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史專家提出:大明亡國,非亡於崇禎,實亡於張居正!張居正做了什麼導致大明滅亡?

瓜太郎


“老夫非相也,乃攝也”,這是我讀明代史料筆記時,最感震撼的一句話,而這也道出了張居正執政時期的天下大勢,所謂“明只一帝,一相耳”,其中的“相”指的就是權傾朝野,予取予奪的張居正。固然,張氏的“萬曆新政”給國家帶來了短暫的繁榮,甚至說他為搖搖欲墜的明朝延命亦不為過。但在這樣一個君權至上的封建時代,強悍霸道、睥睨百官的內閣首輔到底意味著什麼?想必也是不言自明的。萬曆對張居正的清算來看,後張居正時代的大明政治,與其說是皇帝的怠政,不如說是一種變異的師徒關係的惡性循環!所以,在我看來,“實亡於張居正”的觀點並不是全無道理的無稽之言。

一:“萬曆新政”的耀眼政績和空前絕後的“一條鞭法”

公元1572年,隆慶皇帝猝然崩逝,年僅十歲的萬曆繼位。由內閣首輔高拱和張居正以及內宦之首馮保等三人負責輔佐新君。但萬曆繼位之初,張居正即與大太監馮保結成政治聯盟,以“專政擅權”之名將對自己有提攜之恩的高拱罷官遣返。取而代之,一躍成為大明首輔,獨掌國政、予取予奪達十年之久。

話說,自明朝中期開始,朝廷吏治腐敗、社會矛盾積聚、土地的大量集中直接導致流民四布、逃亡無數,甚至還出現了嘯聚山林、結黨起義這種王朝末世的可怕現象,大明朝已經到了星火四起、危機四伏的境地。身為首輔大臣的張居正在孝定太后和萬曆小皇帝的支持下,毅然發起號稱“萬曆新政”的變法改革運動。

而在“萬曆新政”中,“一條鞭法”的稅政改革最為顯眼,收效最好、影響最大,他不僅有效的解決了百姓逃稅的問題,還建設性的開創了一種新型的納稅模式——“一切實物皆以白銀為度量”,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貨幣化納稅制度,不僅有效的擴大了貨幣的流通範圍、而且削弱了人與土地的捆綁關係,使大量的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乘著“隆慶開海”的巨大福利,遨遊商海,最大限度的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而伴隨著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張居正又應對性的在維持農業稅基本不變的前提下,開始徵收“商業稅”,隨著一系列的組合政策得到切實的貫徹,萬曆初年“貧病交困、生民維艱”的社會現狀一改而為“國庫充盈、生民樂業”的勃勃生機。行將遲暮的大明王朝再次煥發出無與倫比的生命力。

但“一條鞭法”雖然減輕了百姓不合理賦役負擔,卻在具體的施行過程中給胥吏們留下了橫徵暴斂的機會。同時,“賦役、賦稅一概徵銀,田賦和力役亦皆折銀納稅”的措施,無異於以官方文件的形勢確立了“銀本位”的貨幣政策,雖說此前大明寶鈔的購買力和認同感不高,但好歹還是明面上的官方貨幣,即便社會各界反對,但經濟命脈卻還是掌握在政府手中。但“一條鞭法”卻從法律角度承認了“白銀代替寶鈔”的客觀現實。

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張居正這一決策性的失誤,固然迎合了資本市場日益高漲的呼聲,卻也在無意間將大明朝拖入滅亡的深淵,畢竟,我們的大明是不產銀的國家。隨著“開海運動”的持續深化,頻繁的對外貿易導致大量白銀源源不斷的湧入,國內官商、市民階層的崛起激發了他們染指國家政治的慾望,至此,明朝跨入君臣相爭的階段,並最終在這種“上下交爭”的困境中走向滅亡。

三:言傳身教——身為太傅的張居正沒有扮演好老師的角色

繼位之初的萬曆,不過只是個年僅9歲的黃毛小兒,出於一位母親“望子成龍”的期盼。“博學宏詞、素負盛名”的張居正成了萬曆皇帝的老師,負責小皇帝的教育和培養工作。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為了教育好萬曆,張居正也是費盡心機、苦心孤詣。他嚴格按照儒家對聖君的定義,精心制定教育方針、親自編撰御用教材,甚至還專門將歷代治亂教訓彙編成書、配以插圖,作為年輕好動的萬曆皇帝的課外讀物,以此薰染萬曆的心性、磨鍊他的意志。

但是,自古以來,最好的教育,永遠不是“大言炎炎”的誇誇其談,而是“腳踏實地、身履其責”的躬親實踐。在整個教育過程中,張居正抓住每一個可以教育萬曆的機會,一再要求萬曆皇帝要“節儉為本、勤政愛民”。為此,他還以“奢靡鋪張、多念民生艱難”為由精簡皇室的開支用度,堂堂天家的生活一度相當拮据。所以,在幼帝萬曆眼中,少師張居正決然是個“秉性剛直、自持甚謹、道德仁義無不充備”的能臣能吏。

話說,青少年階段最容易產生榜樣和偶像的崇拜,可一旦偶像崩潰,隨之而來的就是毀滅性的打擊。而張居正和萬曆的關係正處於這樣一個節點。

而就在張居正要求萬曆“克勤克儉、多念民生”的時候,自己卻過著鋪張浪費,貪情縱色,奢靡無度的生活。譬如:
1、張居正每次用餐,菜色蔬果逾百品,但卻還是有“不足於心,無處落箸”的感嘆,不僅如此,其府邸之中更是“美女充盈、佳麗排列”。驕奢淫逸已經到了人們難以想象的地步。
試問,這樣“人前一套,背後一套”的作風,在萬曆得知真相之後,心中焉能沒有怨恨?而當原本“高山仰止”的老師不再“凜然不可冒犯”時,萬曆心中的信仰也就隨之崩塌,對於年輕人而言,自尊和尊嚴往往是最不能被無視和踐踏的,更何況張居正這種帶有“欺君之罪”的誆騙?

所以,在張居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後,剛剛成年的萬曆就迫不及待的要戳穿老師的“西洋鏡”,一雪被“欺瞞多年”的恥辱。因為,他唯有徹底抹去張居正在他心中的烙印,他才能破繭重生,做回真正的自己。當此之際,政治上的去“張居正化”反而變得不再那麼重要而迫切。

而且,正是因為張居正本人給萬曆帶來的巨大陰影,成年親政之後的萬曆對文官集團充滿了天然的牴觸和不信賴,若不是後來申時行的苦心經營和上下斡旋,只怕歷史上的萬曆會比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更加自私而冷漠。而就萬曆朝“三大案”來看,萬曆對文官集團的地方和牴觸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畢竟,受過欺騙的人最怕的就是在被欺騙,這群在張居正執政時對其歌功頌德、拍馬溜鬚唯恐不及的傢伙,再後來的“倒張運動”中的積極表現著實令人齒冷心寒。讀聖賢書而自詡仁義的人,幹起殺人越貨、翻臉無情的活計來卻比誰都順手。天下之下,這樣的讀書人,如何能教人不多加地方?


綜上所述,就我個人而言,說“明實亡於萬曆”並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的。所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不能因為張居正的功勳而無視他的過誤,亦不能因為他的失誤而忽視他的績。“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的看待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才是最客觀公正的做法。

我是狐筆春秋,歡迎大家批評指教,謝謝~


狐筆春秋


題主這問題提的有些違背歷史事實,請問有哪位明史專家敢說“大明亡國,非亡於崇禎,實亡於張居正 ”?應該改成這樣:明亡於崇禎,禍根在萬曆 ,請問張居正是怎樣力挽狂瀾的?如果沒有張居正實行的一系列改革舉措,大明恐怕就真的要提早幾十年亡在萬曆的手上了。

史載,隆慶六年(1572年),僅僅在位六年的明穆宗朱載垕病危,他詔令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為顧命大臣,令他們輔佐年幼的太子朱翊鈞。

二十六日,明穆宗病歿,享年36歲,葬於昭陵。六月初十,太子朱翊鈞繼承帝位,改次年為萬曆元年,是為明神宗萬曆皇帝。

萬曆帝即位時年方10歲,還不能處理朝政,便由兩宮太后垂簾輔政。兩宮太后在宮內重用掌司禮監督領東廠太監馮保,外由內閣首輔張居正處理朝政大事,開創了萬曆初年良好的政治局面。

萬曆帝朱翊鈞是明朝21個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在位48年,初期因張居正輔政,國政為之一新,史稱“萬曆中興”。張居正死後,萬曆帝為洩憤削其官秩,抄沒其家,拘禁、拷虐其子孫,並掘墳開棺戮屍。之後,他沉溺酒色中,為滿足其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大肆搜刮天下,為立儲之事賭氣二十年不見廷臣,遂使朝政崩壞,邊防不備,民變此起彼伏,率撲不滅。

先說說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是湖廣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後加太子太保等職,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

《明史》記載,隆慶六年(1572)七月,張居正和內監馮保共同輔佐年幼的明神宗朱翊鈞執掌朝政。

朱翊鈞上位僅一個月後,張居正利用權宦馮保將高拱排擠出權力核心,自己代之為首輔,並舉薦禮部尚書呂調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政務。至此,首輔張居正、馮保兩人執掌明廷,大權在握,烜赫一時。

馮、張掌權後,一主內,一主外,朝政大權全部落在張的手中。張居正對明王朝忠心耿耿,針對皇帝年幼的現實,進行了一系列扶君舉措。這年十二月,張居正向萬曆帝呈上《帝鑑圖說》,用圖解的形式對小皇帝進行講解、教育。同時,為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朝政腐敗、軍隊渙散、財政空虛、民不聊生的頹局,以除舊佈新、振綱除弊和富國強兵為宗旨,在整飭吏治、鞏固邊防、整頓經濟、獎勵農耕、興修水利等眾多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史家把張居正推行的改革稱作“一條鞭法”、“考成法”。

張居正經過十年努力,其改革舉措多數得以實施並取得了顯著成效,史載“海內肅清(主要為平息東南倭患、北方韃靼入侵),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四海昇平,“天下晏然”。

但他力推的改革卻動了當朝權貴、官僚、大地主的奶酪,並與之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於是受到他們的激烈反對與抵制。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故後,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也隨之戛然而止。

再看看明神宗萬曆帝的表現。萬曆早期(1573——1582)在張居正的輔佐下大明出現了靖昌的局面“海內肅清,邊境安全”,國庫藏銀達四百餘萬兩,國儲積粟(存糧)可支用十年。當然,這些功勞都不能算作萬曆的治績,而是張居正革除積弊、勵精圖治的結果。

張居正一死,萬曆帝立即展開清算,歷時兩年的清算、報復之後,萬曆終於徹底拂去張居正政治威勢在他心理上投下的巨大陰霾,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皇帝。

正式親政後的萬曆表現如何?歷史文獻對他的評價很低,歸納起來大致有幾個特徵:沉溺酒色,不理朝政;橫徵暴斂,肆意揮霍;立儲紛爭,朝黨火併;民情激變,邊疆不寧......

限於篇幅,僅舉幾例:萬曆20歲親政時,後宮佳麗如雲,數以千計,他日夜縱酒作樂,經常喝的醉醺醺的,醉後動輒發怒,發怒後喜歡責罰他人,宮娥 、太監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責,經常有人被打死。他還學會了抽剛從域外傳進來的大煙,痴迷花鳥。

萬曆被人揶揄為史上最貪財好貨的皇帝。正因為貪婪,他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大肆搜刮、盤剝,其派出的稅使、礦監遍地都是,遍及全國150多個州縣。

後來,為立儲一事委決不下,又引發激烈的朝黨之爭,身心俱疲的萬曆帝索性賭氣不上朝,時間竟長達20多年。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他躲在深宮裡不再臨朝視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詔令,全靠太監傳達。甚至連國家祭祀典禮他也不參加,而讓宗王替代。直到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發生了“梃擊案” ,他才露了一面,從那以後直到死再也沒上過朝(不要提什麼萬曆三大徵,那也是文武能臣的功勞,和萬曆無關)。

史載,萬曆中後期,政治極度腐敗,因朱翊鈞揮霍無度,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加上水、旱、蝗災連年不斷,百姓窮困,民怨沸騰,尤其是礦監稅使肆無忌憚的壓榨,激起民變不斷,反抗鬥爭遍及大明的每一個角落。

有記載的反礦監稅鬥爭有:萬曆二十七年(1599)山東臨清反對橫徵暴斂鬥爭;次年發生在武昌的民變,目標也指向了無惡不作的徵稅使;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江南蘇州的數萬織工(手工絲織)被稅吏逼得紛紛失業,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織工葛榮率領數千人暴動,幷包圍了稅使孫隆的衙署,用亂石砸死孫隆爪牙黃建節,將其餘的六、七個幫兇抓住後綁縛手腳,拋到河裡餵魚,然後放火燒衙。孫隆嚇得魂飛魄散,乘亂爬牆逃脫。此後,江西上饒、雲南騰越、福建漳州等地接連發生民變,明廷一日數驚,焦頭爛額。

萬曆心裡很清楚,造成這種局面的罪魁就是自己 。那不得人心、惡名遠播的“採榷” ,二十年不理朝政、做甩手掌櫃的奇葩行為,都無一例外的自尋死路,將明帝國推入驚濤駭浪、風雨飄搖之中。

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在荒寂苦寒的遼東,明廷的勁敵、後金豪酋努爾哈赤以殺祖殺父之仇等“七大恨”殺生告天,誓師伐明......“薩爾滸”之戰的慘敗,將國之將亡的威脅明白無誤地推到了萬曆面前,他終於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危機感,同時伴隨著巨大的困頓與悽愴。萬曆死後僅7七年(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饑民揭竿而起,揭開了明末農民大暴動的序幕。

明不亡於崇禎,名實亡於萬曆......如果沒有張居正,這一切恐怕要提早發生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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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馬冰河wu


對對對,說得對,張居正就不該妄圖中興大明朝,就不該改革,就老老實實的混吃等死,反正已經位極人臣了,幹嘛吃力不討好的幹這幹那呀。


張居正真不是個好人啊——查抄張家所獲黃金2400兩、白銀17700兩、金器3710兩、金首飾900兩、銀器5200兩、銀首飾10000兩,另有玉帶16條等等,真是個大貪官啊!真的是死有餘辜啊!

然而,卻沒看見張居正作為一個能臣,起碼延續了明王朝半個世紀的氣脈,張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糧倉有足夠的存量以滿足此後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緊急時刻不能支取的太倉庫儲藏室裡的存款增加到600多萬兩銀子。太僕寺保存到400萬兩,南京庫房增加到250萬兩,廣西、浙江、四川省庫平均存款在15萬至80萬兩之間。



據估算,若是把張家的總資產摺合成白銀,大約只有嚴嵩的十分之一二;而與馮保相比,還不到其十分之一,這樣的人,真的又有何值得指摘!?


戴老師講歷史


導致一個明朝滅亡的原因其實比較複雜,但是我們在看歷史的時候往往都會通過具體的事件或者是時間節點來進行探討,而往往忽視了其他因素。例如大清朝的滅亡是以溥儀的退位作為標誌,而溥儀就和亡國之君劃上了等號,但是如果往前推就會了解到,其實大清的亡國早已註定,而且慈禧掌權也是加速亡國的重要原因,而不能將所有罪責都推到末代皇帝的身上。同樣的,明朝的崇禎皇帝在眼看國家走向末路時,他選擇了自縊,選擇了和大明共存亡,但是如果對明朝的亡國史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其中有一個關鍵人物不容忽視,他就是內閣首輔張居正。

那麼張居正究竟做了什麼事情為大明的滅亡埋下了伏筆呢?其實明朝在天啟皇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種種異樣,當時國家風調雨順,沒天災沒人禍,但是糧食產量卻非常低,而且很多農田都已經荒廢,很多農民家中有土地,但是卻不守著土地,轉而到外地討生活,這種現象其實就是因為張居正提出的變法所導致的。

實際上張居正提出變法也是為了國家的存亡考慮,當的明朝在糧食產量方面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因為當時國家實行的是土地兼併管理方式,這樣就導致很多耕田開始銳減,農民沒有那麼多土地種糧食,自然糧食儲備會不足。所以張居正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他先是對明朝的土地資源重新分配,這為糧食的種植打好了基礎,其次耕種糧食的農民,每年只需要向朝廷交糧食即可,而耕種棉花的就上交棉花,用這些實物來交稅,這樣既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也增加了國家糧食物資的儲備,解決了燃眉之急。

可是問題在於當張居正離世後,當時張居正的變法仍被朝廷所承認,但是卻已經面目全非了,很多規定都已經開始出現了變化,已經和原本的張居正變法的初衷相違背。後期大明資本主義開始湧入民間,而且當時政府在徵稅的時候,是收銀子,而不再收實物。

這樣就會給農民造成很大的負擔,因為農產都有固定的時間,為了將這些實物換成銀子,競爭就會非常大,而且商人開始抓住這個機會從中牟利,這樣農民的負擔不斷加重,導致大量農民開始選擇手工業賺錢,而不再種田。國家糧食儲備開始不斷變少,後期在鬧災荒的時候根本沒有糧食來供應,而這些都是導致大明王朝滅亡的原因。明末大思想家顧炎武曾記錄了明末時期的悽慘的狀況:

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歷史課課代表


張居正是明朝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實行的萬曆新政,為明朝續命了數十年的時間。


如果沒有張居正,明朝早就已經滅亡,崇禎皇帝根本沒有機會繼位。說明朝亡於萬曆,明朝亡於東林黨,明朝亡於閹黨,都是有憑有據的事實。然而說大明亡於張居正,卻是典型的譁眾取寵的說法。


張居正去世距離明朝滅亡相差了62年,張居正去世的時候,努爾哈赤還在明軍中服役,李自成和張獻忠都沒有出生,明朝滅亡的責任肯定不能全推到張居正的頭上。

在張居正上臺之前,明朝的統治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明朝內閣的官吏腐朽無能,無法改變明朝積貧積弱的困境,地方上的官員和地主豪強同謀,兼併土地虛報稅賦,導致了明朝的國庫空虛。


在明朝嘉靖年間,朝廷國庫裡面的銀兩隻夠兩三個月開支,北方的女真族和蒙古族不斷騷擾邊境,東南沿海地區倭寇入侵,明朝國內農民起義四起。萬曆皇帝繼位的時候只有9歲,如果沒有張居正力挽狂瀾,萬曆皇帝根本守不住江山。

我們來看一下萬曆新政的內容,張居正在吏治方面採用“考成法”,淘汰了一大批不支持改革,不願意作為的官吏。同時張居正還精簡了明朝的官吏結構,減少了明朝的冗官冗吏。


這些做法在改革吏治的同時,也減少了老百姓的負擔,減緩了明末農民起義的時間。在軍事方面,張居正啟用戚繼光和李梁成等名將,震懾女真和蒙古軍隊,保住了大明北部邊疆的穩定。

在經濟方面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將原來繁瑣的稅收統籌到一點,避免了稅收經手的人過多,給官吏們中飽私囊的機會。一條鞭法施行後,明朝百姓繳納稅賦的方式更加的透明,也間接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同時還增加了明朝朝廷的收入。


同時張居正還重新丈量了全國的土地,減緩了土地兼併的現象。在張居正的治理下,明朝的國力逐漸恢復,出現了萬曆中興的局面。一直到張居正去世,明朝的國庫都十分充足,從沒有出現過崇禎時期拿不出錢來的情況。

張居正為大明朝做了很多好事,然而張居正變法也觸動了萬曆皇帝的核心權力。在張居正掌權之前,明朝從來沒有出現過大臣專權的現象,萬曆皇帝對於張居正專權非常的不滿。


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將張居正抄家,張居正變法的成就也被萬曆皇帝破壞。後來萬曆皇帝連續數十年不上朝,明朝的國力再次衰落,最終一步步走向了滅亡。

很多人指責張居正,主要是因為在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為了打擊報復張居正,破壞了張居正變法時期的成就。一些人以此為依據認為張居正過於專權,導致了萬曆皇帝的反感,以至於變法的失敗。


實際上張居正不專權,萬曆也是一個腐朽的皇帝,變法最終也不會成功。如果沒有張居正的幫助,萬曆中興不可能出現,萬曆皇帝不上朝的時間可能還會更長。


歷史總探長


從時間上來說,明亡於崇禎,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因為崇禎本人也為此上吊自殺殉國。大明亡國,非亡於崇禎,實亡於張居正張居正做了什麼導致大明滅亡?



第一個是丈量全國土地,將那些瞞報,漏報的土地都請查出來,土地比上一朝增加近300萬頃,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了。政府是有錢了,這些錢哪裡來的?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你看看哪個高官會繳納稅賦?你政府有錢了好辦事,關老百姓什麼事?就如同我們現在國家有錢,跟你我這樣的百姓有關嗎?你國家有錢不要緊,但是你不能通過搜刮我而有錢,是不是?所以才會有老百姓起來反對!


其次是實行“一條鞭法”。就是將所有的賦稅,徭役,攤派,臨時的捐、貢都併入一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這是中學歷史課本上學到的,實際是不是這樣子呢?肯定不是的,因為很多官員巧立名目,進行搜刮,導致了雖然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但是老百姓的負擔也沒有減輕,這個名義上是好的,之後就在執行中逐漸走樣了,你說是不是有點可惜了呢。



實際上最大的問題就是張居正給年輕的萬曆留下了很大的陰影,是心理陰影。導致萬曆極度不信任文官,寧願相信自己身邊的太監,文官就開始與太監爭奪對己有利的資源或條件。這樣就把明朝後期的朝政弄得一團糟,最終不可收拾。到了崇禎殺了魏忠賢,已經沒有可以幫助自己的太監了,像魏忠賢一樣有能力的人才了。文官靠不住,自能自己來上樹,結果導致了自己自掛東南枝!


簡史資深宅


這個問題有意思。大明江山的敗亡,誰是始作俑者。不是張居正,而是萬曆皇帝。張居正在萬曆皇帝小,不能執玫的情況下,做為首莆大臣,進行了一系列改蘋,卓有.成效,政債顯而易見。大明江山出現了繁榮氣象,老百姓生活也所改善。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親玫(己長大)不,早就對張居正專權不滿,全部推翻了早就制定好的方針,政策,大好的形勢毀於一旦。從此,大明江山迅速衰弱下去,到了祟貞皇帝,大明大廈千瘡百孔,風雨飄搖,加上天災,百姓揭杆而起,後金玫權趁機入主中原。大明江山迅速敗亡。真正使大明江是萬曆,不是崬貞。


高慶春呢稱雲中龍


明朝萬曆年間(1573年-1620年)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挽救明王朝,緩和社會矛盾,在政治、經濟、國防等各方面進行的改革。

張居正實行一條政策,本意是促進國家的發展,卻忽視了糧食問題,導致最終明朝糧食迅速短缺。一條鞭法實行之初是為了增加糧食儲備,當時張居正沒有看到明朝城鎮的發展。人們不願意在地裡進行辛苦的耕種,紛紛拋下農具進城做起了商販。土地沒有人耕種便荒涼起來,這導致後來引發的系列動盪。

其實,任何改革的初衷和出發點都是好的,但老張同志提出的改革,在當時的社會框架組成結構中,也只是整個封建體系下的一個表象修正,很難治本。

明的滅亡在於封建制度到了末期,其制度自身不具備較強的修復能力,封建制度的種種弊端到了制度的末期都體現無疑。而把明朝滅亡原罪歸咎於老張同志,這有點說不過去,要說,也只能是一個誘因吧!


劫渡杭州灣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是大明帝國萬曆年間的第一權臣。

隆慶皇帝的時候,首輔高拱一手遮天,使得朝政成為內閣的一言堂,張居正上位之後,甚至使得他自己的威信比起皇帝來說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大明王朝滅亡於1644年,崇禎皇帝的一生遺憾落幕,背上了大明亡國之君的名號。但是後來,有人指出其實起肇於萬曆,是張居正的錯。張居正究竟做了什麼?

高拱這個人的影響力始終是一直存在著的,強如張居正,都沒能立刻擺脫他的陰影。高拱是曾經退出過內閣,擔任過兩次內閣首輔的能臣,張居正擔任過徐階的二把手,也就是內閣次輔,這個時候的張居正不過才40歲而已,而在之後高拱奪權的戰爭裡,張居正不顧徐階對自己的提拔,反而站在高拱這邊,這也就是張居正能夠位居高位的原因之一。

萬曆皇帝即位的時候,張居正被提拔做了首輔,這個時候的萬曆皇帝不過才10歲而已,還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孩子,所以張居正也就可以放開手腳去改變大明的朝政,用我們現代的話來說的話,就是放飛自我。

張居正最突出的貢獻就是改革,推出萬曆新政。當時那個年代,的確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事實上,張居正很多的新政都是為國家著想的,但是其中有一條卻最終葬送了大明帝國的未來,那就是後來為人詬病的“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最早的提出是在嘉靖十年的時候,不是張居正的首創,張居正不過是覺得這個政策好,然後藉助他手裡的權勢,藉機將這條法推廣到了全國。 根據《明史》記載,一條鞭法的內容差不多是:

清丈土地,擴大徵收面,使稅賦相對均平。統一賦役,限制苛擾,使稅賦趨於穩定。

乍看一下,這條政策非常的好,統一賦稅徭役,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稅收制度,但是明朝稅收的情況一直都是貪腐作祟、貪腐操作的,朱元璋是農民,大明農民的田稅非常的低廉,比起同時期的日本來說簡直就是低端,大明田稅百分之二十,朝廷徵收上來的稅款低的不能再低,崇禎時期就因為這個原因國庫空虛無法拿錢去撫慰招安的士兵,導致士兵大亂,改動稅款的徵收策略其實是件好事,可是那些貪腐的人卻因此再次收穫了大利,惠民政策始終無法運用到人民身上。

“一條鞭法”實施之初,因為張居正的存在,沒人敢撼動,但是張居正卻沒有留下一個靠得住的繼承人,萬曆十年,張居正一死,萬曆小皇帝終於擺脫了“叔大”的陰影,可以正式親政,張居正生前的那些變法開始搖搖欲墜。



因為清丈土地,使得一些地主官僚被迫繳納了他們隱藏多年的“黑田稅”,土地兼併更加的嚴重,如果張居正還在的話,這些變法不僅不會受到破壞,反而還會帶領大明走向繁榮,但是卻演變成了這樣:官場腐敗更加嚴重,土地兼併使得一些官員可以貪汙更多的稅款,真可謂是“貪腐良策”。

萬曆年間還好,國家國庫還比較充盈,還能夠撐的起“萬曆三大徵”,但是到後面呢?闖王李自成起義,遼東後金虎視眈眈,大鼠疫肆虐,朝廷國庫空虛,只好加派“三餉”,但是因為這,各種“鴨餉”、“牛餉”都跑了出來,大明也就因此變得千瘡百孔了。


歷來現實


“明亡於萬曆”的說法由來已久,滿清修的明史中就說“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後人也多將之奉為圭臬,不斷引用,可見深入人心的程度。

不過個人認為把一個王朝的興衰歸咎於一個人,而不是體制,這本來就是文學作品和民間老先生講古的水平,不是尊重歷史的態度。事實上萬歷皇帝遠非如同一些人醜化的那樣荒淫無度,偷懶怠惰以及昏聵無能,相反,他的個人品格在眾多皇帝可算得上相當出色,而且在許多事情上,都是頭腦相當清醒,判斷相當準確,處事相當果斷英明的一個皇帝。

萬曆三大徵的勝利,和他出色的用人調度能力是有著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首先三大徵應該打必須打,萬曆力排眾議當機立斷避免文官系統無休止地扯皮論證。再者在初戰失利的情況下果斷換帥,之後給予繼任者充分信任(文官系統不斷彈劾),而且後世很多獨當一面的軍事統帥都是萬曆皇帝挖掘出來的(如熊廷弼,萬曆一死,熊就被言官彈劾被袁應泰替換,滿清旋即攻陷瀋陽,若萬曆在,此事不至於此)。

至於張居正改革,後世之人大都給予讚譽,對具體法令和執行結果卻知之甚少,其一條鞭法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充實國庫的作用,但這一切都是在進一步盤剝農民的基礎上,對部分富可敵國的工商業者有觸動嗎?在某種程度上說,一條鞭法加速了財富向商業和官僚領域集中的步伐,進一步加劇了華北西北農民的破產範圍,致使流民逐步增加,流民與潰兵結合發動軍事叛亂,反過來加劇中央財政壓力。

再說內部軍事叛亂,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財政問題而非表面的軍事問題,流賊被困車廂峽,官軍要屠殺(那怕是隻堵住峽口,流賊都會餓死)是分分鐘的事,要是韃子朝代估計不會猶豫,屠殺是不二之選,哪會有後來的闖王入京?內部叛亂也就平息了,正因為明廷的財政拮据,無法安撫、賑濟這些災民/流賊,才致使它們復叛,如果明廷像韃子屠戮天京一樣,或者明廷有足夠的財力,崇禎也斷不至於煤山自縊。

個人再提出一個問題,二祖(太祖成祖)時期國家百廢待興,二祖還時不時主動發動超50萬人的大戰,還各自興建一座都城(成祖還花巨資興建武當山),都沒聽說中央財政拮据,到崇禎朝只供應10萬人的糧餉都力有不逮,難道經過近兩個半世紀的發展,國家財力、民間財富還倒退了?大家思考一下是這樣嗎?

大明的滅亡是體制的問題(長久的系統性的問題),不是某個皇帝“怠政”與否能影響的(文官執政的優勢),就算你作為後人穿越到他那個年代,也無法、沒有時間、沒有能力來扭轉。個人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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