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第6期《文物》和6月10、11日《光明日報》，相繼推出（前者系原載，後者系轉載）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的長文，引起書法界、學術界的震動。
當時，南京有位高二適（江蘇省文史館館員）不同意郭文觀點，立即撰文加以反駁，題為《〈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寫出後，先是自由投稿，但很快即遭退稿，在那個時代，哪家報刊敢發表同郭沫若唱反調的文章呢？要知道，郭沫若是作為繼魯迅之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新中國成立後即擔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等要職，著述等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學術權威。好在高文經章士釗轉交毛澤東主席審閱，毛主席看後作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的批示，同意高文發表，於是高文便順利地發表於當年7月23日的《光明日報》。
隨後，郭沫若除本人連撰兩文作答之外，還組織了五六篇反駁高二適的文章密集發表於當年8—12月的《文物》與《光明日報》。而與高二適持論相同的文章，內地方面，只有唐風、嚴北溟撰寫的兩篇，分別發表於上海的《文匯報》與《學術月刊》；還有一篇是商承祚撰寫的，直到次年才發表於廣州的《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香港方面，有兩三篇，但當時與內地的交往受阻，內地讀者很難看到那幾篇支持高二適觀點的文章。這些就是1965年“蘭亭論辨”或稱“蘭亭論辨”第一次高潮的大致情形。
接下來，我們要說的是郭沫若因何種緣由或出於何種動機寫出《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的。
單就郭文本身來判斷，我們便會看到，郭文的寫作發表，既有學術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學術上的原因，在於自晚清王國維倡導“二重證據法”以來，中國學術界極重考古學成果，改變了過去只重文獻資料的偏向，而對新出土的地下實物資料備加關注。郭沫若正是秉持如此學術理念，當看到1965年及前幾年出土的五方東晉墓誌（它們都堪稱東晉書法的最新實物資料）之後，不禁欣喜若狂。這五方東晉墓誌，第一方是1958年於南京挹江門外老虎山南麓出土的《顏劉氏墓誌》，第二方是1963年2月於鎮江東郊出土的《劉尅墓誌》，第三方是1964年9月10日於南京中華門外戚家山殘墓出土的《謝琨墓誌》，第四方和第五方是1965年1月19日於南京新民門外人台山出土的《王興之墓誌》和《王興之婦墓誌》，它們皆為石刻（或磚刻），與今傳東晉手寫體大不相同。於是郭沫若便據此對傳世東晉字帖特別是王羲之的《蘭亭序》大加質疑，認為《蘭亭序》從文到帖皆非王羲之所作，而系隋代書家智永和尚一手“依託”出來。
當然，清代以來重碑輕帖的碑學思潮，也是引發郭沫若懷疑帖學經典《蘭亭序》的學術因素之一。我們知道，郭沫若平時雖也偶爾臨習、書寫《蘭亭序》，但只為吸收營養，在內心深處並不看重偏於優美的《蘭亭序》，他的書法追求雄強霸氣，無論如何都不會像沈尹默那樣把《蘭亭序》作為自己最終的風格歸宿。這樣，郭沫若否定起《蘭亭序》來，便擁有了一個非常合適的心理基礎。
至於政治上的原因，1965年初，極端反傳統的思潮已經醞釀而成。在極端反傳統者看來，越是經典的東西越是要把它打倒打碎。書法領域的王羲之與《蘭亭序》，前者被稱為書聖，後者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正好成為極端反傳統者的一個靶子。如果沒有這一政治上的原因，那郭沫若在文中就毫無必要特意提及當時炙手可熱的兩個政治紅人，一是時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副組長兼理論小組組長康生，一是時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最權威的輿論陣地——《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
除此，據後來透露出的一些背景資料亦可看出，康生對《蘭亭序》真實性的否定決絕而又不遺餘力。比如康生於1965年4月10日致宮維楨（時為江蘇省委秘書長）的信，要他與南京文管會的同志，“看看”即將發表的郭文（即前述《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無後來補充的“書後”與“再書後”部分內容），再提供若干資料，並寫出諸志發掘經過與相關文章，準備在報刊上一道發表；康生於1965年8月17日致郭沫若信，告訴郭沫若，說毛澤東主席在接見部隊幹部時向他問起了否定《蘭亭序》之事；康生還主動與郭沫若同時在北京與上海兩地組織反駁高二適的系列文章。郭沫若是一個大學者，寫一篇學術文章，居然讓陳、康二人參與進來，又是提供資料，又是提供觀點，又是安排發表報刊，又是組織回擊對手文章，這哪裡是“獨立”寫作，分明是“集體”寫作，從某種程度上說，郭沫若倒像一個地地道道的“執筆者”。陳、康二人既對郭文如此深度介入，又怎能不構成該文在那樣特殊年代隆重推出的政治原因呢？
毛澤東主席寫給郭沫若關於“蘭亭論辨”的信
總體上看，郭文談《蘭亭序》真偽問題是高屋建瓴的，有氣勢，有思辨性，讀之能讓人油然而生痛快淋漓之感。不過，文中也存在著極明顯的邏輯錯誤，比如《蘭亭序》是在《臨河序》的基礎上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要知道《臨河序》上已有“癸丑”這一當年的干支，那麼，《蘭亭序》照著《臨河序》寫，又怎麼會出現後文所說忘記“癸丑”這一當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並且，還說留下的空白不是兩個字的空白，只是一個字的空白，難道依託者連干支是由兩個字組成的都不知道麼？又怎麼會出現《蘭亭序》漏掉《臨河序》後面“右將軍司馬……罰酒各三鬥”一段四十字？再者，郭文中的許多小結論，先是“推測”，但“推測”“推測”著就忽而變成了“肯定”，實為偷樑換柱之舉，其中說智永為《蘭亭序》依託者最為明顯，一開始只是推測智永“是能夠寫出《蘭亭序》來的，而且他也會做文章”，接著便“敢（樂）於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託”。沒有任何證據，一下就由“推測”跳進了“肯定”，這哪裡看到絲毫的實事求是之心？後來，在眾多質疑聲中，郭本人也意識到了沒有證據的“肯定”等於強詞奪理。於是，到1972年撰寫《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一文時，便悄悄地改口，轉而“推測”《蘭亭序》是由唐太宗君臣所依託——“《蘭亭序帖》是唐太宗李世民所推崇的，或甚至是他所命人假託的”。
說罷郭沫若，再說高二適。
近年來，在回顧1965年的“蘭亭論辨”時，一些人（主要是高二適的後人、門生與在寧論者）為抬高高二適，紛紛將高二適質疑郭沫若否定《蘭亭序》之舉說成“不畏強權（或威權、權勢、權貴等）”，其實，與事實並不相符合。
誠然，在1965年下半年，經過多次思想改造、運動洗禮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不免心存餘悸，看到郭文否定經典《蘭亭序》，雖不認同，但也不敢“大鳴大放”，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形諸文字。這種歷史情況，我們自應正視。然而，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情況，就是仍有極少數正直的知識分子，因長期浸淫中國傳統文化，對《蘭亭序》情有獨鍾，看到郭文否定《蘭亭序》是那麼無理、那麼大張旗鼓，便憤然拿起筆來撰文進行反駁。高二適自是這“極少數正直的知識分子”之一，但高二適之外，還有居其先撰文投交《光明日報》的段熙仲，還有雖然已經撰文但尚未向外投稿的高藻亨，還有隨高二適文章發表之後又發表出反駁郭文文章的唐風、嚴北溟與商承祚，還有寫出但未能及時發表、直到1971年借出版個人專著《柳文指要》之機推出反駁郭文文章的章士釗，還有通過香港報刊發表反駁郭文文章的姚述、金堯如與黃君實3人，還有當時寫出但無處發表直到後來才得以問世或一直未能問世的反駁郭文文章的許伯建、閻文儒、王益知3人。這些顯然表明，1965年下半年，看到郭文之後，並非只有高二適一個人敢於同郭沫若商榷，實際上還有上述眾人也在紛紛同郭沫若商榷。不過，上述段熙仲等人沒高二適幸運（如前文所說，高文經章士釗之手，轉交毛澤東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與批示）而已。令人感嘆的是，幫助高二適發表文章的章士釗，自己的文章寫出後反而未能及時通過當時的報刊發表出來。
高二適致章士釗關於“蘭亭論辨”的信
正因為高二適一文是經毛澤東主席批示後發表的，所以，無論怎麼說，高二適在當時都不存在“不畏強權（或威權、權勢、權貴等）”問題。在高二適那裡，他只是覺得不能接受郭文觀點而撰文進行反駁。文既寫出，當然渴求儘快公開發表，這應是所有寫文章者的心理。
高二適的這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發表後，郭沫若隨即撰寫了兩篇回應文章，一篇題為《〈駁議〉的商討》，相繼發表於1965年8月21日的《光明日報》和1965年第9期《文物》。根據2000年以後陸續披露的1965年高二適致章士釗有關信函可知，讀罷郭的《〈駁議〉的商討》和徐森玉的附和之文《〈蘭亭序〉真偽的我見》，高二適也立即寫出再反駁文章兩篇（一駁郭，二駁徐），並交章士釗，請章轉呈毛澤東主席。但此時的章士釗因聽到一些不好的“風聲”，自己的文章都不敢拿出來了，又怎敢再將高文轉呈毛澤東主席？這樣，高的兩篇再反駁文章（題目不詳），以及高自稱已寫出的一萬餘言長文《〈蘭亭〉政（正）可成為鐵案》，皆石沉大海了。
1976年，談論《蘭亭序》真偽的文章再次陸續發表，且數量遠遠超過第一次高潮，到1999年止，便達30餘篇，從而形成蘭亭論辨第二次高潮。這些篇目包括撰寫於1973年、發表於1976年以後的《〈蘭亭〉綜考》（周汝昌）等，但不包括談其他問題兼及《蘭亭序》或真或偽者。
在第一次高潮與第二次高潮之間，還刊出過好幾篇談論《蘭亭序》真偽的文章，聲勢不大。
前文曾提到，章士釗大約於1965年8月寫了一篇文章，可能聽到風聲擔心捲入政治旋渦，而未敢立即拿出來發表，但時隔五六年後，該文還是被作者收入《柳文指要》，在1971年對外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不長，僅兩千餘言，題為《柳子厚之於〈蘭亭〉》，由柳子厚談及蘭亭及《蘭亭序》的兩段文字展開論述，認為“或主張《蘭亭》果有其書，定與二爨面目相同，似難謂為知言”。
《柳子厚之於〈蘭亭〉》一文，自始至終未提及“郭沫若”三個字，但開頭所引李文田觀點及“或據此，認為李文田所提疑案，至少得到一半解答”數語，其針對郭沫若否定《蘭亭序》之舉是十分明顯的。故而，看到章士釗此文發表後，郭沫若立即寫出《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予以反駁。
讀罷郭沫若上述之文，高二適又隨即寫了一篇反駁文章，題為《論次〈蘭亭序〉的種種問題答有是子問》，語言形式仍為文白夾雜。該文是高二適遵師之命以其師章士釗的口氣代章而寫的，因此時的章士釗已92歲高齡且僑居香港。但文章寫出後，卻無處發表。直到1981年，《書法研究》想發幾篇與郭沫若唱反調的文章，試圖對《蘭亭序》真偽問題討論的方向作些調整，於是聯繫高二適子女拿到高二適的遺稿，由《書法研究》代作技術處理，改題《〈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以“高二適”名義發表於該刊1982年第1期。
第二次高潮不同於第一次高潮，最顯眼的地方就是自發化，它相對於第一次高潮中的絕大部分文章（當然是郭沫若及其附和者的文章）都是組織、策劃出來而言。第二次高潮中的幾乎所有文章都是自發投稿並由不同報刊予以隨機發表的。稍帶“組織”色彩的，可能只是《書法研究》於1981年（或稍前）所進行的約稿之舉，以及1999年的蘇州“《蘭亭序》國際學術研討會”，但它們對否定《蘭亭序》的文章也照樣採用，而並非像1965年下半年的《文物》與《光明日報》，對高二適《〈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一文（如本文開頭所說，高文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與批示）以外的其他反駁郭沫若文章，一概不予刊登。大家撰稿是有感而發，那聲音、那觀點均代表著撰稿者的真實想法，而這才是學術論爭的一個常態。
參加第二次蘭亭論辨的一批學者只是覺得《蘭亭序》史有所載、流傳有緒，雖說一定出於王羲之之手還缺乏直接證據，但種種跡象表明，王羲之寫出《蘭亭序》具有極大之可能。若據現代司法理念，當由疑者舉證，而懷疑以至直接否定《蘭亭序》的論者，也同樣拿不出有力的直接證據，他們僅僅在“推測”而已。於是，參加第二次蘭亭論辨的學者們，一方面根據地下新出土的實物資料，一方面尋找過去尚未注意到的文獻資料，運用多學科知識，來探討《蘭亭序》的真實性，堅信從文到帖王羲之都是《蘭亭序》的著作權人。
蘭亭論辨第二次高潮湧現出的文章，篇目為第一次高潮的數倍，但高質量者並不多。值得一提的，大致有四篇，其中前兩篇是回應郭沫若對《蘭亭序》質疑最有力度的，即徐復觀《〈蘭亭〉爭論的檢討》與周汝昌《〈蘭亭〉綜考》。
徐文最初刊於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版徐著《中國藝術精神》一書。該文洋洋灑灑近兩萬言，除第一節歸納郭沫若和高二適“兩方爭論要點”外，從六個方面對郭沫若一方的蘭亭論辯觀點進行剖析與反駁。其次，徐文還在第一節末尾與第七節末尾（也是全文末尾）處，對郭沫若在蘭亭論辯中體現出的治學態度與治學方法提出了批評——“郭氏在大陸居於學術的領導地位，他年來的態度，主觀而顢頇（mān hān）；所用的方法，粗疏而武斷，對大陸全盤學術的研究工作，會發生很壞的影響”“常感到以郭氏今日的地位，應當自我抑制，儘量少動筆，以便敞開他人求真之路”。應該說，這一批評還是比較中肯的，且有利於把蘭亭論辨引向深入。
周汝昌的《〈蘭亭〉綜考》，據其“前記”自述，寫於1973年，但一直無處發表，直到1980年底應《江淮論壇》約稿，始將此稿交付，並由該刊於次年第1期和第3期發表。作者對《蘭亭序》真偽論爭一直很關注，早在1965年下半年內就著手寫一篇反駁“依託”說的文章，但只寫了一部分，因聽從親友勸說而“停下來重新另寫”。遺憾的是，“初次的開筆稿和後來的重起爐灶稿”，均被“棄置敝篋”。為什麼要寫《〈蘭亭〉綜考》呢？作者說：“因為我覺得這絕不是為一個‘書法家’爭論‘一本帖’的問題，那樣看就太小了。問題之不小，至少應從兩層來看：一、《蘭亭》一序，關係到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學藝術史上的很多重要事情，這些事情有的是帶有根本性或關鍵性的；二、對於本來沒有問題的事物，不怕提出疑問，不怕擺出新見解，但要看所提所擺的畢竟有多大的科學性。想措詞儘量委婉些，可是總無法迴避一個存於心中的想法：這是一個學風的問題。”
《〈蘭亭〉綜考》亦近兩萬言，分上、下兩篇，上篇題為“《蘭亭序》的‘文本’問題”，主要探討帖本《蘭亭序》文本比劉孝標《世說》注《臨河序》文字多出與少出的部分，究竟是怎麼回事。下篇著重探討“《蘭亭序》的內容問題”，也就是探討《蘭亭序》所寫內容與王羲之的思想、性格、感情等是否相應問題，以回應李文田、郭沫若等人對《蘭亭序》的質疑。
前說四篇中的後兩篇，發表刊物級別最高，篇幅也較長。
長文之一就是發表於1980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周紹良撰《〈蘭亭序〉真偽考》。該文後來收入周紹良著、齊魯書社1984年版《紹良叢稿》時，作者改題《從老莊思想論〈蘭亭序〉之真偽》，顯然是想突出文中談老、莊思想部分的內容。但筆者認為，這種突出意義並不大。因為文中談老、莊思想，認為老、莊思想各不相同，王羲之思想中沒有莊子思想地位，並不能讓郭沫若信服，郭沫若於《〈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已通過有關史料證明王羲之確實受到過莊子思想影響。也就是說，與郭沫若一樣，《〈蘭亭序〉真偽考》的作者周紹良也對王羲之思想作了片面化的強調。如果“整體”地看，王羲之思想既有接受莊子影響部分，也有反對莊子思想部分；王羲之對莊子思想的接受也好、排斥也好，都是部分的。郭與周兩人只強調對自己立論有利的一面，而有意無意忽略另一面，又怎能令讀者信服？其實，正因為王羲之思想中有受莊子影響部分，也有不受莊子影響部分，所以，他在《蘭亭序》中說出反莊子的話——“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便非常自然。再者，片面強調老、莊之不同，而忽視老、莊之相同，同樣亦難以令讀者信服。畢竟，大家都知道，莊子是老子思想的繼承者與發展者，莊子思想和老子思想共同構成道家思想體系，二者的“同”是主要的，“不同”則是次要的。這便不難看出，至少在研究方法上，周紹良未能突破郭沫若的侷限，從而使得《〈蘭亭序〉真偽考》對郭沫若“偽託”說的反駁力度實在不夠理想，哪怕它立足的是思想史高度、發表的媒體是國內最高級別的學術刊物。
另一篇長文，發表於1981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題為《論〈蘭亭序〉的真實性兼及書法發展方向問題》，作者周傳儒。該文洋洋灑灑亦近兩萬言，內分十節來闡述自己的觀點。統觀周傳儒這篇長文，我們覺得作者的理論視野較為開闊，文中觀點也基本正確，但對中國書法史與中國文學史的認識卻比較膚淺。文中駁論，多被對方牽著鼻子走，缺乏邏輯力量，而難以令對方信服。
與第一次高潮相比，第二次蘭亭論辨高潮還有個極明顯的表現，這就是立場的轉變。第一次高潮中，絕大部分論者都是出於“附和”郭沫若才撰文參加蘭亭論辨的，立場當然要站在否定《蘭亭序》陣營一邊，他們人數多，加以文章大部分雙重發表（或先刊於《文物》雜誌，後轉載於《光明日報》；或先刊於《光明日報》，後刊於《文物》雜誌），聲勢極大；相反，那時的肯定《蘭亭序》文章卻少得可憐。但到了第二次高潮，論者們不再受外在因素干擾，暢所欲言，立場絕大部分都站在維護《蘭亭序》真實性一邊，只有極少數論者如李長路、張昕若、王玉池、吳鴻清與祁小春等人，對《蘭亭序》依然持懷疑態度。第二次高潮中的單篇文章，只有極少數者具備較高學術水準，大部分都不太盡如人意，好在它們能以“合力”形式讓《蘭亭序》的真實性更加深入人心。這顯然又一次表明：真正的經典是不怕爭論的，也是打不倒的！
蘭亭論辨興起於1960年代，延宕至1990年代，參與人員眾多，對立陣營分明，兩度高潮掀起，蔚然而成當代書論史（也是當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對此，人們（包括筆者在內）已給予多視角剖析，詳略各異，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參看，那樣，關於蘭亭論辨的認識，或許會更全面、更深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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