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明确指出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心态和目的，即“

发愤之所为作”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心态和目的使得《史记》在叙事上虽以“实录”为原则，但同时又加入了许多奇异叙事。

在两汉时期，《史记》的实录叙事和奇异叙事都备受诟病，如扬雄称之“是非颇谬于经”，王允痛呼“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的实录叙事逐渐被认可，如裴松之即为司马迁打抱不平道：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的奇异叙事对志异小说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搜神记》、《搜神后记》、《神仙传》等在体例和叙事上都与《史记》极为相似。下文，笔者就《史记》的奇异叙事及《史记》奇异叙事对志异小说的影响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史记》的奇异叙事

《史记》中的奇异叙事主要可分为两类：以奇异传说为史、对传奇事件的虚构演绎。以奇异传说为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以神话传说为古史；以奇异事件塑造历史人物。对传奇事件的虚构演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历史事件的虚构演绎，如《赵世家》中“赵氏孤儿”的故事；对传奇游侠故事的演绎，见于《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

1. 以奇异传说为史

《史记》“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下至于兹”很好处理，但“上记轩辕”却是一个大问题。司马迁本人也在《五帝本纪》中明言：《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面对这种情况，司马迁可以像《尚书》一样从尧开始叙述，但是那样就遗漏了黄帝、颛顼及帝喾，将造成重大缺憾。司马迁以《五帝德》、《帝系姓》中记载的故事为基础，结合实地考察取材、取证于民间的方式，“

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化神话传说为古史，同时注重突出人物之间的联系，形成连续的线性叙事。

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司马迁在面对这两个神话事件时，除去了其中驳杂的细节，将之化为了有政治意味的历史事件。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再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炎帝、黄帝和蚩尤的故事不再被叙述为浪漫的神话故事，而是被演绎成了一种权力变更。在黄帝被尊为天子之后，叙事主线则变成了权力的继承，表现为注重人物之间的联系，在时间上形成线性叙事。如通过“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引出颛顼，通过“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引出帝喾。

同时，司马迁还注重以奇异出身塑造人物形象。《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高辛“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殷本纪》中玄鸟生契，《秦本纪》中玄鸟生大业；《高祖本纪》中“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即说刘邦并非凡夫俗子。这种叙事主要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欲借奇异出身解释那些朝代的建立者为何能创造丰功伟业。

2. 对传奇事件的虚构演绎

上文谈到了《史记》化神话为史及用奇异事件塑造人物的叙史手法，这是司马迁奇异叙事的一部分。下文即以“赵氏孤儿”和游侠及刺客的故事为例，讨论司马迁对传奇事件的虚构演绎。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及《吕氏春秋》等史书中，但记载都较为简略。如《左传·成公八年》中对赵武的记载为：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其中并未叙述程婴和公孙杵臼救孤的故事，但是到了《史记·赵世家》中，司马迁却花了极多笔墨叙述“程婴救孤”。

通过《左传》，我们不难发现“赵氏孤儿”本是一个因赵氏一族乱伦而引发的自相残杀的故事。司马迁在不改变事件主体的情况下，以尚在襁褓中的赵武为中心，演绎了一出“程婴救孤”的大戏。《史记·赵世家》载：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此时的“赵氏孤儿”事件已由因乱伦而引发的倾轧事件，变成了侠义之士救孤及孤儿复仇的英雄事件。其中确实存在历史细节失真的现象，这可谓是司马迁之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歌颂的见义勇为的英雄行径、视死如归的崇高情怀,不仅是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情感诉求，亦是创造性地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对侠义的呼唤，还体现在了《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

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指出那些侠义之士虽然常以武犯禁，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合乎道义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侠士，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刺客列传》通过讲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此刻的故事，歌颂了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以及以弱搏强的刚强品质。如本传中所言：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侠以武犯禁，侠士为正统史学家所不容，司马迁也因之受到诸多诟病。另一方面，司马迁对英雄行径及侠义情怀的歌颂，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与反抗，又直接启发了后世志异小说。

二、《史记》中奇异叙事对志异小说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志异（志人、志怪）小说是我国最早的古典小说，代表作有《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神仙传》及《甄异传》等。单看篇名中“记”与“传”，即不难发现其具有的纪传色彩，进一步观察志异小说的体例，更能发现其带有明显的纪传色彩。此外，在选材和立意方面，亦可发现志异小说对《史记》“爱奇”及“赞侠”的继承。下文以志异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为例，对比《史记》进行分析。

在分析《史记》的奇异叙事时，笔者指出其主要体现这四个方面：以神话传说为古史、以奇异事件塑造历史人物、对历史事件的虚构演绎及对传奇游侠故事的演绎。观察奇异小说的选材和立意，不难发现与《史记》爱奇与爱侠之风高度契合，其中爱奇主要体现在选材方面，而立意则是体现在立意方面。

《史记》通过奇异出身及奇异经历等方法塑造人物，如黄帝生而神灵、玄鸟生商及蛟龙生高祖。而志异小说，正是以奇异事件为主体。如《搜神记》中记述的第一位神话人物赤松子，其人“服冰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又如宁封子“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偓佺“形体生毛，长七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对于正史中有记载之人物的虚构演义，更能看出其《史记》的影子，如钩弋夫人“以谴死，既殡，尸不臭，而香闻十余里”，如华佗医太守之女时“

以绳系犬颈，使走马牵犬……乃以药饮女”。

《史记》虚构“程婴救孤”的故事，呼唤侠义精神，同时亦指向复仇；为游侠及刺客列传，为的是歌颂英雄行径，而立意却在于反抗。如在弱燕与强秦的对抗中，荆轲挺身而出，高渐离歌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此深具艺术的悲壮美。《搜神记》干将莫邪的故事，兼具赵武的复仇以及荆轲的视死如归。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干将为楚王作剑，剑成后惨遭杀害，其子长成后想要替父报仇，其叙事结构与赵武故事基本一致。但不同的是，干将之子并非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复仇，而是依靠了侠客的力量。干将之子“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侠客亦果真不负所托。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可见侠客是抱着必死之心前去献宝的，这种言出必行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对《史记》中刺客与游侠精神的继承。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搜神传》的作者干宝本人即是一位史官。干宝所著《晋纪》共二十卷，自晋宣帝至晋愍帝前后五十三年，采用的是编年的叙史手法。但分析《搜神记》的叙事手法，却可发现其中带有明显的纪传色彩，而非编年。《搜神记》第一卷上称神农下至曹魏，从神话时代的赤松子叙说到近世的弦超，可谓沿用了《史记》“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的框架结构。

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搜神记》亦表现出了明显的纪传色彩，其中左慈的故事、葛玄的故事、董永的故事、弦超的故事等等都可视为人物传记。其开头都为对人物的大致介绍，如弦超故事云“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董永故事云“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这与《史记》中《高祖本纪》所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及《项羽本纪》所云“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

”如出一辙。

《搜神记》中故事的结尾部分亦有明显的史传色彩，往往通过叙述貌似可信的事件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如弦超故事结尾云“张茂先为之作神女赋”，李寄故事结尾云“越王闻之, 聘寄女为后, 拜其父为将乐令”。

参考文献：

• 干宝 《搜神记》
• 班固 《汉书》
• 范晔 《后汉书》
• 左丘明 《左传》
• 司马迁 《史记》、《报任安书》
• 李建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