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是一八七五年登基做皇帝的。一八八九年“亲政”，时年18岁。这只是名义上的亲政而已，事实上遇有国家大政和二品以上大员任免，仍要请示太后才能决定。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以举人资格进京会试，并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要求变法维新，他邀请各省进京会试的举人签名，签名者有1300余人，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公车上书”。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变法维新的“上谕”。提拔了属于康党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京卿。
那时清政府的最高机构是“军机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大都由满族为主体。而汉军机大臣不过是清廷的装饰品而己。这一次光绪任用四个京卿，并将他们留在身边。代皇帝批阅奏章，并为皇帝提供处理意见。如此看来，四京卿的权力好像是大过了军机大臣的。
那些老臣们觉得委屈。向西太后告状，尽说一些，皇帝要架空太后，要重用汉人，不相信满人之类的话，并请老太后来给这些“奴才们”做主。
西太后本来就不赞成光绪帝推行什么“新政”。这倒也不能说西太后只是一个老古董的守旧派。而是不太认可光绪帝对于“新政”太过于激进，乃至于都要将大清的“冤家对头”，日本下了台的首相伊藤博文请来给大清主政。再经一些失宠的满族大臣添油加醋地一挑拨。于是决定借十月（阳历九月）天津阅兵的机会禁锢光绪，自己再临朝听政。
光绪帝得知消息，想借用袁世凯的力量来对付太后。袁稍有权衡以后，还是觉得西太后的大腿更粗一些，然后选择站到了西太后一边。九月二十一日，西太后重新听政，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四京卿和康党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亡香港，梁启超逃亡日本。这就是历史上的“戊戌政变”。
一八九九年，袁世凯奉命率武卫右军到山东德州举行训练。山东多地兴起反对外国教堂和教士的义和拳。美国公使康格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迫于压力的清政府召回毓贤，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此时西太后因废黜光绪，受到西方外交团的反对。便思利用义和团来抵御外国势力，自己可以取“渔翁之利”。
袁世凯先时在选择支持光绪皇帝或者西后时，就是只看谁的大腿粗，此次亦是如此，他觉得帝国主义的势力要比西太后的势力要大的多。自然就更乐于去“讨好”友邦了。于是扬言“必将义和拳匪类尽行剿灭”，接着他派军队，捣毁拳坛，捕逐团民。
一九零零年三月十四日，袁世凯实授山东巡抚。
六月二十一日，意气用事的西太后下达了对西方联军宣战的命令。
战争发动以后不久，西太后就感觉到“力不从心”了，嚎叫着要各省督抚“勤王”。这时却出现了“北打南和”的怪局面。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把北京所发出来的谕旨称为“矫诏”，一律不接受。并与上海领事团商定搞起“东南互保”来了。
此时袁世凯在山东迂迴旋转，打起了“太极拳”。他马上奏明西太后，说派兵一万，兼程北上勤王。同时又联略东南三督，表示“愿附骥尾”。
袁慢腾腾安排登州总兵夏辛酉，副将张勋，让其且带六营兵，只在山东境内巡视一番。并嘱，不要触了霉头，与外国人打起来了。
八月十四日，西方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与皇帝宫眷们要直奔西安了。这就有了民间所谓的“光绪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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