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土鳖君。
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土鳖君说大师芳华又跟大家见面了，
最近写了几篇小文章，关注量相当不错，
特别是章太炎先生那篇，阅读量竟然达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高度。
历史还是有人会看的，我真的很欣慰。
土鳖君是搞金融的，跨界写了历史真的很难，
正是诸君的关注和斧正让小生坚持下来，在此小生给各位看官稽首了，谢谢！
好，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上面三期，土鳖君跟诸君聊了聊或嬉笑怒骂，或恃才傲物，或邋里邋遢的三位疯子大师，
从本期开始，土鳖君想跟大家聊聊另外三位道德楷模，他们便是新儒学三聖。
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圣人这个冠名应该是对某个领域的翘楚最高程度的褒扬。
文坛有文聖，
武林有武聖，
诗坛有诗聖，
翰墨有书聖，
丹青有画聖，
杏林有医聖。
那么到底该怎么理解“圣人”这听起来高大上，牛哄哄的帽子呢？
或者说应该“聖人”代表什么？
我们不妨用大师们最喜欢的训诂学来认识一下“聖”这个字。
简化字“圣”其实跟繁体的“聖”不一个意思。
圣，从土，本是河南方言，古音为“ku”，《说文》说，在河南的汝水和颍水流域，将努力耕作的人称之为“圣人”。
而聖，从耳，《说文》说，聖，通也。《书·洪范》中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土鳖君窃以为，但从字形上单刀直入的看，耳能闻天下之事，口能传教训之道，智慧通达在帝王之上的人，便为圣人。
相当圣人不容易，得将所闻之事加工整理成自家之言，传播天下。
因此，曾国藩苦于无著作，被称为“半个聖人”。
更重要的“聖人”们还得具有高风亮节的道德情操。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个人，被后人称为“新儒家三聖”。
这三人，除了博古通今、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还体现出了超出常人的高尚品德。
闲日里，他们不坠青云之志，不求闻达于诸侯。
达官显贵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介俗人罢了。
一旦到了民族存亡的时刻，他们又能满怀忧愤地走出书斋，用终身所学挽救将崩的道德人心；
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无边的暗夜里里点亮心灯，将一腔真情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续绝上。
他们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传播者。
他们是天下读书的种子。
他们是文化的功臣。
排名不分先后，
本期土鳖君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年纪最长者，马一浮先生。
在介绍马先生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新儒家。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从它的发展历史上可大体分为五个阶段，
上古三朝以文王演《周易》，周公定《周礼》为代表的起源阶段；
春秋战国以孔子删述《六经》为代表的奠基阶段；
两汉时期以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为代表的确立阶段；
宋明时期以理学心学崛起为代表的光大阶段；
清末民初以创导新学，摒弃科举，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的复兴阶段。
关于新儒学，众说纷纭。
冯友兰先生认为，自两汉之后，便为新儒学。
另有人则认为，新儒学自程朱理学之起。
而更被人广为接受的观点则是清末民初时，脱离了传统社会结构，面临更广泛、更多元的冲击，重新建立起知识结构的儒学可称之为新儒学。
1883年4月，马先生出生在春色盎然，满眼繁花的锦官城中，父亲给他起名为浮，取谐音福。儿时的马先生也确是多福之人，高堂皆在，上有三个姐姐相伴相宠，可谓无思无虑，高枕无忧。
与很多大师类似，马先生也是天资聪慧，有过目成诵之能，乃当地赫赫有名的“神童”。
马先生四岁进学，跟随塾师何虚舟先生学读唐诗。
六岁时，父亲结束川内宦游，居家迁回绍兴耕读。
马家是绍兴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父亲马延培乃四川仁寿县七品正堂，母亲何定珠也是名门之秀，据说颇有文采，见识过人。
九岁之前，马先生由闲暇的马知县和母亲负责教导。
九岁之后，马知县知道自己力所不逮，为了好好培养家中幼子，便访遍本地名师，请了当地颇有名望的郑墨田郑举人上门传道，师徒二人相处的十分和睦，郑举人还马一浮起了学名—福田。
马先生十岁那年秋天，小院菊花争奇斗艳，全家游园之时，
母亲想试试他的学问，便手指菊花，令他以“麻”字韵赋诗一首。
马先生脱口五律一茸：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
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
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
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十岁的孩子啊，竟然做出这样清高的诗句，我等俗人看来，这简直是谪仙所为，
太牛x了。
但马先生的母亲却从中听出不一样的意味。
她连叹三声，娓娓说到，“这首诗虽然稚气未脱，却颇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境，我儿将来或不患无文才，只怕福泽不厚啊。”
那曾想马母一语成谶，
马先生才高八斗，日后博古通今，
命途确实多舛。
此后不久，母亲便撒手人寰，离他而去。
母亲的去世，对马先生刺激极大，这个本就老成的少年，彻底收起了天真和羽翼，一头扎进书斋，妄图用忘我的学习去淡化丧母的彻骨之痛。
从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再到阳明心学，这个少年手不释卷，无书不读。
以至于马先生十一岁时，郑举人以无业可授，自叹弗如为由，主动请辞。
父亲只能亲自教习，但时间不长，马县令发现自己也无道可传，只能让马先生自学成才。
十五岁时，时值绍兴春闱，马先生去小试身手，结果一举中第，高居魁首。
此年，同榜的秀才还有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和他那日后恶名远扬的弟弟周作人。
马一浮先生年少俊彦传到一个人耳中，此人拿起马先生文章一看，大呼过瘾，十分赏识，便将自家千金汤孝愍许配给他。
马先生的岳父名为汤寿潜，乃是前清翰林出身，先任两淮盐运使，辛亥之后与陈其美等人组织浙江新军起义，被推选为浙江第一任督军，中华民国交通总长。
他即是晚清立宪派的领军人物也是著名的实业家。他主张改革科举，修建铁路，实业救国，还揭竿而起反对袁世凯搞复辟。他多年高居要职，但生活却十分简朴，被人称为“布衣都督”。他不富、不贪、也不横征暴敛，算是晚清官宦界的一股清流。
马先生并对这宗父母之命表示出什么不满，在懵懵懂懂的年龄便骑上高头大马将汤家的千金迎娶回来。
汤小姐出落得亭亭玉立，虽出身显赫世家，但父母从小严加管教，无一丝娇惯之气，她也是博学多识，知书达理，毫无感情基础的小夫妻二人竟是举案齐眉，琴瑟和鸣。
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金榜题名时又有胶漆在侧，16岁的马先生正是春风得意。
在与汤小姐成婚不久，马先生便收拾行囊奔赴上海，携爱妻与岳父的高足，中山先生的秘书谢无量一道进同文馆学习英文、法文和拉丁文。
繁花的十里洋场让马先生第一次睁开眼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似乎什么都是那么新鲜，那么闻所未闻，前所未见。
他求知若渴，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短短的时间内便熟练地掌握了多国外语。
就在他准备向更深处进军之时，家乡却传来了父亲病倒的消息。
马先生马上中断学业回到父亲床前尽孝。
转眼十个月，马知县也撒手西去，中年57岁。
悲痛之后，料理完后事的马先生又收拾起行装再赴上海。
此番赴沪，马先生决定开场一番事业，他与好友谢无量，马君武等同仁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
据说，偏偏此时汤小姐身怀六甲，但马先生正身服重孝，
孝期得子，在当时绝对是传统礼教所不容的事情，传统家庭走出来的小两口绝对不敢冒天下之不韪。
于是二人便商量着用汤药将孩子打掉。
这堕胎之方皆是虎狼之药，当汤小姐含着热泪将满满一碗苦汤喝下之后，孩子自然是没了，但汤小姐的身体也江河日下，不消极日，汤小姐就香消玉殒。
（以上事为传闻，马一浮先生年表中也未曾详录，无考。）
望着躺在灵柩中的白月光，马先生伤心欲绝，这短短不到十年他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亲人骨血，母亲、父亲、爱妻、家姐接二连三的离他而去，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只剩下早已出嫁的大姐和孤苦伶仃的自己。
他不愿意在去体味失去亲人的悲苦，在汤小姐灵柩下葬之后，他立下誓言终身不在续弦，至死不渝，从此孑然一身独行天地之间。
虽然汤小姐病故了，马先生仍以翁婿之礼事汤督军，时长上门听候教导。
此间还有一桩轶闻，1927年，汤督军西去极乐，亡妻之兄哥哥汤孝佶先生向马先生传达了汤督军的意愿：我姑娘缘悭福浅，而马先生正值青壮，愿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此间有说汤督军在临终之前又将三女儿指配给马先生。
但马先生已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他的心满是那柔美的白月光，已经容不下他人。因此，马先生毅然在报纸上公然刊出了拒婚声明。
能陪伴20岁的马先生左右的只有书。
马先生考取了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远赴大洋彼岸的圣路易斯就任。
在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期间，这个精通四门外语的中国秘书，以准确，幽默翻译征服了观众，但是却因为身体瘦小，被人称为BOY，让马先生恼怒不已。
他愤而续须，从此以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示人。
在忙于文牍之余，马先生依然在努力的学习，在美期间他阅读了海量的英美原著，有哲学，有思想，有经济学，有文学，有亚里士多德，有黑格尔，也有达尔文。
他翻译了《堂吉诃德》，并起了一个很史记的名字—《稽先生传》。
他还翻译了《法国革命史》、《欧洲文学四史》等学术书籍。
有天，他走进书店，捧起一本《资本论》，爱不释手，竟然将感冒发烧的病痛放之脑后。
赶紧买下，细细研读。
他在日记中写到：“今天下午我得到《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后来他第一个将其原版带回中国。
在美国呆了一年，并游历欧洲之后的马先生，去了日本，跟随友人乌泻隆三学习日文和德文。
在西方兜兜转转了将近两年的马先生，觉察出西方的文明只对强者所言，弱国没有外交，国人在西方不过是任人取笑的小丑和任人差遣的下人，而国人的一系列行举也让人掩面。
没有“物”何谈有“德”？
他深刻的体会到，只有“内圣外王”才是国人应该追求的精神之道。
1905年，科举废止，学子们无不穿上洋装，奔赴他乡。
而马先生却拟潮流而动，结束了世界各地的云游，摘下领带，再着长衫，与同窗谢无量一起到镇江海云庵隐居一年，深研国学。
隐居的日子里，马先生感悟很多，他要将所有传统的道德烂熟于心，以便将来教化人心。
在经历了少小习八股，青年学西方之后，马先生又独自走上了另一条读书之路。
为了读尽圣贤之书，他走到了杭州孤山下的圣音寺的禅院中，猛然推开文澜阁的大门，开始横扫四库全书。
为了深究所以然，马先生几乎抛弃了一切，甚至马君武、马叙伦等好友都不知他整日在做些什么。
他风雨无阻，比文澜阁的管理员来的还早，走的还晚。
他觉得吃饭耽误他的读书，便随身带着一个小铁炉，煮上满满一锅豆腐，
豆腐吃完，便能读完一卷。
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卷，八亿多字，卷帙之繁，学识之浩，前所未有。
马先生仅用三年便将其通读一遍，还顺便读完了阁内的其他藏书。
挥毫写下写下了《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
弘一法师曾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龄，所读的书还不及马先生多。”
苏曼殊也曾经评价说，“此人无书不读，不慧曾两次相见，谈论娓娓，令人忘机也。”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越求什么越得不到什么，越烦什么越来什么。
欲隐愈现，欲现愈隐。
在马先生离群的光景总有俗人相扰。
报馆杂志知道了马先生的故事，总是想上门采访或重金约稿，都被一一拒绝。
达官显贵上门，更是闭门不见。
哪怕你是多省联帅还是一省督军，马先生皆不吃那套。
据说，1924年某天浙江督军，直系军阀孙传芳慕马先生大名，亲自过府拜访。
家人问马先生：可否说你不在？
马先生断然一笑，让家人告诉孙某人，就说我在家，但是不见。
不知是孙传芳吃过闭门羹，
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桢先生也吃过挂落。
民国初年，蔡先生主政教育部时，曾给马先生下过聘书，让他担任秘书长。
马先生莫不过面子，就上任去了。
但只过了半月，他自己跑到新加坡游历去了。
只给蔡先生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回西湖”。
而后蔡先生邀马先生到北大任教，再聚。
竺可桢先生主政浙大的时候也曾六次登门，力邀马先生任教，均没有结果。
马先生就这样在西湖畔陋巷内隐居，读书，传道，会友也不亦快哉。
1918年，李叔同过府与马先生探讨佛学，而后，马先生亲自将其送到灵隐寺出家。
1929年，熊十力过府求教，二人相谈甚欢，马先生为《新唯识论》作序。
1933年，梁漱溟、熊十力携弟子来访，新儒学三圣第一次团聚。
直到抗战爆发，杭州城内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马先生只能携15弟子带万卷书，走出书斋，躲到桐庐山中。
正巧丰子恺也避祸至此，与马先生一见如故，天天相谈，直至好多年后，丰子恺一直没有忘掉那段美好时光。
丰子恺极其推崇马先生的书法，认为若说到书褚体，当时无人能出其右。
杭州即破，近在咫尺的桐庐怎么能幸免。
很快，马先生又跟弟子打上了辗转避祸的路途。
从杭州一路走到江西泰和。
一路上遇到了多少艰难困苦我们可以想象，但马先生仍然没有中断讲学。
此时浙大也搬迁到泰和，苦于长路漫漫的马先生只能选择报团取暖，他给竺可桢修书一封，企望收留。
竺先生十分顾忌马先生面子，接到求援信后，马上以“大师”的名义请马先生到浙大作 “特约讲座”，一时间引起浙大举校轰动，听课的教授竟然跟学生一样多。
此间，马先生为浙大作校歌，以《易传》之词勉励大家上下求索。
随后，马先生又与浙大一起流落到桂林，方稍安定片刻。
马先生在浙大的讲座从天地之始起，将中国的文化的辉煌和灿烂一一道来，他告诉学生们，不管路途多么艰辛，一定不要忘了本我，越磨砺越锋芒。
日后，马先生的讲稿被整理成《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两籍，刊行后风靡一时。
在马先生的脑海中，现代的大学始终不比古时的书院。
在他的印象中，
“大学教员为生计而教，学生为谋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他始终心心念念的是那个书院梦，他喜欢学生与老师或坐而论道，或围炉夜话，或剪烛西窗。
他始终认为书院按修齐治平的路子走的，先从明明德开始，一直走到治国平天下，最后到止于至善。
在浙大一年之后，他的小同乡光头总裁给了他一个机会。
当时，马先生正为书院筹集资金，他来到重庆后一时引起了士林的轰动。
蒋总裁素来敬仰这位大师同乡的学问，闻听之后，立马执弟子之礼，请大儒入朝。
蒋总裁还请了文胆陈布雷、老乡陈立夫以及财神爷孔祥熙陪同，规格之高实属罕见。
马先生并没有丝毫受宠若惊之感，他休休有容的送给蒋某人一个治国锦囊，“恕以接人，诚以开务”。
席上他还以帝师之尊与蒋某人约定，“开办书院，是为了学者能够自由的研究我国学问，成为真正的儒者。因此书院不入教育部管辖序列；除春秋祭拜至圣先师以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蒋某人一一答应，并叮嘱孔祥熙速速打钱。
日后，著名哲学家任继愈曾问马先生，蒋某人是否有中兴之相，马公手捋长髯缓缓说道，“
我观那蒋中正，英武过人，但气宇狭窄，没有博大之相，只有偏霸之才，偏安有余，而中兴不足，也就是刘裕、陈霸先那个级别吧。”
不管怎么说，书院算是有了着落。
有了粮草的马先生将书院开在了乐山附近的乌尤山上，据说此处乃是郭璞注解《尔雅》之所，书院名曰复性，取回复治学本性之意。
书院落成伊始，马先生遍寻名师。
先后邀请了老友梁漱溟、谢无量、钱穆、沈尹默、梅迪生等一干大儒，并颇费周章的请到了已加盟西南联大的熊十力。
马一浮反对现代的分科制，他认为如果分科太细，执着一端，则不见根本。
如果想学会融会贯通，只能采用儒家的方法，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来统摄一切学问。于是他把课程分为通治、别治两门，涵盖了理学、玄学、禅学、西方哲学等学科。
马先生亲自讲授“群经大义”和“理学”两科，熊十力主讲唯识论、钱穆主讲儒家传统、黄离明主讲诸子杂家、朱真如主讲西方古典哲学等等。
书院开学那天，马先生主持了简单而庄重的祭孔仪式，他已斋戒三日，今天走出斋房，身着盛服，带领70学生，焚香读祝复三礼。随后，马先生登坛开示。
书院教学以自由讲习和悉心体究为主，也就是自学和研讨，教师授课每周半天，另外四个半天则由学生向老师提问为主。，其余时间个人自学，每半月交一次读书札记。
如此逍遥的岁月，并没有过得了多长时间，一年之后，小日本兵临城下，调遣飞机对乐山反复轰炸，熊十力也在轰炸中损伤左脚后，不辞而别。
国难已深，处处捉襟见肘的财政部也无暇估计这个深山中的小小书院，许下的拨款早已成一纸空文，清高孤傲了一辈子的马先生只能四处化缘，维持生计。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不到两年时间，难以为继的书院宣布停课，大门紧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之声。
那些文星熠熠的大师们纷纷四散而去，唯有马先生坚守其中，为留守的学子答疑。
几年之后，书院迁至西湖，但已不再授课，而是用刻书这种方式继续传播圣人之说。
马先生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马一浮先生，求学之时正值清末，那时的大好青年纷纷去西方求索新知，而马先生则反其道而行，由西方知识体系回归儒家，回归传统。他用实际行动向人们证明，历经了上下五千年沧桑的文化传统，依然是中国人骨子中的魂。
如此恪守，可谓“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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