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是有關於冊立太子的爭議，在中國古代王朝時期，冊立儲君向來被視為國之大事，故有“
太子者，國之根本”之論。明神宗沒有嫡子，宮人王氏生庶長子朱常洛，寵妃鄭氏生庶三子朱常洵，而神宗偏愛朱常洵。從萬曆十四年（1585年）一直到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當時朝中大臣根據中國古代的嫡長子繼承製的原則以及明朝皇帝多以長子繼位的事實，堅決支持立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而明神宗因寵愛鄭貴妃想立鄭貴妃的兒子福王為太子，為此導致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爭論，即”國本之爭“。
朝臣擁護朱常洛
皇長子朱常洛為萬曆帝的庶長子，而其母王氏原為慈寧宮的普通宮女。萬曆九年（1581年），明神宗在去向慈聖李太后請安時一時興起“臨幸”了王氏，王氏懷孕後，太后召問萬曆帝。萬曆起先不承認他的所為，直到李太后命人查看《內起居注》時才勉強承認。當時宮中稱宮女為“都人”，明神宗因此不太喜歡王氏以及她的兒子朱常洛，但由於李太后出身也是“都人”，因此王氏被封為恭妃。
孝定太后李氏
《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一日，帝入侍，太后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蓋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故云。光宗由是得立。”
而在明神宗的眾多妃嬪中，鄭氏最為得寵。萬曆十年二月（1582年），鄭氏為明神宗所寵，晉封德妃；萬曆12年（1584年）生皇次女雲和公主，晉封貴妃；萬曆十四年（1586年），生皇三子福忠王朱常洵生，晉封皇貴妃，這與對王恭妃冷落的態度成鮮明對比。
明神宗對王恭妃以及鄭貴妃的差異態度，使得產生了皇帝將要立福王朱常洵為太子的流言。朝中大臣受到流言影響，紛紛上疏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萬曆十四年（1586年），首輔申時行首次上疏立國本一事，言稱“國本系於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而萬曆帝以“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 ”為由拖延不立。明神宗的態度立即引來群臣反對，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刑部主事孫如法等先後上疏 不僅要求冊立朱常洛，而且提出進封王氏為貴妃。其中姜應麟更是言辭激烈：
“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眾志也......請先封恭妃為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冊立元嗣為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
此舉使萬曆帝氣憤不已，稱他們“揣摩上意，以舍長立幼為疑，置朕於有過之地”。隨後神宗不顧群臣反對，封鄭貴妃為皇貴妃，而上疏要求冊立的一干大臣全都被處罰。然而此後大臣仍然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萬曆十八年（1590年），群臣集體要求冊立並以請辭嚮明神宗施加壓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歲時，之後又推至萬曆二十年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神宗顯皇帝御容
三王並封之禮與立常洛為太子
萬曆二十一年 ( 1593)初，省親歸朝的內閣大學士王錫爵密上疏請求冊立。萬曆帝又以《皇明祖訓》中的“立嫡不立庶”為藉口拖延，並下手詔給王錫爵提出“三王並封”，意為將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以後再擇其中善者為太子，史載：“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 這實際上是要取消朱常洛的優先冊立權，而且他一旦封王必須到封地就藩，此舉必然會失去群臣的保護以及支持。“三王並封”使得“舉朝大譁”，王錫爵無奈自劾請辭，而萬曆帝也被迫收回前命。
萬曆二十一年 ( 1593)閏十一月，在反覆執爭之後，萬曆帝被迫答應皇長子“明春先行出閣講學禮”，朝臣取得初步勝利。此後君臣雙方反覆拉鋸，最終在慈聖李太后的干預下，與鄭貴妃關係出現裂痕得萬曆帝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讓步，立虛齡已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為福王、朱常浩為瑞王、朱常潤為惠王、朱常瀛為桂王。但福王遲遲不赴封國就藩，長期逗留於京師，此舉導致兩次“
妖書案”的發生。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梃擊案發生，皇太子遇刺，有傳言此舉為鄭貴妃所策劃，萬曆帝在朝臣的壓力下最終同意福王就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光宗貞皇帝皇帝御容
在立儲期間，萬曆帝的態度由明確反對立長子為太子到採取拖延政策，再到被迫承認太子地位，而朝臣不顧皇權的高壓一力促成此事，造成皇權事實上的下降。士大夫群體堅決反對明神宗將個人意願凌駕於封建禮法之上，主張大臣持守原則以及君臣公議天下事，並以此主導了輿論的走勢。明神宗雖然採取嚴厲措施打壓士大夫，然而他卻沒有嘉靖的好運氣，皇權持續受到限制。極其激烈的君臣爭論又引發了諸多問題。首先，萬曆帝以不理朝政對抗文官團體，以至於對內閣、地方官員的缺官現象視而不見，給晚明政治的正常運行造成極大的破壞，史稱“
萬曆怠政”。其次，“國本之爭”也是明末黨爭的重要原因之一，萬曆帝對於儲位的模糊態度，使得官場甚至地方無不妄加揣測、爭權奪利，晚明的政局更加混亂不堪。最後，明末三大案的發生、後金的崛起、東林黨的崛起乃至明末民變都與此有密切的聯繫。究其本質，“國本之爭”反映的是封建帝制下士大夫團體與皇權（君臣之爭）的極端化衝突，這對晚明政治局勢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明神宗實錄》，明朝；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七‧爭國本》，谷應泰，清初；
《明史》，張廷玉等，清朝；
《萬曆十五年》，黃仁宇，1982年5月，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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