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说到，技术的发展给全球秩序和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在这种所谓的大颠覆时代中，出现了各种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但是，技术说到底还仍然只是工具而已，如何运用工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目标。而我们也知道，人类行动时设定的目标，在最底层上，主要还是以文明或者宗教为基础的。所以这便会形成我们下文所说的
“文明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文明冲突”这个说法最初是来自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版过一本名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大作，他在书中提出：在冷战结束之后，曾经被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冲突压制的很多矛盾，很有可能会重新浮现出来。最根本的问题会是各种宗教、文明层面上的冲突，人类的秩序有可能在冷战时期会陷入到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亨廷顿的这本书刚问世的时候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进入到21世纪之后，他在书中所提到的很多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此时人们发现，当下越来越多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而是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比如伊斯兰文明，因为对于现代国家理念有某些地方不认同，便引发了较为复杂的冲突。在伊斯兰教看来，真正的主权只能属于真主安拉，因为真主才是一切正当性的标准所在，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人民并不是因为他们人多，就拥有了正当性。 而现代国家理论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民主权，所以这就带来了伊斯兰教和现代国家非常根本的冲突。
当然了，虽然伊斯兰教对正当性的理解可能跟我们不同，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认为伊斯兰文明对国家的理解就有问题。也许你是把国家主权当成是理所应当的存在，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主权国家”这个理念才在西方率先出现，直到今天不过只有四个世纪的时间，这似乎看上去很长，但是这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今天之所以把国家视作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这也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刚好生活在这四百年里面而已。要知道，在此之前，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都长期地认为主权应当归属于上帝，伊斯兰文明的那种理解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古典的。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理所应当，既不代表人类历史进程一向如此，也不能肯定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大势所趋。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从当下习以为常的观念秩序中抽离出来，来看待各种初看上去觉得特别别扭的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恰当的理解它。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是，既然伊斯兰文明并不认可主权国家观念的正当性，那么由此引发的冲突就是一种有价值层面的冲突，而这种所谓的“价值冲突”则往往会发展为无限冲突。
而无限冲突在未来的演化则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比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和保皇派，或者是在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同盟和反法西斯同盟；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谁都无法彻底消灭掉对方，但彼此也都认为冲突并没有结束，于是冲突的无限性就不表现为彻底消灭另一方，而表现为冲突的无限延续。
法国大革命时代
除此之外，实际上文明的冲突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冲突的单位一方面是大于国家的，而另外一方面又是小于国家的。所谓“大于国家”，主要是因为一个文明内部可能会有很多个国家，比如基督教文明内部和伊斯兰文明内部就有几十个国家存在。而所谓“小于国家”，则是因为冲突不仅表现在两大文明地区的国家之间，同时也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比如一个国家内部的基督教群体和伊斯兰教群体之间的冲突等等。
我们在前面也说到过，大颠覆时代中的战争，在国际层面上的战争行为开始“警察化”，在国内层面上警察行为开始战争话。但如果我么聚焦的文明冲突，会发现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国际层面上的战争行为的警察化，是否真的能成为可能？警察行为的特征是大家对于规则有共识，并在这个前提下对破坏规则的人进行制裁。可是，不同宗教或文明地区对于正当性的规则可能会没有共识。因为一个规则体系的最底层根基是它的道德正当性，而道德正当性的最底层根基便是宗教。
于是，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之下，国家上根本没有达成共识的规则，战争行为还能不能警察化，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再换个视角来看待的话，又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今天只要一提起文明的冲突，人们常常想到的是伊斯兰文明与和其他文明的冲突。然而亨廷顿在他的著作里总共提到了八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这些文明就算有冲突，彼此之间的冲突类型也是十分不一样的。那么它们之间都存在怎样的差别呢？篇幅有限，我们下文再说！
参考文献：
- 施展-《枢纽》
- 《国际政治学》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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