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政治，发展到后期已是千疮百孔。官员们因循守旧而不作为，地主们又肆意妄为的兼并土地，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与小冰河期的影响，整个社会可谓是满目疮痍，帝国的大厦早已摇摇欲坠。

所幸在这危难之际，一个从荆州江陵出来的务实派改革家站了出来，他振臂一呼，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万历皇帝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竟使得晚明出现了回光返照的一幕。

Δ明朝后期著名的改革家：张居正

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这使得当时严重的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中，整顿驿站是值得单独拿出来谈谈的。

驿站，是我国古代主要的交通机制。它在传递公文政令、军事信息的方面，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驿站只供公差人员使用）而明朝后期时，驿站的赋役已成为了居住在交通干线周围人们的一大重负。即便是朝廷曾多次下达改革驿站的命令，但最终都因官吏们的不作为而变成了一纸空文。直到张居正将目光移到驿站的上面，局势才稍有好转。

被驿站“奴役”的百姓

明代从京师到各地，都设有驿站：在京师的，被称为会同馆；在地方的，则称驿站。驿站还有水驿、马驿之分。

须知驿站之建立，完全靠交通干线附近的百姓出钱出力：“

驿站之内供来往官员使用的马匹等物，都是来源于交通干线周围的贫苦百姓。例如洪武十六年，“令苏、松、嘉、湖四府民占田四十顷之上者出上马一匹；三十顷之上出中马一匹；二十顷之上出下马一匹......”

除了出钱纳马（水驿附近百姓则出钱购船），百姓们还需要去驿站内承担免费的苦力。马夫、船夫皆是来自于民间，这些人不仅没有工钱，还需要“自备工食，其草料马匹船隻铺陈等项、各照田出银、买备应用”。在众多的不平等条例之下，朝廷唯一的人道之处，是马夫们拥有免去田租的特权。可是，这一仅有的特权到了嘉靖年间却也被无情的革了去。（嘉靖二十七年议准：驿递水马夫更不免粮）自此以后，马夫就真成了奴隶一般的存在。

驿站内的工作人员，除了马夫外，还有“专為使客制造饭食”的管户们。他们亦是来自于民间，工食自备。事毕则去，不准有片刻停留。

尽管交通干线的人民已经负了如此重大的担子，但过往驿站的官员们还是不觉满足。官员们要置办酒席、要随从人员、要廩粮蔬菜、要油烛柴炭，这些东西，也都被无情的摊派在了当地百姓的头上。

沉重的赋役，简直压得驿站周围的百姓们喘不过气来了。或许当时的百姓们，正在暗地里咬牙切齿，发着“誓将去汝，适彼首阳”的誓言。这简直就是明朝的第四大徭役！

Δ朱元璋画像

公差人员要想使用驿站，必须得到相应的由官方批准的“堪合”。明太祖时期，对驿站的管理尚属严格，所以官员们尚不敢放肆。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师，擅自使用了驿站，结果引发了朱元璋的怒火：“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

据《明会典》所载，洪武年间能使用驿站的，仅以下几例：

• 传递皇帝旨意之人或是皇帝特地下旨给予使用驿站之人。
• 传递军机大事之人。
• 路程一千五百里以上赴任的文武官员。
• 亲王进京朝觐、奏事或是来明朝朝贡的外国使者。
• 各部钦差、监察御史前往各地办事。
• 伤残无治的军人、军属寡妇，已经病故官员的家属还乡。

以上便是明初能够使用驿站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太祖朱元璋的严格要求下，能使用驿站的官员寥寥无几。故而此时驿站周围之百姓，尚无那么重大的负担。可到了嘉靖年间，驿站堪合的给予条例，竟达到了五十一条（详见《大明会典·卷一百四十八》）。这些条例中包含了孔子后人衍圣公、道教张真人进京朝贺等无用之例。更加可恨的是，这些人所带的随从、家丁，驿站都需要“俱支口粮，应付驿驴各一头”。而讽刺的是，朝廷将堪合分类成了“温良恭俭让”五种类型，按条例发于官吏使臣。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温良恭俭让，反而更像是恶极的强盗，贪婪的掠夺着升斗小民那微薄的家资。

Δ痴迷道教的嘉靖皇帝：陈宝国饰

明后期，堪合已经变成了一种“礼品”。兵部或者各地的巡抚、巡按给予他人，便成为他人一生的通行证；他人若是不想使用了，亦可再次转赠他人，只需将堪合上的姓名涂去重填便可。

士习浇漓，官风刓缺，使得驿站制度腐败之至。直到隆庆六年六月后，张居正掌握了朝廷的政权，驿站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张居正与驿站改革

其实，在居正之前，已有皇帝对驿站做出了改革。比如嘉靖十年规定“凡公差人员、若有违例索取，及沿河吹打响器，骚扰驿递者，该地方官即便擒拏、奏闻处治”、隆庆五年规定“不许假托公干名色，或借作别项职名擅用勘合”等等。

可这些命令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用张居正的话来说，政令只是置邮传之四方，而后成为积压在各衙门库内的一张纸罢了。

Δ张居正影视形象

现在到了张居正的时代，他自然要对驿站有一番动作。为什么往先对驿站的改革会失败，而张居正却又所成就呢？这是因为张居正有了考成法。在笔者先前的文章中，已经对考成法做了很多的诠释。总的来说，考成法就是督促官员办事的一种法律。张居正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结构，他以内阁控制住了当时的监督机构——六科，然后再以六科控制六部百司、大小衙门。如此，有不肯办实事的官员，便能够层层的受到监督，最后遭受纠劾。

在了解张居正对驿站的改革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张居正只是个人而不是神。他只是尽他所有的力量，减轻交通干线附近人民的一些负担，而不是彻底解脱他们的负担。圣人尚且无法做到的事，更何况居正呢？

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张居正

万历三年，朝廷下达了驿站改革的政令，这是出自居正的手笔：

• 除公差外，官员不得使用驿站；就算是公差人员，若是随从、轿夫的人数逾制，亦不允许。
• 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经扰驿站。
• 过往使客，驿站只供送廩粮蔬菜、油烛柴炭等必需品，不许索求重礼。
• 经过官员有勘合者，只允许找驿站帮助，不允许擅派里甲。（注：里甲为明朝的基层单位，后演变成为徭役的一种代名词。此处指不允许要求应役里甲的百姓为过往官员服务）
• 内外各官丁忧、起復、给由、陞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使用驿站。
• 堪合使用后，须尽快交还政府，不得私自拥有。

（注：笔者浅薄，翻译未必准确，详见《大明会典·驿传四》）

张居正的驿站改革，对比开国之初的明太祖时期，已经宽松得太多了。但那群懒散的官员们却依旧感到不适，究其原因，大概是他们认为驿站就该受到他们的索取，驿站附近的百姓就该受到他们的压榨。

所幸朝廷的权柄握在张居正的手里，他又有考成法这一大利器，驿站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据著名学者朱东润的考究，张居正对驿站的改革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没有像商鞅变法那样一鼓作气，严格护法，不惧任何挫败；居正在改革中遇到过困难，也曾经妥协，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去，并成功的将驿站改革全面施行。

改革自然从自身做起，张居正的弟弟患了疾病，需要回故里调养。于是当地巡抚便主动给予了堪合，让他可以使用驿站。这事让居正知道了，便即刻索要奉还，还给当地巡抚去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信中提到的“前遣皇亲于武当祈嗣，亦不敢乘传”，这说明居正的改革起到了一定作用；再比如“禁例申严，顷有顽仆擅行飞票，骑坐官马，即擒送锦衣”，这说明改革的力度还是很大的。

驿站改革之中，也遇到过不少的阻力。有的时候为了顾全大局，张居正不得不姑为隐涵，或是只去信告诫。毕竟他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驿站而动摇国家之根本。特别是边疆的大臣们，国家还需要靠他们来抵御外患呢。

有一个特别的例子需要被提出，那便是孔子后代衍圣公孔尚贤。尚贤恰恰与他的名字相反，据当时地方官的上奏：“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亦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若是孔夫子知道他这位后人这么一副德行，不知道会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打这个不肖子孙一顿呢？

居正对于尚贤的行迹，自然是知道的。可他又能怎么样呢？明朝是个十分注重礼仪的国家，朝廷以礼仪、道德驾驭臣下与百姓。若是百姓们知道了连孔子后人都是这么个丑陋的模样，谁还会去兼济天下呢？无可奈何，张居正不能揭发、惩罚尚贤，便只能将其进京的时间由一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借此来减轻百姓之负担。

结语：

张居正对于驿站的改革，或许没有彻底的将官吏对百姓的压榨连根清除，但还是尽最大可能的减轻了交通干线附件百姓之重担，这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了。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务实主义永远在默默的努力，以减轻失败的可能；而理想主义，大多只是立志高远，却又不肯付诸行动，这便是所谓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参考文献：

【1】《大明会典·驿传》万历本；

【2】《张居正大传》朱东润著；

【3】《明史》张廷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