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期，一個叫惠徵的滿族道員病故於鎮江。
惠徵的兩個女兒帶著靈柩從鎮江出發，乘船一路北上，來到江蘇清河縣地界。這個清河縣有別於河北的清河縣，叫南清河縣，是在江蘇境內，是運河上一個繁華的商埠，它本名叫清江浦，又稱淮陰。
沒成想，運靈柩的船因為缺錢支付船家運費，在清河縣內趴窩了，惠徵的大女兒叫玉蘭（就是日後的慈禧太后）想起了父親的故交吳棠就在清河縣當知縣，於是她叫管家到知縣衙門，找吳棠借300兩銀子。一會功夫，吳棠派人送了300兩銀子奠儀，之後還親自上船祭拜，玉蘭兩姐妹很感動，記住了恩人的“雪中送炭”。
沒過多久，姐姐玉蘭被選入宮，當了咸豐皇帝的妃子，被冊封為“蘭貴人”。再後來，她又成了獨攬大權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掌權後，對吳棠的舊恩湧泉相報，將他從正四品的徐海道員，連升三級，升遷為從二品的江寧布政使。吳棠從此平步青雲，官至江蘇巡撫、閩浙總督、四川總督、成都將軍等職，成為一品大員。
上面這個故事很有意思，充滿了“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等傳統文化精神，正能量滿滿，流傳甚廣。
可惜，這是一個虛假的故事。
查《清史稿》等資料，惠徵病故於鎮江的時間為1853年。然而，早在他去世一年前的1852年初，惠徵的大女兒就被選為咸豐皇帝的妃子，被冊封為“蘭貴人”，居住在深宮大院。1853年，當惠徵病故於鎮江時，“蘭貴人”怎麼可能出現在鎮江，護送父親的靈柩北上呢？
有人或許會說：“雖然惠徵的大女兒已經被選為咸豐皇帝的妃子，但父親死後，子女守孝也是人之常情。”
是的，清朝很注重“以孝治國”，父母死後，兒子哪怕在朝廷做官，也必須辭掉官職，回家為父親守孝三年。期間，吃、住、睡在父母墳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頭、不更衣，不能參加任何娛樂活動。這叫“丁憂”。不過，這只是對兒子的要求。如果女兒已經出嫁，就要為公婆家裡的人守孝，不必回家為孃家人守孝。
惠徵的大女兒已經出嫁，就算守孝，也是為咸豐皇帝家守孝，斷無回家為自己父親守孝的道理。
另外，清朝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王朝。皇帝是一國之主，具有最高的權威。“蘭貴人”雖然只是咸豐皇帝的一名妃子，在後宮中等級和地位並不高，但畢竟也已經躋身“主子”之列。而主子是不可能為臣子守孝的。因此，按照皇室禮儀制度，“蘭貴人”也絕不會出宮為父親惠徵守孝。
既然“蘭貴人”不可能出宮為惠徵守孝，她又怎麼可能護送父親靈柩，並因此而遇上清河縣令吳棠呢？
事實上，吳棠之所以在官場上走得比較順暢，與他的個人能力和操守有很大的關係。
吳棠
吳棠出身窮苦家庭，自幼就勤奮讀書，以舉人大挑一等被授予淮安府桃源縣令一職，從此步入官場。吳棠做官很踏實，經常身穿便服，到民間訪貧問苦。吳棠清廉自持，從不吃拿卡要，在齷齪的晚清官場簡直就是一股“清流”。
更重要的是，吳棠是一個難得的“能吏”，能幹實事。
在桃源縣令任上，吳棠親力親為，整治匪患和水患，將境內治理得妥妥當當。在邳州知州任上，由於境內發生洪災，導致盜匪頻繁。吳棠提出“首惡必懲，協從解散”策略，迅速平息了匪患。同時，吳棠興修水利，賑災濟民，讓境內恢復到安居樂業的狀態，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交口稱讚。
那時候，太平天國運動風起雲湧，會打仗，是所有官員必備的生存技巧。吳棠是典型的讀書人，卻自帶“打仗”屬性。
1860年，捻軍名將李大喜、張宗禹率部2萬多人攻入清河縣。清軍守將死的是，逃的逃，只有吳棠臨危不懼，招集了一批鄉勇，經過一番激戰，終於擊退捻軍。
同時，吳棠情商也很高，與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保持著較好的關係。
1868年8月9日，直隸總督曾國藩曾經致函誇讚吳棠：
“閣下昔在江淮，於屬員曲加體恤，恩厚如山，至今傳為美談。”
1869年，湖廣總督李鴻章奉命前去四川，調查四川總督吳棠涉嫌貪汙受賄的案子。李鴻章調查結束後，奏報朝廷：
“吳棠忠厚廉謹，未有論其婪髒者。”李鴻章還在一封致兩宮太后、同治皇帝的密奏中狠誇吳棠：“查吳棠與臣同鄉，又在江蘇同官五年之久，深知其性情樸厚，品行端愨，忠主愛民，出於至誠。”
有了這些封疆大吏的提攜和照顧，吳棠自然容易青雲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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