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熱兵器發明以前的古代社會里，騎兵一直是威力最強的兵種。一支訓練有素的騎兵，既能發動排山倒海般地正面突擊，也能實施晝夜不停地長途奔襲，當騎兵出現在戰場上時，往往能決定一場戰爭的勝負，因此古代各國都非常重視養馬。
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中國人很早就學會了訓練和駕馭馬匹，也很早就認識到了騎兵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商代就有了官辦的馬匹飼養管理制度，稱之為“馬政”，“馬政”一詞，最早見於《禮記·月令》：“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此後，馬政制度延續了近三千年。
周朝也極其重視養馬，周穆王西行的壯舉，沒有大量馬匹是難以完成的，秦國的先人造父就是為周朝養馬的，還培育出了中國歷史上非常四匹著名的駿馬，讓周天子非常高興。《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秦人因養馬技能得到封國，其領土主要位於岐山以西，也就是現今的甘肅禮縣，那一帶在歷史上長期是各個朝代的馬場。秦朝還以嚴刑峻法保護養馬業，秦《廄苑律》規定“盜馬者死!”
漢唐兩代，對馬的重視到了空前的程度，漢武帝為了得到“天馬”不惜以舉國之力發動戰爭。東漢伏波將軍馬援說：“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正是皇帝和國家對馬的無比重視，才使漢朝擁有了強大騎兵，得以擊敗以騎射稱雄的匈奴。1969年出土於甘肅省武威市雷臺漢墓的“馬踏飛燕”和1981 年陝西茂陵地區出土的西漢鎏金馬，體型挺拔，身頸修長，尾骨高聳，具有典型汗血馬特點，是真正的寶馬良駒。
唐朝也憑著強悍的鐵騎擊敗了突厥，昭陵六駿優美高雅，體格壯碩的形象讓後人看到了唐朝戰馬的神駿。
然而有一個事實卻不容迴避，就是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漢唐兩朝中的一些特定時期外，在長達兩千多年時間裡，中原王朝的馬匹飼養培育技術並不出色，中原也從不出產聞名世界的優秀馬種。直到清朝，這種情況也未改觀，滿人雖號稱以騎射為根本，卻缺嚴重乏良馬。滿洲騎兵在攻擊中原步兵時如狼似虎，在對抗西北草原上騎乘同一類馬匹的遊牧騎兵時也不落下風，可是一旦遇上裝備了中亞和歐洲駿馬的西方騎兵時，立刻被打得潰不成軍。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八里橋戰役中，冷兵器仍佔了很大比重，騎兵至始至終扮演了主角，清軍與其說是被聯軍的炮火轟垮的，還不如說是被騎兵的馬刀砍廢的。
八里橋參戰的蒙古騎兵乘用的馬來自烏珠穆沁，是最好的蒙古馬，可是與聯軍的高頭大馬相比，體格小，速度慢，“悍威”差，進攻時衝不上，撤退時跑不快，英法聯軍嘲笑蒙古騎兵像騎著一群兔子在作戰。法國將領驚訝地說，中國馬“比我們的驢還小”。法軍為了減輕行軍負擔，本來打算到中國就地採購駝運馬匹，所以沒有自帶用於運輸的馬匹，結果到了中國後根本找不到拉運物資和大炮的挽馬。
而英國因為進入中國較早，對中國馬匹的質量有足夠的認識，騎用馬和挽馬都從印度直接船運到香港，共為兩個印度錫克騎兵聯隊提供了 800 匹阿拉伯馬和馬瓦里戰馬 。
中國不產良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與本土原生馬種、地理氣候環境、歷代王朝的馬政有關。
蒙古高原是蒙古馬的故鄉，而東亞鄰近蒙古，又有大海和高山沙漠的環抱，使這裡與外部世界隔離，外部的馬很難流入。所以
在古代，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使用的馬匹基本是都是蒙古馬，這種馬體型小，在速度和力量方面，與高大的歐洲森林馬差了很多。《周禮·夏官·司馬第四》：“馬八尺以上為龍……”，古代一尺是23釐米，八尺就是184釐米，比大多數古代中國人要高。但這個高度不是馬的肩高，而是全高，即使這個高度的馬，肩高也不過150釐米，但在中國古人看來已經是“龍”了，而大多數馬的肩高不過130釐米左右。可是在歐洲，身高148釐米以下的馬都屬於小型馬。中國古代的塑像藝術一般追求神似，外形和比例則並不真實，大多是誇張變形的，比如霍去病墓的石像就是這種風格的典型。然而秦代陶塑藝術是寫實的，秦人做甬像時，在做到神似的同時還竭力追求外形逼真。秦兵馬俑一般是按照真人的模樣以1:1的比例塑造的，人與馬的比例和造型與真實的兵馬完全一樣，這就給了後人一窺秦朝馬匹真實模樣的機會。通過參觀，我們可以看到秦兵馬俑中的馬非常矮小，全高不如一個成年人，普京在參觀秦兵馬俑時，曾經問過一個問題：就是兵馬俑中的馬為什麼這麼小。也許見慣了頓河馬和奧爾洛夫馬的普京對秦代戰馬體型如此矮小感到不可思議。
其實，體型矮小從來就是蒙古馬的基本特徵，法國軍隊在八里橋戰場上第一次看到僧格林沁的精銳蒙古馬隊時，認為他們的坐騎“與設得蘭群島一帶的馬種非常相似”，而那裡的馬也特別矮小，著名的設得蘭寵物馬就出自那裡。
法國人的判斷是對的，近年來的研究證實了包括設得蘭馬、冰島馬、峽灣馬等在內的北歐諸馬種，都與蒙古馬有較為緊密的親緣關係。據分析，最初可能是瑞典商人從俄羅斯進口了蒙古馬，繼而傳播到北歐各地。
低矮的體型，意味著沒有威猛的衝擊力也不能快速奔跑，無論是充當強調負重和衝擊力的重騎兵用馬，還是追求快速靈活的輕騎兵用馬，蒙古馬都力不從心。
多年來，人們一直對蒙古馬耐粗飼、抗病能力強、耐力好等特質讚譽有加，尤其稱道蒙古馬的長途奔襲能力。
1219年9月，速布臺和哲別攻打花喇子漠國訛答刺城時，因城內保衛工事堅固而未能攻破。哲別帶軍隊後退500裡，並休整隊伍。花喇子漠得知蒙古大軍退到500裡遠時，城內守軍便放鬆了警惕。蒙古大軍休整幾天後，哲別在一天晚上突然下令出發。大軍夜行500裡，次日清晨到達訛答刺城下，併發起攻擊。由於城內毫無準備，結果蒙古人輕易破城，大獲全勝。且不論夜行五百里的記載是否真實，至少這一戰例一直被引用來證明蒙古馬無與倫比的耐力。
可事實上，蒙古人的勝利與其說得益於蒙古馬的優秀，還不如說依仗的是蒙古騎士像蒙古馬一樣吃苦耐勞的品質，只有他們才能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苦，在多日不宿營和無正常飲食的情況下連續作戰。在古代，擁有這種吃苦耐勞素質的軍隊幾乎戰無不勝。傳承了他們這種品質的哥薩克，也是強悍驍勇，難以戰勝的，在《靜靜的頓河》中有這樣一個場景：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尼亞在寒冷的草原上露營，早上起來時兩人滿頭是霜，這樣的堅韌和強大的生命力，正是自蒙古多年統治影響的結果。相較之下，歐洲和西亞的騎士沒有這種忍耐力。
人們特別看重蒙古馬的耐力，蒙古馬也確實擁有耐力出眾的特質，但這種能力後來被神化了，蒙古馬隊的輝煌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眾多的馬匹數量換來的。蒙古人出動時，每人攜帶好幾匹馬，可以輪換騎乘，以此抵消與歐洲馬的質量差距，而每個歐洲騎士精心飼養的戰馬往往只有一匹，以一敵多自然吃虧。
蒙古馬的長途奔跑能力也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出色，1903 年，在北京至天津間曾舉行過 120km 長途騎乘耐力賽，38 匹蒙古馬參賽，冠軍的總耗時為 7 小時 32 分鐘；可是當代國際馬協舉辦的賽程長達 160km 馬術耐力賽，優秀賽馬的成績通常不到7 個小時，這是蒙古馬根本難以企及的。
出現在八里橋戰場上的蒙古馬，與兩千多年前秦兵馬俑中的馬幾乎毫無區別，絲毫沒有得到改良，主要原因是蒙古人沒有優秀的養馬技術。一般認為，蒙古人作為一個草原民族是特別擅長養馬的，其實這是一個誤解，就像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日本人作為一個海島民族特別擅長航海和造船一樣，其實古代日本這方面的能力極差，連風帆都不會用。
《新唐書·北狄·室韋》記載，室韋“無羊少馬．有牛不用”。可見蒙古人的祖先室韋處於部落聯盟階段時，其畜牧業並不發達，歷史上蒙古人就不擅長養馬。九世紀中葉以後，受突厥、契丹、女真等族以及中原的影響，畜牧業才得到發展，並把戰馬當成戰爭的重要工具。
蒙古馬其實是一種半野生馬，蒙古人並不精通精養選育技術，只是把馬散放到草原上，任其自生自滅，蒙古馬耐粗飼，抗病能力強的原因就來自於此，而戰馬其他工作性能的培育就無從談起了。如果把蒙古馬與歐洲和中東的戰馬比較，就猶如將青藏線上的流浪狗與德牧相比。流浪狗生命力強，抗病、不挑食，但在工作性能上，是遠不如德牧的。
公元 1342 年，羅馬教皇曾贈送元順帝佛郎國（法國）異馬一匹，《元史》記載該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近兩米）”，這匹駿馬讓元順帝興奮異常，不但命群臣作詩，讚頌其為天馬，還吩咐朝臣周郎畫了一幅《貢馬圖》。可見即使蒙古帝王也很少見到好馬，而這種“天馬”在歐洲極為常見。歐洲的馬好，並非天然，而是人工育種的結果，這需要有先進的選育技術和科學的馬種選育理論，可這些是蒙古和整個東亞所缺乏的。
北宋大臣王禹偁在其雜文《記馬》種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圉人(牧馬人)擅育良馬，他在一匹良種母馬生了公馬之後，為了獲得更好的馬，把兩匹馬的眼睛蒙上後讓母馬與它生的公馬交配，當母馬察覺亂倫後，便撞門而死。這個故事的原意是講道德，但從中反映出，宋人已經意識到回交育種的意義，但沒有掌握技術規律，只會蠻幹，而同一時期，中東和歐洲的馬種選育技術已經很成熟了，出現了阿拉伯馬、西班牙戰馬，加斯科尼戰馬等優秀馬種。
在慢慢歷史長河中，北方遊牧騎兵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噩夢，在大多數時間裡，中原軍隊在與遊牧部落的交戰中處於下風。西晉被打得被迫東渡，依靠長江天塹苟延殘喘，宋明兩朝則被滅了國，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中原沒有強大的騎兵，而沒有騎兵的原因是缺乏足夠的優良馬匹。
經常看到的說法是，中原缺馬是地理和氣候原因造成的。中國古人認為，養馬需要有大片的牧場供馬馳騁繁衍;而且馬是怕熱的動物，需要比較寒冷的氣候，而這些都是中原所缺乏的。 經常被拿來為這一判斷提供佐證的例子是宋朝，由於失去了燕雲十六州，因而失去了北方牧場，所以無法建立堪用的騎兵部隊，結果成了弱宋，終其一朝始終被外敵欺負。
其實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就土地而言，中國一直是個版圖遼闊的大國，即使不算西北和東北的草原，中原腹地就有大片優良牧場，僅關中平原一地，漢、唐兩朝，都曾在這裡大規模飼養戰馬。
後來由於長安及周邊地區人口越來越多，糧食供應壓力增大，關中沃土就不能用來養馬了，因為同樣面積的土地，種莊稼和放牧所能供養的人口數量不可同日而語。據當時估計，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如果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人，這也是遊牧民族人口一直不旺的主要原因。
然而歐洲的西班牙道路崎嶇不平，普魯士分為幾百個邦國，土地非常狹小，而且都是農耕區，卻照樣培育出好馬，後來的日本北海道，韓國濟州島這樣的海島，也養育了極好的馬，所以關中推行農耕後就不能養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當時中原仍然採用原始粗放的半野生放養方式，需要極其廣大的草地，這樣關中牧場就不夠了，只能到西北和東北的草原上放牧，漢武帝當年佔領河西走廊就是為了要在那裡養馬， 匈奴人失去了那裡就哀嘆：“失我祁連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同樣中原如果不能控制那裡，也就缺馬了。所以宋朝難以建設強大騎兵軍團的原因不是沒有了燕雲十六州，而是沒有好的養馬技術。
中國的疆域如此遼闊，河北、河南、山東以及黃淮地區都有大片平原可以養馬，可是一般認為那裡夏天過於炎熱，馬兒難以適應這種氣候。但這種觀點也難以成立，阿拉伯馬和印度馬瓦里馬都是在極其炎熱環境下培育出的頂級好馬，當年埃及馬穆魯克騎兵和印度德里蘇丹國騎兵就是騎著這兩種戰馬打敗了不可一世的蒙古騎兵。
所以，中原缺馬，尤其缺乏好馬的原因不完全在於地域和氣候，而在於沒有優秀的馬種選育培養技術。漢唐時期大量引進過中亞和西域的優良馬種，但是從未建立嚴格的血統譜系，也從未形成過系統和科學的馬種選育理論，結果這些優秀馬種繁衍兩三代以後，就急劇退化了。
導致中原養馬技術原始落後的原因在於不合理的馬政。在古代，馬是極其重要的戰略物資，其地位如同今日之能源，攸關國家命脈，明成祖強調：“國君之富，是馬於國為重。”因此馬政在歷朝歷代都是國家的一個戰略性支柱產業，而且基本上都採用國有化經營模式，由國家壟斷，以巨大投入換得馬匹產出。而西方卻是由教會、莊園、貴族、騎士等私人力量主導的馬匹飼養和育種事業，他們在農耕的同時養馬，利用農田輪耕週期中的空閒農田生產馬的飼料，既做到了精心飼養，又控制了成本，還能深入研究改進養育技術。
中原不同朝代的馬政也是有區別的，漢、唐雖然也以國有化為主導，但是並沒有完全壟斷，還允許民營養馬經濟的存在，甚至採取了鼓勵和免稅的優惠政策。所以民間養馬事業繁榮，為國家儲備了大量馬匹。
與官辦馬場佔據大片草原粗放散養不同，民間馬業採用的是類似歐洲的農牧混合形式，並不需要廣闊牧場，而是更注重精心培育優良馬種。所以漢唐以前，通過與引進的外血馬雜交，還能得到一些好馬，如周朝著名的“驊騮”、“溫驪”等駿馬，漢代的汗血寶馬、唐朝的昭陵六駿等等，可是宋朝以後，馬種卻日益退化了。
宋朝立國後，因失去了燕雲十六州的地形屏障，面臨著遼國騎兵的強大壓力，所以宋朝對養馬業的重視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國家投入鉅額財政，建立了完善的馬政制度，嚴令民間馬匹只能由官府收購，不得自由交易，可是政府對這個行業的完全壟斷，卻使民間養馬熱情被抑制了。
與任何時期一樣，如果某項事業被國家壟斷，必然導致成本居高不下，宋朝也遭遇了這樣的困境，雖然在宋朝前期，國有馬匹的數量一度達到 20 萬匹，但為此付出了高昂代價。當時一匹國有馬的成本高達 500 貫，是西北邊貿馬價的 20 倍，如此巨大的財政壓力使宋朝的馬業難以為繼。檀淵之盟後，宋遼實現了和平，馬匹保有量急劇減少，甚至有的騎兵部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配有馬。
為了擺脫困境，宋朝也試圖改革，王安石推行“保馬法”，實行國有民營模式，國家把養馬作為任務攤派給老百姓來代養，給予免除相應勞役稅負之類的優惠政策，同時又加上各種任務和苛刻處罰措施。這種向民間轉嫁財政危機的做法遭到了百姓的抵制，他們消極應對，勉強應付，根本不可能認真飼養，更談不上精心選育，有的百姓接到任務後索性舉家逃亡，結果養馬業遭到了重創。據《宋史》記載：“饒州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用來配種的種馬562匹，竟然被養死了315匹，剩下的247匹種馬，只養出了馬駒27匹，這樣的成績已經註定了宋朝馬政的徹底失敗。在這樣的政策下，連馬匹數量都難以保持，遑論質量了。自己不能養，外部又遭到遼的封鎖，結果只能從青藏，乃至於雲南引進馬匹，而這種滇馬的體型比蒙古馬更加矮小，以此裝備起來的騎兵，戰鬥力也可想而知了。
與宋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時期的法國，僅有4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法國養育幾十萬匹高大駿馬，裝備了上萬名稱雄歐洲的重甲騎士。而擁有28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宋卻無馬可用，造成這種巨大差異的原因就是不同的養馬制度。
明朝仍然延續了國有壟斷和民間攤的派馬政，結果有明一朝的騎兵力量也是每況愈下，到後來完全不是滿洲騎兵的對手了。
清朝入關後，禁止漢人養馬，完全摧毀了黃河中下游以及江淮等內地省份的養馬業，只使用關外的蒙古馬，並且仍然採用原始半野生散養方式，導致蒙古馬血統過於穩定，馬種無法改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清朝騎兵在東亞可以橫行一時，可是當他們在八里橋遭遇騎乘高頭大馬的英法騎兵時，立刻顯出了原形，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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