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王錫爵，字元馭，號荊石，江蘇太倉人，明萬曆年間內閣首輔。

很多人對王錫爵並不瞭解，只是偶爾從“國本之爭”，援朝抗倭戰爭中的史料中，能看到幾次王錫爵的名字。在萬曆朝，王錫爵的確算不上是一個非常出彩的人物，甚至在知名度上，可能還不如他的修道的女兒——“曇陽子”來得有名。

王錫爵萬曆十二年入閣，期間幾次兜轉，於萬曆二十一年被拜為內閣首輔。但也僅僅做了一年半便離任。之後明神宗朱翊鈞幾次召回，屢辭。在萬曆朝，王錫爵是個非常不一樣的人物。

他沒有如張居正般大張旗鼓地搞改革，推行自己的政治構想；也沒有如申時行般一味地和稀泥，緩和激烈的君臣矛盾，他始終堅持做自己，秉行著自己原則，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從王錫爵身上，我們能夠讀出明代士大夫的那份堅守和執著。

王錫爵生平略述——簡單又複雜的宦海之路

王錫爵出生於一戶中產家庭。父親謙和善良，品性忠厚；母親知書達禮，溫婉而識大體。每遇災年，家裡總是以私財開辦粥廠，救濟災民。這也塑造了王錫爵端正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王錫爵的仕途的履歷，在那個風雲際會，牛人輩出的年代，並不如何耀眼。從嘉靖四十一考中進士，之後便在翰林院一待就是十五年。所負責的工作也多是寫書，修史，擔任科舉考官之類的事物。期間也一直按部就班地升職，歷南京國子監司業，北京國子監司業，右春坊右中允，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詹事府詹事等。

到萬曆五年，任禮部右侍郎。之後因為張居正的“奪情”事件，王錫爵主動提出回鄉探親，表達對張居正的不滿。

萬曆十二年，張居正已經被清算，王錫爵被明神宗朱翊鈞重新啟用，任禮部尚書之職，入閣。

萬曆二十一年，因為“國本之爭”，內閣排名前幾位的首輔申時行，次輔許國，王家屏等人相繼離職，王錫爵在明神宗的授意下，按序接任內閣首輔。

萬曆二十二年，離任回鄉。期間，屢次辭絕明神宗的再次召回。於萬曆三十八年終老故里，享年77歲。

從王錫爵這份生平概述裡，我們似乎只看到了一個政客三十餘載的宦海之路，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但如果在這三十多年的時間裡，朝史暮想加上張居正的倒臺，“國本之爭”，援朝抗倭戰爭，中原特大水災等這些重大事件，各位難道就不好奇王錫爵曾經扮演過的角色和做出過怎樣的努力嗎？

王錫爵的堅守和無奈

• 張居正“奪情”事件

萬曆五年，張居正父喪。按照明代傳統，張居正應該回家“丁憂”，守孝二十七個月。但有一種情況是特例，皇帝“奪情”。因為某個大臣的職位實在要緊，朝廷離不他，便可以由皇帝下旨“奪情”，以服喪之身繼續留任。

時張居正推行的各項改革舉措正在深化，朝中各種反對聲音因為張居正的權勢而暫時被壓。一旦張居正回鄉守喪二十七個月，反對派必然趁機推翻張居正之前的所有努力。毫無疑問，張居正是希望自己被“奪情”留任的。

但此舉實在有違明代士大夫的儒家教義，被視為破壞了朝廷禮制，違背傳統人倫，因此遭到了一眾朝臣的激烈反對。反對者中甚至不乏張居正原先的門生故吏，當然，也包括王錫爵。

自小被儒家經典教育成長的王錫爵，同樣覺得張居正此舉大大不妥。王錫爵本身就是一個至純至孝的人。

萬曆六年，王錫爵父親生病，王錫爵便請假回鄉，一直守在父親身邊，直到父親亡故。守孝期滿才返朝。萬曆十九年，王錫爵母親生病，王錫爵又請假回家，且滯留不歸，一心要在母親身邊盡孝。後來神宗幾次催促，無奈帶著母親返京，一邊工作，一邊照顧老母。

王錫爵如此看重孝道，對張居正“奪情”的行為自然無法釋懷。甚至曾經闖進張居正家，當面質問張居正，逼得當時作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拔刀出來，讓王錫爵殺了他。

張居正最終還是被皇帝“奪情”了，而王錫爵對張居正的據理力爭，也使人們看到了其崇孝奉禮的一面，聲名漸起。

張居正逝世後，遭到了神宗的清算，朝中局勢大變，幾乎所有人都開始指責張居正過去的種種行徑，很多甚至無中生有，顛倒是非，純粹地借勢以撈取政治資本。

此時還在為父守喪的王錫爵看不下去了，《王文肅公文集》收錄了王錫爵對時事的批評：

所不滿人意自有數端，一死足償，因勢而抵如重傷國體，何已遭父喪。

是啊，人都死了，幹嘛還要這樣去清算人家。

同時，王錫爵還寫信給內閣大學士，請求朝廷給予張居正客觀公正的評價“且收且放，不激不阿”，又告誡那些落井下石的人“以勢交者必以勢敗”。

張居正最終還是被無情地清算了，甚至落了個家破人亡的下場。

王錫爵在張居正“奪情”之中，反對張居正不顧人倫孝道，一味把持權柄；在張居正被清算的時候，不落井下石，客觀地為張求情，這些都是王錫爵對孝道和公理的堅守。而張居正最後依舊留任，逝世後依舊被無情清算，卻是時局的無奈，亦是王錫爵的無可奈何。

• “國本之爭”

從萬曆十四年，申時行上疏請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便掀開了長達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其實事情並不複雜，就是明神宗萬曆不喜歡朱常洛，而喜歡幼子朱常洵，便想著辦法地拖延，找機會立朱常洵為太子，從而遭到朝臣的一致反對。

到萬曆二十一年，王錫爵做了內閣首輔。在這之前，皇帝和朝臣已經硬剛了好幾波，雙方圍繞太子冊立問題，已是積怨重重。

作為內閣首輔的王錫爵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風暴的中心。萬曆二十一年正月，王錫爵以密疏的方式請求神宗儘快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同時懇請讓已經過了學齡的朱常洛儘早出閣讀書。

估計明神宗朱翊鈞收到上疏是整晚沒睡，第二天居然想出了一個“三王並封”的概念。什麼意思呢？就是讓包括朱常洛，朱常洵在內的三個皇子，一起被冊封為親王，也讓三個皇子一起出來讀書。

表面上看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妥，但骨子裡還是明神宗的拖延之策，試圖以三個皇子一起出來讀書，堵朝臣的嘴。但皇長子朱常洛依舊沒有被冊立，而太子讀書的規格，配套的資源自然和其他皇子讀出大大不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可以算是其他兩個年幼的皇子，享受了太子的政治資源。再加上之前，明神宗已經多次反悔，耍賴的前科，朝臣自是一片反對之聲。

很多朝臣以為這是王錫爵和神宗的私下決議，便開始質問，甚至攻擊王錫爵的不作為和媚上。王錫爵當然不願意替神宗背這口黑鍋，連番上疏反對，甚至啟用了“封還”權，直接把神宗的旨意給駁回了。

明神宗迫於壓力，收回了“三王並封”的詔書，卻不甘心地要求朱常洛和朱常洵一起出閣讀書。王錫爵又是一頓苦勸，在上疏裡勸，密疏裡勸，面對面地勸，終於在萬曆二十二年，促成了皇長子朱常洛出閣讀書的事。

王錫爵出於對帝皇的忠心和禮對教秩序遵守，堅持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並促成了朱常洛最後事實的出閣讀書；於當時已經牽扯了近八年的“國本之爭”來說，是一次巨大的實質性進步。這亦是王錫爵對自身原則的堅守。而直到王錫爵卸任內閣首輔之職，明神宗依舊沒有冊立太子，這又是對現實的無能為力。

• 勸諫帝王

王錫爵作為臣子，對帝王負有勸諫之責。

王錫爵勸諫神宗要銳意思治，勤勉有加。要知人善用，對於朝中老成的舊臣，老臣，要給予足夠的信任和扶持。在官員的選拔上，要針對每個人的特點因材施用。並且提出要多元化吸收人才，《王文肅公文集》有載：

或摧鋒敢死，或足智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或譚達不羈可使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一體敘錄，使之試其豪舉於職事，而耗其雄心於利祿

朝廷應該利用各種人的長處，引導他們為朝廷效力，並加以籠絡，還能防止他們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同時，王錫爵從官員選拔標準的制定，考核體系的完善，官員任用機制的改革等等方面，為朝廷取士，用人做出了諸多努力。

可又能如何呢？明神宗朱翊鈞後來，不朝，不郊，不廟，不批，不講，不批，整個萬曆朝中後期，朝局混亂，人心庸散，官員隊伍缺額嚴重，中央對基層的控制力大幅降低，各地積怨甚重，而王錫爵所做的努力，幾乎看不到任何實效。

王錫爵做了臣子該做的事情，一心想讓自己輔佐的帝王成為堯舜之君，自己也能成為堯舜之臣，卻換來帝王的冷漠和逃避。初心的堅守，和現實的無奈，不知道在王錫爵的心中，會有著怎麼樣的痛苦糾葛。

王錫爵的政績

雖然王錫爵做內閣首輔的時間還不到兩年，但是其為國為民的努力，是值得肯定和讚揚的。

• 中原水災的應對

萬曆二十一年，中原地區發生了一場嚴重洪澇災害。受災地區包括河南大部，山東西南部，徐州，淮安，揚州等地區。

在《河南通志》中，記載了王錫爵在給神宗的上疏，裡面如此描述災情的嚴重：

......忽經大雨數旬，平地水深三尺，麥禾既已朽爛，秋苗亦復殘傷......沃野變為江湖，陸地通行舟揖......民乃既無充腹之資，又鮮安身之地......投河者葬身魚腹，自縊者棄命園林......

以上這段話，相信見過洪災的朋友都能想象這副悲慘的場景。而如果政府救援不夠及時的話，就很容易造成人道主義災害。而事實上，在神宗反應過來真正開始重視的時候，伴隨著饑荒的出現，已經出現了“割死屍，殺生人而食”的可怕現象。

王錫爵當時面臨著非常棘手的局面。其一，全國多處都出現災荒的現象，而江南的水稻還沒有完全成熟；其二，米價上揚，國家財政卻非常困難；其三，寧夏的叛亂，朝鮮戰場的用兵，軍費繁重；其四，因為災情導致了社會動盪，盜匪四起。

但對中原地區的救災刻不容緩。

王錫爵理性地提出“勢不可以國財盡耗於賑濟，卒有他變”，意思是，再怎麼樣也不能把籃子裡的雞蛋全砸進去，萬一有其他突發狀況，國事將更加艱難。

一方面，王錫爵要保證軍事上和處理社會治安上的資金可以應付基本支出，一方面要儘快對災民進行賑災，以防事態的糜爛。

王錫爵捐掉了自己的俸祿，發動同僚的同時，請求神宗及其後宮也捐款捐物；鄭貴妃就捐了五千兩白銀（這咱還是要實事求是的），兩宮太后從自己的私庫裡捐了三萬多兩，還有後宮諸多女眷都進行了捐獻。這批捐款，再加上國庫裡擠出來的那部分，對於中原地區的災民來說，確實是雪中送炭，救活了不少人。

王錫爵除了儘量提供財力，物力的支持，同時加強官場的整肅力度。明代救災時，官員貪汙，層層剋扣的現象一直存在。從賑災的準備階段，王錫爵便開始嚴厲整肅官場，提出救災與治吏互為陰陽，即“

勘饑荒，不如省詞訟；廣賑濟，不如拿貪酷”。在王錫爵的監督下，賑災物資很快地落實到基層，落實在災民手中，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和物資利用率。

在王錫爵的主持下，萬曆二十一年中原地區的這場水災及其隨後的饑荒，得到了相對迅速的行政干預，救濟百姓無數，實乃大功一件，利在千秋。

• 抗倭援朝戰爭中的努力

萬曆二十年，日本的豐臣秀吉發動了對朝鮮的侵略戰爭。朝鮮李氏王朝不敵，向大明求援。

當時朝堂上對是否出兵朝鮮進行了一場大的論戰。

保守派認為，朝鮮作為大明的藩屬國，應該自己抵禦侵略，而不可事事指望大明。且一旦出戰，山高路遙，部隊的輜重補給將會是天文數字，在國庫已經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出兵實在得不嘗試，萬一戰局不利，則損失更難以估計。只要明軍守好邊界，朝鮮的事情任其發展。

主戰派認為，豐臣秀吉此次出兵必是謀劃已久，其所求也絕不僅僅是一個小小的朝鮮，更有侵吞東北，甚至席捲大明的野心。一旦朝鮮滅亡，大明東北局勢必然糜爛。與其坐等日寇進犯大明，不如出兵朝鮮，在朝鮮擊退日寇。

明神宗經過反覆權衡，決定出兵朝鮮。

王錫爵身為內閣首輔，自然參與其中。在明軍第一批倉促入朝的軍隊慘敗之後，王錫爵和神宗開始真正重視起自己的對手。

萬曆二十年十二月，以李如松為首的明軍作戰部隊再次進入朝鮮。此次入朝與第一次相比，在人員數量，將領級別，輜重配給上都給予了全力的支持。王錫爵在中間出力良多。

到了萬曆二十一年正月，明軍收復了平壤。之後經過“碧蹄館之戰”，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萬曆二十一年一月，入朝明軍向後方要求增兵贈餉。

王錫爵在與入朝將領進行了充分的溝通之後，在瞭解了入朝明軍面臨的各種困難，和雙方戰局態勢之後，贊同了增兵贈餉的要求，並且和神宗進行了交流。

於是神宗兩次撥款，一次發銀十五萬兩，犒賞諸軍；一次勒令兵部，戶部，整合相應糧草，物資，餉銀，“務使東征四五萬人可估半年之用”，且增調新兵接濟征剿。

王錫爵同時反覆告誡前線將領，在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下，千萬小心謹慎，不可盲目輕敵。

正是在王錫爵多方瞭解和協調下，保證了入朝明軍後勤的保證，為抗倭援朝戰爭最後的勝利提供了物質基礎。

王錫爵雖然任內閣首輔只有短短兩年不到，卻在救民賑災，對外用兵，財政把控，官吏整頓，選拔任命，甚至是皇長子向太子之位更近一步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前首輔申時行曾經感嘆過，王錫爵短短兩年不到的任期，其工作量卻遠遠大於自己的八年任期所為。拋開申時行對王錫爵讚美的誇張，亦然可以想象王錫爵當時的付出有多麼巨大。

對王錫爵的評價

王錫爵品性崇雅高潔，謙和守禮。在與人交往中從未表現出高傲的一面，一派謙謙君子的形象；王錫爵堅守自己的底線原則，從不人云亦云，屈勢而從，對於看不慣的人事，他直言相勸，對於合理提議抉擇，他始終堅定不移，踐行到底。

王錫爵推崇儒家的經典教義，並且以身作則；他對父母孝敬有加，對君王忠貞不渝，對百姓視如己出，縱使時局艱難，環境苛刻，王錫爵依然堅持作出自己的努力，哪怕結果再不盡人意，所求也不過是無愧於心。

王錫爵為人正派，頗有廉名。除了晚年養了兩個婢女照顧自己的起居，一生便再無妾媵；少時，因為族人爭產，曾把族叔贈與的銀錠當眾投河；為官時，亦鮮有聞其有貪財斂物之行。他曾不止一次強調凡事需依照律法行事，不可肆意以人治而替。

王錫爵，字元馭，號荊石，江蘇太倉人，歷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官至內閣首輔大學士。在萬曆朝中後期，朝局混亂，吏治腐敗，君臣矛盾尖銳，黨派林立，民變四起，國家財政嚴重困難之際，王錫爵盡心輔政，勤勉有加，試圖挽救內憂外患，千瘡百孔的大明帝國。其在抗倭援朝戰爭，中原水患，“國本之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中，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歷史不會忘記他。

參考資料：《明史》，《王文肅公文集》，《王錫爵研究》等。

朝史暮想，總有些乾貨可以在歷史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