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讀過金庸小說《神鵰俠侶》的讀者，想必都不會忘記重陽宮邊那座“活死人墓”——

原來這活死人墓雖然號稱墳墓，其實是一座極為寬敞宏大的地下倉庫。當年王重陽起事抗金之前，動用數千人力，歷時數年方始建成，在其中暗藏器甲糧草，作為山陝一帶的根本，外形築成墳墓之狀，以瞞過金人的耳目，又恐金兵終於來攻，墓中更佈下無數巧妙機關，以抗外敵。義兵失敗後，他便在此隱居。是以墓內房舍眾多，通道繁複，外人入內，即是四處燈燭輝煌，亦易迷路。

這座活死人墓並不是金庸瞎編出來的，丘處機在歷史上實有其人，王重陽和活死人墓也確實見之於道教典籍，可以肯定確實存在過。對王重陽的記載，比較可靠的文獻材料有元代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劉志玄、謝西蟾合編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以及李道謙所編《甘水仙源錄》等等。

（一）文獻中的王重陽和活死人墓

在這些傳世資料中，王重陽的形象並不是那麼偉大。沒有林朝英的浪漫故事，也沒有中神通的神奇武功，他生活在紛爭的亂世之中，生前各種不如意。他去世後被尊為全真教五祖，有丘處機的很大功勞——從某種角度上來看，他和丘處機，就好比孔子和子貢。

重陽宮

王重陽的前半生比較平凡，沒有做出什麼顯赫的功業，甚至看不出能做出顯赫功業的樣子。宋徽宗正和六年(公元1112年)，王重陽出生於陝西咸陽大魏村。這個時候還不能叫他王重陽，重陽子是他後來的號。他最開始的名字叫王中孚，後來改名王世雄（李道謙說是改名王德威，字世雄），再後來他又改名王嚞。據說他“母孕二十四月而生”，我們可以作出一個基本判斷：這是不可能的。

在《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王重陽是個“異人”。他身高六尺多，有一把大鬍子（美鬚髯），眼睛比嘴還大。他讀過書，能通經史，身體也很強壯，善騎射，膂力過人。《甘水仙源錄》說他“捐文場應武舉”，大約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文科舉和武科舉都考慮過，最後都沒成。左洪濤說他“考取了劉豫所建的‘大齊’國武舉，名中甲科”，真實性存疑。

當時“中原多事，秦隴紛擾”，他就搬到了終南縣劉蔣村，行事放曠，自稱為“王害風”。這時候他有了訪道之心，很巧的是，金正隆四年六月，他在終南縣甘河鎮酒肆裡遇到兩個仙人，得到他倆所傳的道法。這倆人中有一位是呂洞賓，另一位一般認為是鍾離權，這兩位都是八仙中的人物，後來成了全真教的“五祖”之二。後來，他在甘河鎮又遇到了劉海蟾，這幾次遭遇就是著名的“甘河遇仙”。大定元年，王重陽在終南縣南時村挖了一個活死人墓，四角各植海棠一株。這就是金庸小說中活死人墓的由來。兩年之後，他覺得這個活死人墓沒什麼意思，自己動手把它填掉，重新回到劉蔣村結廬居住。

如今重陽成道宮的活死人墓

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陽離開陝西雲遊到山東寧海傳教，遇到了富戶馬鈺，後者出資為他修了“全真庵”，成為他事業的轉折點，後來馬鈺和妻子孫不二都拜入王重陽門下。三年之後，王重陽去世於從山東回陝西的途中，終年五十八歲，離他遇仙剛好十年。據說他在五十出頭的時候曾經於終南山太平宮壁題詩“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準確地預計到了自己的壽命。

王重陽傳教時間只有十年，其中在陝西的七年沒有什麼效果，在山東的三年比較成功。他能夠名滿天下，全靠後來全真教門下弟子們的功勞。在接近一百年後的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應全真掌教大宗師張志敬的請求，第一次大規模追封全真教五祖七真。分別是：

五祖：東華教主，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

七真：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

這七真的名字，想必金庸作品的讀者都不會陌生。金庸對全真教的描述並非任意想象出來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是從金庸筆下才知道有個全真教。就連那位在小說中暗暗愛慕小龍女的尹志平，歷史上也實有其人，他是丘處機座下弟子，全真道第六代掌教宗師，金元時期著名道士，八十三歲去世，曾經寫過《北遊錄》《葆光集》。

（二）金庸小說中的王重陽

金庸在《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中，以生花妙筆重新設計了一個王重陽。除了身為全真教領袖這個身份以外，很少有什麼描述和文獻資料相符。

拋開王重陽的“武功”不談，所謂活死人墓實際是王重陽一個人挖掘出來的地穴，《重陽成道宮記 》說“自掘一穴，起封數尺，如馬鬣之狀”，規模並不大，恐怕只能容納一兩個人，因此兩年之後他自己一個人就輕輕鬆鬆把這個墓給填平了。小說中的活死人墓則是“動用數千人力，歷時數年方始建成”，甚至還設置有兩萬斤的斷龍石。

在歷史上，重陽宮和活死人墓並不在一個地方，活死人墓在南時村，而重陽宮是王重陽去世十五年後，在劉蔣村建成，這也和小說中兩者同處一地的描述不同。

重陽宮

為了“包裝”王重陽，金庸可謂苦心孤詣。《神鵰俠侶》第四回中用了一首詩，是林朝英與王重陽賭鬥時用手指刻在石頭上：

“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履。佐漢開鴻舉，屹然天一柱，要伴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真，高視仍闊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於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

這首詩倒不是金庸編出來的，它本是《甘水仙源錄》所記載的《題甘河遇仙宮》，寫這首詩的人是元代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商挺，金庸從中截取了一大部分。從這首詩歌來看，王重陽只是道教高人，而非金庸小說中所渲染的抗金志士。郭旃在《全真教的興起及其與金王朝的關係》中批評說，王重陽是一個“未為南宋守節，追求功名利祿的漢地士人”，其論斷建立在王重陽應“齊國傀儡政權的科舉”的基礎上，這個基礎是否牢靠，尚且存疑，但身為道門中人，王重陽本人對宋金之爭不感興趣還是能看出來的，小說中王重陽起事抗金一說，概屬虛構。至於王重陽和林朝英的感情，那更是金庸的構思結果了。

（三）王重陽是怎樣“煉”成的

那麼，金庸為什麼會虛構出這樣一個龐大複雜的活死人墓、這樣一個家國情長的王重陽？

我們應該把《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放到當時的時代環境之中去審視。首先，作為作為商業文明的產物，金庸用“武俠”迎合了世俗的喜好，滿足了讀者們渴望力量、渴望行俠的瀟瀟灑灑白日夢，把王重陽、郭靖、洪七公、張無忌、令狐沖等“大俠”包裝出來，推向大眾，這是“成人的童話”，也是嚴酷生活現實之外的小小桃花源。因此，他需要用傳奇的故事、曲折的情節、浪漫的愛情來投合讀者的期望。生活在宋金之爭的特殊年代、經歷不凡的全真教祖師王重陽具有被利用、被改編的空間。

從金庸的創作階段來看，這兩部小說都屬於“射鵰三部曲”，前者連載於1957-1959年的《香港商報》，後者連載於1959—1961年的《明報》。金庸1924年出生，創作《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時，不過三十來歲，正是年富力強、雄心壯志之時，因此小說中多有銳氣——不但選擇了宋金、宋元激烈鬥爭的歷史空間，還要突出俠義、忠孝等中國文化精神。比如在《神鵰俠侶》中，郭靖面對忽必烈朗聲道: “郭某縱然不肖，豈能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憤蒙古殘暴，侵我疆土，殺我同胞，郭某滿腔熱血，是為我神州千萬老百姓而灑。”因此嚴偉英在《金庸小說創作的思想歷程》中認為金庸在1959年以前創作的小說強調救世思想、生活中遵守正統文化的道義要求，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義處世。此時金庸想要塑造“大俠”，他們精神崇高，力量強大，對生命有感受力，對社會有責任心。因此全真教祖師王重陽就被金庸強化到正義一方，以圖獲得讀者的更強烈認可。王重陽搖身一變成了抗金義士，原本只是隨性為之的活死人墓變成了暗藏器甲糧草的大墓，這都渲染出王重陽的英雄氣質。

為了勾起讀者的同情，金庸還偏偏要把這些人中龍鳳的“大俠”推進情義、忠奸、正邪、夷夏的巨大矛盾之中，無論他們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都面臨煎熬和痛苦，加深英雄的悲劇性：王重陽與林朝英之間的不可得之“情”，王重陽救國無望的不可得之“忠”，好在英雄就是英雄，哪怕身處逆境也能積極進取，楊過在慘痛之於修煉出“黯然銷魂掌法”，和王重陽舉義失敗，憤而隱居在這活死人墓中修煉出蓋世神功是相通的。這樣一來，無論是由身份危機而造成的痛苦折磨，還是銳志進取所引起的敬仰，都能夠獲得華人社會的強烈共鳴。

最值得強調的是金庸創作武俠小說時的文化氛圍。香港原本和大陸緊密相連，文學運動息息相通，但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這種聯繫突然減弱，使脫離文化母體的香港在制度、語言、行為方式等方面的“異常”被放大，英國殖民統治下的身份意識混亂令香港陷入非古、非中、非西的“文化虛根”狀態，香港文學被迫重新探索自身身份。正如同臺灣文學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出現了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等一系列思鄉主題的作品，金庸選擇中國歷史為創作主題，也是在明晰自身的中華身份，表現出對母體文化的強烈認同渴望。

金庸以一種“文化貴族”的手法，在武俠小說中重新建構了具有濃郁中國氣息的古典傳統。他利用自身紮實的古代文化素養，在《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等作品中描繪出一個瑰麗的古代世界：黃蓉不但能做出經典名菜“二十四橋明月夜”，還能在漁樵耕讀面前以“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居焉得許多雞”相詰問，全真七子譚處端臨終時誦詠“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一燈大師身邊的朱子柳把唐朝褚遂良《房玄齡碑》和張旭的《自言帖》化入武功中，儒釋道、琴棋書畫、酒食禮俗等等文化資源都被金庸整合進武俠小說中，那麼，王重陽和全真教出現在金庸小說中也就非常自然了。

房玄齡碑

值得感嘆的是，為了塑造出“俠”的正義形象，青年金庸把王重陽塗抹成了一位武功絕頂、有情有義的高士，塑造出一個樸實無華的英雄，但金庸終於慢慢放棄了英雄。在1969年到1972年間創作的《鹿鼎記》裡，這種壯懷激烈消失了，韋小寶不再是義士、英雄，他甚至連武功都是三腳貓水平，與郭靖和楊過這樣的“俠”有天壤之別，他是個“士可辱而不可殺”的“反英雄”。從“俠”的歌頌到“俠”的沒落，這十來年間金庸的思想變遷是個很有意思的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