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想必大家都有所瞭解，蘇軾真可謂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在詩、詞、文、書、畫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就連美食領域也是行家，東坡肉更是流傳至今。

蘇軾寫的詩題材廣泛，清新豪健，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他寫的詞豪放曠達，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並稱“蘇辛”；他寫的散文又縱橫恣肆，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蘇軾善書，又為“宋四家”之一；工於畫，尤其擅長墨竹、怪石、枯木等。

可就是這樣的才能之士，竟然因為上書直諫，毫不隱藏自己的情感表露，先是被改革派攻擊陷害，保守派上臺後又遭到保守派的參劾打壓，可謂是“左右不逢源”，既不容於新派，又不能見諒於舊黨。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津城沐雨和大家一起一探究竟。

蘇軾得罪變法派。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之後又先後為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蘇軾在地方任職時革除弊政、因法便民，都有不錯的政績。然而，好景不長，蘇軾在湖州任上發生了宋朝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被調為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新派一聽，這不就是不和自己為伍的意思嘛！），“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說他“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又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同時，知道蘇軾為人的在朝官員也隨即展開營救蘇軾的活動。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變法派的領袖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

一封例行公事的《湖州謝表》，只因為發表了一些即情感嘆之語，就遭到變法派人士的“窮追猛打”，險些喪命，可見當時所謂的變法，也是黨爭的重要手段之一，對反對之聲竭力打擊，不留餘地。津城沐雨認為，變法派“非黑即白”打擊非自己一派的做法，也是當時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蘇軾又得罪保守派。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保守派大臣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因之前蘇軾遭到變法派的打擊，保守派上臺後，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

在朝半月，升為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再升為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蘇軾真是“其貶也速焉，其升也勃焉"。蘇軾能夠不斷爬升，一方面是自己的確有真才實學，另一方面是因為蘇軾曾經被變法派打擊，也就被保守派引為“同僚”。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並全部廢除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內心耿直的他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真是“兩面不討好”。

蘇軾生於經濟文化繁榮昌盛的北宋王朝，家裡也是書香門第，二十出頭就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震動考官，得到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賞識。但也因為他豪放不羈、耿直的性格，對變法的弊端勇於上書，對保守派全盤否定變法成果的行為進行批判，遭到了變法派和保守派的相繼排擠打壓，不容於朝堂之上。

蘇軾在政治上失意，在文學創作方面卻獨領風騷。也許正是政治上的失意，才讓他全身心投入到文學方面的創作，在另一方面“得意”。歷史上很多名人的大作都是在不得已之時產生，蘇軾的很多名作也是如此，如著名的《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就是蘇軾在被貶黃州時所作。

結語。

不是所有的失意都是一種壞事，也許人生的轉機就是失意之時，正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知歷史，明興替，懂得失，本文由頭條號作者津城沐雨原創首發，歡迎大家隨手關注，您的支持是我不斷創作的動力。

閱讀更多 津城沐雨 的文章

關鍵字: 王安石 宋朝 耿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