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作家，文學履歷中很少有能繞過《萌芽》與“新概念”的。
11月15日，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獲得者、《萌芽》雜誌編輯、作家徐敏霞做客華東師範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第八期“名家作家談”，以“青年寫作：縫隙的價值”為題，講述了《萌芽》的演變歷程、“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由來以及“發現日常”的文學思維。本次分享由評論家、華東師大中文系副教授項靜主持。
11月15日，首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獲得者、《萌芽》雜誌編輯、作家徐敏霞做客華東師範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第八期“名家作家談”。 葉楊莉 攝
《萌芽》首次轉型，在縫隙中求生存
《萌芽》創刊於1956年7月。當時，在巴金的提議下，這份純文學雜誌成為許多初涉文壇的新人的平臺。“它和《收穫》《上海文學》這樣的嚴肅文學雜誌沒有什麼區別，可能僅僅是作者群體在資歷上稍顯稚嫩，但沒有人會認為它在內容上專門面向青年人。”
徐敏霞說：“直至1995年，《萌芽》上還能看到葉兆言、陸文夫、格非、張煒、池莉、閻連科、扎西達娃、阿來、虹影、邱華棟的名字。那個時期的作者與社會變革的連接特別緊密，對大時代中小人物的命運非常敏感。也由於當時各種文學思潮的滲透，所以無論散文還是小說創作的語言都比較詩化，也有很多充滿隱喻和語言實驗的先鋒派作品。”
但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轉變。一方面，全民閱讀文學期刊的盛況消失了；另一方面，人們的創作熱情也沒有那麼高漲了。《萌芽》銷量持續下跌，生存也難以為繼。1996年，剛剛接手《萌芽》的新任主編趙長天與當時的編輯們討論必須改版，使《萌芽》的讀者定位從一般的文學愛好者，變為高中生和大學生。
“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還保有閱讀的熱情，還希望通過文學指引自己的人生。”徐敏霞稱，讀者定位的改變，勢必也影響到了雜誌作者隊伍的變化，“對前面提到的很多當時在文壇已有不小影響力的作家，編輯們只好忍痛割愛。”
與此同時，《萌芽》設立了“萌芽新人獎”，以年度徵文的方式，吸引大中學生作者。《萌芽》也去掉原先的理論版塊，增加了許多與校園生命緊密相連的內容。“那個時期雜誌的文學擔當是‘小說家族’，張悅然、顏歌、蔣峰、王若虛、張怡微、哥舒意都在這個欄目發表過自己的作品。應該說，從1996年以後，《萌芽》這一基本定位至今都沒有改變過——它是一本深耕青年寫作的文學普及性雜誌。”
在徐敏霞看來，“文學普及性雜誌”是一種縫隙中求生存的狀態——在兩種路徑中間的狀態，“既然已經調整了讀者定位，那在內容和表現上就不能有太強的閱讀障礙，要能夠‘到達’讀者，要讓讀者能‘接住’。但與此同時，《萌芽》畢竟帶有深深的文學烙印，它還是要堅持自己的基本審美，擯棄低俗的、濫情的、模式化的寫作。要維持這種剛剛好的狀態，並不是很容易。”
《萌芽》二次轉型：“陪伴”青年時代徘徊的關口
《萌芽》第一次改版後不久，有位作家發了一篇散文，說自己教不了家裡孩子的作文。這個話題引發了社會熱議，也引起了《萌芽》編輯部的注意。
“我們的應試作文為什麼與文學的鴻溝那麼大？編輯們就萌生了要辦一個與應試作文及各類作文比賽截然不同的作文大賽的想法，於是請來了文學界和教育界的很多學者一起開會討論。意外的是，當時高校中文系有許多老師也有同樣的困擾。通過高考，大家招不到真心熱愛創作的年輕人。大學中文系不產作家，幾乎已經被大家默認了。”
在這樣的契機下，1998年，《萌芽》聯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著名高校舉辦了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
為什麼要叫“作文大賽”，徐敏霞認為這個命名帶有深深的時代烙印。“它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大家望文生義的作文比賽。或許是因為相對於成熟的文學創作，它要求的字數比較少，但5000字也大大多於普通中學生作文競賽的字數了。又或許是不想讓‘文學’這樣一個比較重的頭銜把參賽者嚇住，採取了一個比較折中的命名。”
要是誕生在今天，“新概念作文大賽”或許會被命名為一個文學獎，因為它最強調的是創作的文學性。徐敏霞說，這種文學性，有形式上的，比如語言的革新、技巧的引入、敘事節奏的把控等；也有內容上的，比如鼓勵青年作者能看到一些平時不留意的東西，可以是具體的事物，也可以是人的處境。
在每年大量的來稿中，其實也有那種應試高分作文：寫一件事，然後推出一個正確的道理。“這樣的寫作，它和作者的情感連結在什麼地方？和讀者的情感連結又在什麼地方？所以雖然看似稿件鋪天蓋地，最終能獲獎的也就那麼一些。能對人和事進行深度思考，還能把這些思考用文學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人，總是少數。我們比賽的功能就是把這些作品給找出來。”
徐敏霞表示，由於“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影響力，很長一段時間讀者會把《萌芽》和“新概念”等同起來。“實際上和比賽相比，《萌芽》是一個更系統和完整的青年寫作平臺。獲獎能證明寫作潛力，可是要寫出真正完整的作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雜誌就有相應的短篇小說、散文等欄目，甚至長篇連載的欄目，各有各的要求，這是為青年人 ‘後新概念時代’寫作實踐設置的。”
2016年，《萌芽》再次進行了改版。一是裝幀的變化，包括封面、紙張、厚度，把原來80頁的雜誌擴充到112頁；另一方面更明晰了雜誌內容的梯度，分為知名作家訪談+新作，成熟作者的創作和專欄，新銳作品，以及精選的當年度新概念作文。
“老作者和新作者，成熟作者和初寫者，可以同時亮相。這樣安排，是因為15歲的青年和25歲的青年、35歲的青年面對的問題、受到的壓力、體驗的情感不一樣。現在大家獲取信息的渠道增多，校園也不再是過去封閉的校園，我們希望能夠照顧到這些新的社會動向。”徐敏霞稱，重新改版時，《萌芽》提出了一個“陪伴”的概念，就是希望在青年時代各個徘徊的關口能和大家一起共情。
與習以為常的生活拉開一點點距離
其實，“縫隙”一詞，既是對《萌芽》而言，也是對那些寫作者而言。
“有一些在校作文很優秀的同學，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卻失利了，他們歸結為年輕人生活經驗的匱乏，每天家和學校兩點一線，接觸到的就是這點人，這點事，怎麼可能寫出獨特的東西？作為編輯，我覺得這不失為一個藉口，但不是一個充分的藉口。這是一個普通人的藉口，不是一個有敏銳觸角的寫作者應該有的藉口。”
徐敏霞說，並非所有的文學寫作都要去創造一個別人見所未見的新世界，我們更應該考慮的是對平時熟視無睹、理所當然的事，產生一點懷疑和思考。“自我懷疑是一種挑戰，是艱難痛苦的事，尤其要在那麼多年應試作文看到A就聯想到B的慣性思維下，大家都太會理直氣壯地說正確的道理了。”
她舉例，去年有位四川的初中生寫了一篇參賽作品，文筆和結構上都不是完美的，但所呈現的對日常生活細節的反思卻很耐人尋味。
“因為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家都會習慣性地對動物表現出保護的姿態。但剛剛救助受傷麻雀的女孩可能和百無聊賴碾死蛾子的是同一個人。於是作者就想，其實在大家心中動物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在無意識中把它們分為值得去保護和不值得去保護的，保護動物僅僅是一種正確的姿態和口號。她把這種居高臨下的選擇，稱為君王感。”徐敏霞提及，這位初中生以平靜的語氣來說自己對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的質疑，沒有排山倒海的靈魂拷問，但讀來大家不由自主地就會聯想到對人類社會的隱喻。
還有一位高中參賽者也寫了一件日常小事：高中時學校組織了一次親子遠足，“我”以為媽媽不會參加，因為“我”習慣了自己解決自己的事。但媽媽竟然同意參加了。但當同學、家長也聚在一起的時候，媽媽顯得很無措。“我”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忽然發現平時對“我”比較強勢的母親是個社恐。
“照青春期叛逆的心理，我們可能會有點幸災樂禍，發現了大人的笨拙再踩上一腳，或者存心無視它，來宣告自己的精神獨立。但在這個作品裡沒有這樣。‘我’積極嘗試給母親解圍，母親雖然非常笨拙和不自信，但為母則剛，她也積極嘗試融入到別的家長中，最後母女倆都如釋重負地完成了這次遠足。”徐敏霞評價，在5000字的限制下，作者的完成度已經很高了，“類似於一個瞬間的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沒有社會經驗、不能經歷大開大合的人的身上，但大家不容易想到去寫。”
徐敏霞說，其實我們只需要養成偶爾跟習以為常的生活拉開一點點距離，觀察它，重新審視它，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素材自己就跳出來了。又因為這樣的題材非常符合人之常情，所以很容易被讀者“接住”。
“人總是被各種現實中的各種煩心事包圍，不是學業就是工作，不是工作就是青春期的困擾本身，但如果能在繁忙中留一條縫，跳出一些距離，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這種文學思維的鍛鍊會帶來的新樂趣，它是曲折的，不太方便直接的，所以它才顯得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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