去了解自己，去了解世界，去了解自己的身心在與世界做何等的交換與對話。 通過不斷的自我覺察，看看這段時間是不是對自己太過苛刻了，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是否出現了什麼問題，亦或是否生活節奏太快而無法顧及自己精神世界的搭建。
這時候，我們可能需要的是對自己寬容一點，改善一下睡眠飲食和運動，或是給自己一些時間讀一兩本閒書。這種不斷自我覺察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在對自己的身心進行調理。
講到這裡，又迴歸了中西差異的話題。
從別的對話途徑看來，一些長年在美國從業的職業諮詢師們發現，在美國的文化裡，總是喜歡追求一些看似高大上的東西。這一點從《積極心理學》、《幸福心理學》等就可以看出，他們過分追求強大，喜歡樂觀。然而在東方的禪宗看來：有時少即是多，慢即是快，弱即是強。
正如拉康所講的：你所謂的自我強大，實則卻是一個幻相。過分追求強大，自然就會覺得弱小。
一定程度上講，西方的心理諮詢更多的還是服務於資本主義社會。
這一點從治療手段上就可以看出，偏愛運用如CBT、DBT等短平快的手段，目的就在於想要快速使人恢復“正常”繼而迅速投入到社會生產工作當中。
這一點，倒和我們今天的人渴望“戒掉情緒”如出一轍。
4有些人需要抑鬱症
當我們在談及抑鬱症時，普通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一個人人都不願意得的病。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有些人他的確是需要得這個病。
比如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新病叫：更年期綜合症。九十年代的時候這個詞已經大為流行，而今更是習以為常。
在當時凡是處於中年期的婦女大都會出現月經不調，胸悶心煩等症狀而跑到醫院看病，而醫生能告訴的就是：這是更年期綜合徵。
於是他們得到了一個權威的解釋，然後就求得了一份心安。
我們常在談症狀，但從來沒說過這些症狀就一定是病。如果我們藉由抑鬱症的症狀來看的話，其實背後大都有更為豐富的故事。
我曾遇到過一個家長，她三番五次的希望我幫她看看她孩子是不是得了抑鬱。我告訴她的是：沒有。
但她總是不死心，反覆提及她孩子的每項症狀都和抑鬱症非常相符。直到有一天我反問她：“似乎看起來你很希望你的孩子得這個病。”
她有點震驚然後很坦誠的回答：“是啊，如果是抑鬱症就確診啊，該吃藥就吃藥，免得像現在這樣瞎折騰。”
從這個家長的位置來看，抑鬱症求的其實是份省心。
藉由這個例子看來，其實有時候醫院的精神科也是被逼無奈，因為診斷過程畢竟還是偏主觀的，然而病人在面對“疑似抑鬱症”時總是左右難以接受，大量的人希望被準確確診，這也使得醫生無奈只好判定為“抑鬱症”。
所以從這些現實情況來看，當我們說一個人得了抑鬱症時更多的則是要看症狀背後的動機。
有些人得抑鬱症就像是得了一個護身符，而有些人則是在對自己的原生家庭訴諸憤怒從而達到被動攻擊的目的。所以我們常看到的是，大多患有心理疾病的小孩兒，背後常有一地雞毛的原生家庭和岌岌可危的夫妻關係。
亦如海靈格所講：孩子是家庭裡天然的頂樑柱。父母之間的問題，常常通過孩子的各種症狀來表現。
藉由精神分析的視角來看，抑鬱症主要源頭有兩個，要麼是喪失，巨大的喪失；那麼就是長期被壓抑了的憤怒，未能釋放的情緒被壓抑後最終只好攻擊自己。
關於抑鬱症還有很多值得我們發掘和理解的角度，本篇文章意在通過我們不常看到的角度去辯證的看待抑鬱，關於抑鬱我們需要警醒的是，為它發聲的人到底是誰，背後又到底站立了何種立場。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智的看待醫生下發的診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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