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標題《樂隊在中國》
回看中國樂隊的現場，總能看到一些時代的烙印，它承載了那一代人的精神表達。
記者/黑麥
1994年，鄧謳歌、何勇、歐洋，在香港紅磡的演出現場（高原 攝）
80年代，前奏
1978年4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漢詞典》中出現了“樂隊”一詞，作為“Beatles”詞條的解釋，此時，英國的披頭士樂隊已解散數年，這個非常滯後並且有些含糊的解釋，似乎並不能讓當時的人把樂隊和某種從未在中國大陸發出聲的音樂形態聯繫在一起。
一年後，商務印書館接著出版了一本《美國實錄·光榮與夢想》，書中所提到的“搖滾”，也是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字眼兒，它看上去並不那麼雅觀，卻在年輕人中營造出一種虛幻、極端的氛圍。就在那段時間裡，改革開放的同步宣告，似乎昭示著新時代的到來，一些新的事物接二連三地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打開了某種視野。
80年代中期，人們不再像過去聽鄧麗君那樣偷偷摸摸，磁帶伴隨著流行的聲音走進千家萬戶，成為市面上最觸手可及的精神食糧，幾塊錢一盤的磁帶，幾乎可以讓一個年輕人享受數月，這是他們最喜愛的娛樂，也是他們認識世界的最初方式，儘管還有些模模糊糊的。在磁帶文化盛行的歲月裡，抒情歌曲佔據了主導地位，先是一批臺灣校園歌曲，隨後而來的是諸如《萬里長城永不倒》之類的香港電視劇主題歌，同期的羅大佑、張明敏等人似乎奠定了這一音樂文化形態的最初審美。不過，隨後的一曲《黃土高坡》將其顛覆，這種更像北方民歌的喊唱似乎在北方終結了陰柔的演唱風格，讓很多人找到了一種情緒出口。
在這片禁錮了已久的廣袤土地上，一種新的聲音正在浮出水面。1980年的夏天，第二外國語學院的操場上舉辦了一場北京高校文藝匯演，一支由年輕人組成的電聲樂隊站在舞臺上初試啼聲，他們翻唱的大多是披頭士樂隊的歌曲。此前，搖滾樂和吉他只是一些人的特權，只有少數人在北京海淀的部隊大院裡，看見過彈著吉他招搖過市的高幹子弟，那個形象，無疑充滿了對於舊審美和體制的挑釁，也對年輕人充滿極大的誘惑。
第二外國語學院舞臺上的這支樂隊名叫“萬里馬王”，它的名字由四位成員的姓氏拼湊而成，彼時流行的“千里馬”精神也為樂隊的名聲助了一臂之力，在《昨天》這樣流行的曲調中，現場的年輕觀眾激動不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聽到這種音樂，這與他們此前接觸到的宏大的、嚴肅的音符不同。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部主持人的吳曉庸也在現場，他將這場演出的錄音帶到了自己的節目中，沒過多久，英國廣播公司（BBC）也迅速做出了報道，認定那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場搖滾樂演出。
田壯壯曾在80年代拍攝過一部名為《搖滾青年》的電影，在當時，流行和搖滾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搖滾”這個詞很模糊，它更像是一種對於不羈與抗爭的形容。生於1965年的杜昊，是二炮文工團的演奏員，他在80年代初“下海”成為了一名搖滾歌手，在他的自述《年少輕狂的日子》中，他講道，當時全北京的演出隊伍不過幾十個人，這些玩音樂的“散戶”大多來自北影、全總、兒藝、廣播樂團、文工團、歌舞團等，他們技術優秀，很快將這些來自境外的音樂，轉化成本土的聲音。這其中，最為引人注意的一支樂隊，名為“七合板”，1984年，他們發行了一張翻唱美國民謠歌曲的專輯，隨後被相關部門遣散。在專輯的封面上，穿著燕尾服，蹲在最前面的崔健和劉元，在數年後締造了中國搖滾樂的開端。
1985年初，美國歌手邁克爾·傑克遜和萊昂內爾·裡奇聯手美國近百名歌星發起了一場為助非洲災民錄製唱片的活動。感人至深的大合唱《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很快就傳入了北京。花果山樂隊的侯德健，向歌舞團推薦了當時還未成名的郭峰，由此，一張打著“為世界和平年”而錄製的專輯呼之欲出。
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百名歌星演唱會上，一位名叫崔健的年輕人和他的樂隊登上了舞臺，他衣著隨意，一隻褲腿挽起，露出一截白色的襪子，給人一種玩世不恭的感覺。他在吉他的和絃中發出猶如嘶吼的“我曾經問個不休”，隨即迎來臺下的一陣喝彩。當鼓聲鍵入，劉元的嗩吶聲響起時，臺下的觀眾幾乎沸騰了，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音樂，只是覺得那種帶有節奏的張狂刺激著身體裡的每一根神經，一種壓抑了已久的情緒，在這些音符裡得到了充分的釋放。於是，這首名為《一無所有》的歌曲，隨即成為了中國搖滾樂的開山之作。
唐朝樂隊在香港紅磡的演出現場（高原 攝）
3年後，這張名為《一無所有》的專輯上市了，像是一把刀子，直擊了在物質和精神上都極為貧瘠的社會處境，這些歌詞和音樂如同一種拷問，發人深省。很多人在當年記住了《一塊紅布》或是《花房姑娘》這樣的歌曲，作者用浪漫的愛情比喻革命，書寫時代，但是很多年以後，人們更為感嘆的是專輯中的另一句歌詞，“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在今天中國文化和旅遊部的官方網站上，崔健和這首《一無所有》被形容為中國搖滾樂的先人和先曲，文字中甚至提到了曾經被停止銷售的專輯《紅旗下的蛋》，時過境遷，搖滾樂也不再是敏感的事物，它成為一種與時俱進的聲音，記錄著當下發生的種種現實。
80年代末，北京已經出現了幾十個樂隊，樂手們不斷更迭著自己的創作夥伴，試圖在種種有限的碰撞中，找到新的火花。在面孔樂隊吉他手鄧謳歌的回憶裡，他們的樂隊就是由一批年輕的霹靂舞少年所組成的，由此，“唐朝”“黑豹”“呼吸”“1989”“眼鏡蛇”“面孔”，這些在幾年後的音樂圈中如雷貫耳的名字，相繼成立，成就了中國搖滾最初的光芒。
90年代，散落的記憶
早在80年代末期，臺灣與香港的唱片公司已經將目光轉移到北京，一方面它們各自經歷了瓶頸與過渡期，另一方面，它們在中國大陸看到了一大批即將破繭的音樂人與巨大的市場。李宗盛在《和自己賽跑的人》這首歌中唱到過一個名叫Landy的人，他的中文名字是張培仁，在90年代初，他和賈敏恕成為了北京搖滾圈的第一批探訪者。有很長一段時間，滾石唱片的辦公地點都設在新大都飯店的客房裡，坐在地上不停地打電話是他們的工作日常。有一年冬天，張楚錄製的小樣《姐姐》通過唐朝當時的經紀人劉傑輾轉送到辦公室，賈敏恕和張培仁聽完後都有點感動，他們衝出酒店，在一個地下室裡找到了張楚。
那時候，崇文門西大街上總是停放著一輛銀色的甲殼蟲汽車，在它的一側，是一排兩層樓高的商鋪，其中一個名為“馬克西姆餐廳”，是當時搖滾青年開Party的聚集地。唐朝樂隊的貝斯手張炬曾經把這裡形容為“金字塔的頂端”，不只因為那裡彙集了上流社會青年，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出現現場俱樂部之前，這家餐廳是唯一的演出場所，它甚至是崔健樂隊夢開始的地方。
唐朝樂隊是這裡的常駐嘉賓，曾經不少人專程來到這裡花上100元看他們的演出，這在當時價格不菲。不久，這個樂隊便成為了滾石旗下“魔巖唱片”率先簽約的樂隊，好像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這支樂隊就變成了北京搖滾圈的焦點，無論這四個高個子長頭髮的青年出現在哪裡，都會引起眾人的矚目。他們太顯眼了，無論是人還是作品，他們的音樂中都傳達出很多當時社會不曾有過的情緒和思考。張培仁從臺灣邀請了方無行來這邊為他們製作，併為他們帶來了樂器和錄音設備。在賈敏恕的回憶中，那是一個流露的創作過程，每一首歌似乎都影射著那個年代的情愫。
臺灣藝術家謝春德在北京電影製片廠一號棚拍攝《夢迴唐朝》MV的時候，樂隊的年輕人赤裸著上身，抱著吉他，甩動長髮，給人一種生猛之感。後來，他們陸續來到銀川等地，繼續拍攝，為當年的音樂人留下了珍貴的錄影。當時的臺灣唱片工業已經很成熟了，張培仁親自為樂隊寫了宣傳冊上的文字，非常詳盡地介紹了我們這片土地的音樂現狀，以及搖滾樂文化的發展，並以“中國人的自信”與“新世代的開始”為題，形容他們的音樂。
攝影集《把青春唱完》，留下了這支樂隊青澀的模樣。這本書的作者是高原，作為中國搖滾的親歷者，和當時為數不多的攝影師，她用鏡頭記錄了很多珍貴的瞬間。在她的書出版後，有讀者意外地在唐朝樂隊首發籤售的相片中發現了一張熟悉的臉，高原曾好奇地問陳羽凡，以求對證，陳羽凡看著相片裡稚嫩的臉，自己也驚呆了。在高原的新書中，陳羽凡自述自己當時只是個上職高一年級的樂迷，那些樂隊的名字，都是帶著光環的，是這些音樂指引著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高原一直覺得音樂只是收音機裡的聲音，她甚至清楚地記得自己第一次觀看不倒翁樂隊的排練，以及第一次去外交人員大酒家看唐朝樂隊演出時的情景，在那以後，她瞭解到樂隊存在的意義和他們的生產過程，也目睹了不少因為分歧而解散的樂隊。她知道那是一種特立獨行的、真實的音樂形態，儘管那時她不知道如何去形容，只覺得他們很酷。後來，高原去了工藝美校，成為了攝影系的第一個學生。不過那時候，她還從未想過攝影會和音樂產生什麼瓜葛，更不知道自己會成為那段歲月幾乎唯一的記錄者。
張楚（李驍 攝）
那一年，魔巖唱片剛剛簽下了三個年輕人，他們是竇唯、張楚、何勇。張楚是他們中話最少的一個，像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他質樸的歌聲中還隱藏著一種對於社會獨特的觀察視角。導演張揚那會兒剛剛從中戲畢業，他帶著還沒畢業的王學兵和演員賈宏聲來給張楚拍攝《孤獨的人是可恥的》MV。高原的鏡頭記錄了那個潔白的冰面上，站著的一群理想主義的年輕人。
1994年12月，被稱為“魔巖三傑”的竇唯、張楚、何勇以及作為嘉賓演出的唐朝樂隊以特殊渠道抵達香港，他們即將在紅磡體育館表演一場名為“搖滾中國樂勢力”的演唱會，這場演出距今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但是它所留下的烙印以及對之後樂隊所產生的影響尚在。演唱會前，何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戲謔地評價了當時紅極一時的香港“四大天王”，他說香港只有娛樂，沒有音樂。那場猶如踢館的演出，在輿論的驅動下，把這些年輕的音樂人推上了風口浪尖。在那天的演出期間，高原記錄了異常平靜的竇唯，一貫憂鬱的張楚，以及一個極其氣憤的何勇。兩年後，何勇用幾乎同樣的方式在北京的“流行音樂十年”現場唱了兩首歌，卻意外地遭到了當時輿論的抨擊。
高原說，何勇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在他身上能看到很多衝突，他習慣用憤怒去表達他的哀傷情緒。在紅磡的現場，我拍到的是一個來自北京的朋克男孩，一個人對於年輕的真實呈現。我很懷念這種真實”。那是搖滾樂剛剛浮出水面的一段日子，一些樂隊開始被人熟知，似乎每一個聲音都能在那個歲月中得到回應。很多人認為，中國搖滾樂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和那個時代、政治、文化背景深深地綁定在了一起。而高原卻認為那些標籤更像是一個堅硬的外殼，它雜糅著一代人單純而漫長的青春期。在她的新書中，她試圖用新的照片去重新表達這場音樂革命。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國搖滾樂正式告別了金屬和硬搖滾，開始向多元的聲音靠攏。一大批開始嘗試電子設備的音樂人，如王勇、王凡都是在摒棄了傳統的吉他演奏後，開始在自己的音樂中使用起midi或合成器，他們相信這些聲音所帶來的，會是一場搖滾樂的革命。那一年，王勇在他的Keep In Touch酒吧開創了最早的Rave Party。張亞東也曾經做過類似的嘗試，最早的時候，他在竇唯的《豔陽天》中嘗試使用過電子音色，後來，在他給地下嬰兒樂隊製作專輯的時候，他把樂隊的唱詞“都是一個樣”重混成drum & bass的風格。
竇唯（1993年）（高原 攝）
在很多人看來，整個90年代是中國文藝發展最為迅猛的一段時間，音樂、藝術和文學，都在那段時間裡，找到了自己的發展空間；它也是被接納的一段時間，像所有文化形態一樣，它生根於那些氛圍之中，並且開始自在生長。高原覺得，那是搖滾樂最為鼎盛的一段時間，她親歷了音樂人與音樂形態的更迭。令她記憶猶新的是，1997年在為麥田守望者樂隊拍攝專輯時，她突然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陽光，她說，這些男孩的音樂有很強的青春氣息，也流露出對於文學作品的自我理解，比如那首根據凱魯亞克小說命名的《在路上》。
5年前，高原在跟隨汪峰拍攝長達3年之後，決定在“鳥巢”的現場結束自己的這個拍攝項目。那3年裡，她目睹了汪峰的成名，也看到了娛樂和商業給音樂人所帶來的變化，她一直認為，站在熟悉的拍攝點，應該能輕易地拍出不同的氣場，然而越來越多的限制卻讓她無法實現，在一代搖滾音樂人的身上，有些東西消失了。高原很喜歡她在1995年為汪峰拍攝的一張照片，那是林兆華導演的《浮士德》現場，消瘦的汪峰穿著白色的襯衣，帶著黑色的粗框眼鏡，姿態中表現出一種張狂和無畏。
2000年後，此消彼長
在裝幀精美的《北京新聲》一書中，扉頁印著“獻給打口的一代”的字樣。但是當時的打口青年們大多是買不起這本在1999年售價超過100元的書的，因為這筆錢可以換回至少三盤樂隊的磁帶，那是他們的精神口糧。但無論評價如何，這本收錄了麥田守望者、地下嬰兒、鮑家街43號、子曰、張淺潛、清醒、超級市場、新褲子、花兒、秋天的蟲子等樂隊的書籍，展示了在世紀末誕生的一批樂隊，和他們所向往的精神世界。
在樂評人顏峻看來，購買打口的年輕人大多標榜“營養不良”，因為他們的胃口很大。這些年輕人代表了不甘壓抑的一代、盲目尋找的一代、打開地下通道的一代、創造邊緣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代、頑強生長的一代、抗拒和掙扎的一代，拼命地在同齡人撰寫的《通俗歌曲》《我愛搖滾樂》《極端音樂》《重型音樂》等雜誌中找到可以證明自己的東西。
《北京新聲》似乎為第三代樂隊做出一個漫長的鋪墊，他們大多成立於搖滾樂較為低潮的時期。90年代末，娛樂工業基本成型，比起樂隊，唱片公司更偏好穩定的歌手或組合。那段時間，新褲子樂隊剛剛成立不久，龐寬曾經和彭磊商量著開一家小賣部，或者去廣州做點服裝生意來養活自己。不過在他們隨後錄製的第一張專輯中，並沒有提到太多生活的窘境，雷蒙斯式的朋克音樂是他們曾經的唯一。在工體的愚公移山酒吧，三人樂隊的演出曾造成了不小的轟動，上百個年輕人在那個狹小的空間裡隨意亂撞；以後，他們在星光現場，用一場“功夫派對”完成了音樂上的過渡期。
高原
地下嬰兒是這些樂隊之中不乏自我覺醒的一支。他們熱衷於叛逆的演出，又時常從那些聒噪的聲音中抽離出來。高陽、李鵬、沈悅、肖容等來自不同學校的青少年，隨意組合，組起了十幾個奇特名字的樂隊，反光鏡便是其中一支。那段時間，五道口的語言學院衚衕附近開了嚎叫俱樂部，這個處在違建之間的酒吧，成為了這些年輕人的陣營。在日本NHK電視臺的節目和紀錄片《北京朋克搖滾樂的故事》中，這些梳著雞冠頭或是刺頭的男孩，用極富挑釁的語言形容著他們所生長的環境。
從某種意義上講，此後出現的一大批樂隊，都像是延續著當年的朋克，無論什麼風格，這種叛逆似乎一直在主導著他們的音樂。故宮西門的老What酒吧，擴建之前只有十餘平方米，屋裡站上十幾個人已是滿滿當當，酒吧盡頭的那個2平方米見方的水泥舞臺，是“80後”新生代的發源地，Carsick Cars、Joyside、後海大鯊魚等樂隊大多誕生在這裡，這是他們最初始的舞臺。
酒吧的第一任老闆是琴姐，酒吧因她的樂隊得名，琴姐有點胖，和幾個外國朋友組了一支有點融合的樂隊，開個酒吧算是自娛自樂。或許是因為這裡沒有什麼門檻，外加上老闆豪爽的性格，她總是邀請一些年輕的樂隊來這裡演出。在2003年前後，這裡因為便宜的啤酒和屋外的風景，聚齊了一眾玩音樂的年輕人。
記得某個冬天，門口的棉布簾子垂下來，屋裡屋外站了幾十人，很多人扒著窗戶拎著酒瓶站在飄著小雪的屋外。夜晚，南池子大街靜得出奇，只有清晰的鼓聲和年輕人的嘶吼迴響在街上。Carsick Cars的主唱名叫張守望，他塗著黑色的眼圈，像極了the Cure樂隊的Robert Smith，很多年前，竇唯剛剛組建他的夢樂隊的時候，也在演出前畫過類似的妝。當樂隊的《中南海》想起時，那些依稀聽過這首歌的年輕人狂躁了起來，這一小群享受著秘密快樂的人，陷入了一種原始的躁動。總之，在那段時間裡，這些音樂會讓你覺得叛逆的青春永遠是地下的，是屬於邊緣的亞文化的。
新褲子樂隊在演出現場（李驍 攝）
攝影師馬修（Matthew Niederhauser）曾經出過一本名為《首都之音》的影集，其中記錄了大量處於地下狀態的新樂隊，刺蝟、新褲子、Click#15的主唱Ricky曾經的樂隊Rustic也名列其中。但是幾年後，這裡的多半樂隊和照片中的演出場所，都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2012年後聚集了不同的音樂圈子，老What、D-22、XP、平安大街愚公移山、鼓樓的MAO等演出場所相繼消失，“80後”的一代獨立音樂人，和小型現場的歷史似乎也終告完結。而此時，還沒有太多人開始注意到，在互聯網上出現了更多的樂隊。
2019年3月，新褲子成為了為數不多的登上工體舞臺的樂隊。那晚，兩個小時的演出濃縮了樂隊20餘年的作品，他們有趣地把自己虛擬成卡通的樂隊成員，試圖更好地講述這一代人的故事。當晚，他們第一次演唱了《最後的樂隊》，但這並不是他們的離別歌曲，或許彭磊想說的是，那些曾經的樂隊已經不再；或許他還想說的是，那些我們曾經固執的審美，也會隨著時代消失。在“雖然這音樂還在繼續，卻和你一樣焦慮”的歌聲裡，樂隊漫長的青春期也定格在了這一年的夏天。
（文中部分內容參考、摘錄自高原所著的《把青春唱完》以及即將發佈的新書。特此鳴謝高原、趙怡文、古逃逃、安帥等，實習生ev、黃晏浩、張佳婧等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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