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人為為鏡，可明得失；以史為鏡，可知興衰。
961年的一天晚上，剛剛黃袍加身的北宋皇帝宋太祖正在和王審琦、高懷德、石守信等親信大將歡宴，酒興正濃之時，宋太祖嘆息說:"如果不靠你們推戴，我當不上皇帝，當上皇帝后，又不能安眠。"
諸將忙問緣故，宋太祖說:"事情很明顯，我這個位子，誰不想坐?如果你們部下諸將擁戴你們，你們會拒絕嗎？"諸將這時才發覺氣氛已經變得殺氣騰騰，危機四伏，不由魂飛魄散，為避殺身之禍，忙向太祖問應該怎麼辦。
太祖說:"你們不如辭去軍職，多置良田美宅，快活一世，這樣我們君臣無猜，不是很好嗎？"諸將點頭認同他的說法。次日，諸將辭去軍權，太祖厚加賞賜，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
這一事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自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皇帝形同虛設。五代十國的統治者都是格局一方的大小軍閥，對他們來說，"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耳?寧有種乎?"確實不謬。
只要擁有強大武力，軍閥們就可以在所轄區域內稱孤道寡，黃袍加身，如宋太祖就是因為掌握了強大武力而取代後周的，對此，他自然有著更加深刻的體會。因此上臺後，他就對軍事機構進行了一系列變動，"杯酒釋兵權"僅僅只是一個開端。
宋朝以樞密院為最高軍事行政機構，設樞密使、知院事使為長官，以同知院事、樞密副使、籤書院事、同籤書院事為副長官，佐助天子執掌兵權。下設有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閱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雜房等機構。
樞密院主要執掌"軍國機務、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令，以佐邦治。"凡是侍衛諸班人值，內外禁兵招募、軍官的升遷賞罰，都由它掌管。但是沒有指揮權，並且出任樞密院長官的都是文臣，如向敏中、范仲淹曾任同知樞密使，王欽若、夏竦曾任樞密使。
這些人都是進士出身，不擅長軍事，不會威脅皇權。當然也有以武將出任樞密院長官，如韓世忠、張俊曾任樞密使，岳飛也曾任樞密副使，不過都是在解除兵權之後才擔任的。用文臣為樞密院長官，是宋王朝一貫堅持的重文輕武、以文制武政策的體現。
同時禁軍不再設置最高統帥，罷去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等高級軍職，同時把禁軍二司(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三衙門，三者鼎足而立。三衙的將領則用一些資歷尚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而且時常調換，他們負責訓練軍隊，禁軍外出作戰，由皇帝另派統帥。
同樣軍隊的調遣和移防等事物須聽命於樞密院。更加絕的是實行"更戌法"，禁軍的駐紮地點，每幾年調動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調動，這樣就造成"兵無常將，將無常帥"。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從而將不得專其兵。
軍隊佈防是按照"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的，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附近，其餘分成全國各要地，邊境只駐守少量禁軍，以免內輕外重，難以駕馭。
宋太宗說得明白:"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段話說明了其佈防的用心所在，就是把農民造反視為心腹之患，禁軍任務就是鎮壓農民造反。
宋太祖對國家養兵有一套理論，他認為"荒年百姓造反，軍隊不會反；豐年軍隊叛變，而百姓卻不會造反。"因此一遇荒年，他就大量擴兵，強壯的作禁兵，不合格的作廂兵，這樣，起義的力量就變為鎮壓起義的力量，這裡含有狡猾的政治詐術。
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兵員的日趨膨脹。如宋太宗末年，全國有軍隊37萬餘人，到宋英宗時達116萬餘人，九十年間，增加了兩倍多。
禁軍外出作戰，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制訂作戰計劃。遙控軍隊作戰。為鉗制將帥的行動，常利用宦官充任監軍，或直接以文臣領兵，如向敏中曾指揮西北戰事，范仲淹和韓琦也曾擔任西北邊防重任。
這些文人，本不擅長軍事，由他們統兵，無異於驅士卒入虎口，後果可想而知。如夏竦指揮西北邊防戰事時，就為西夏人所輕視。王欽若出鎮大名(今屬河北)時，看到遼軍從城下經過，嚇得屁滾尿流，只好燒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這樣的將帥怎麼能夠指望他們打勝仗。
北宋對軍事機構的改革，對解決藩鎮割據，武人擁兵稱雄起了重大的作用，但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如實行兵將分離政策，帶來了將帥互不熟悉、指揮不靈，以致軍隊戰鬥力削弱的弊端。
雖然北宋政府豢養了百萬大軍，卻抵擋不住遼和西夏的進攻，屢屢喪師失地，不得不在1004年，與遼簽訂澶淵之盟，後由與西夏達成和議，每年像遼和西夏支付大批白銀和絲茶，以換得邊境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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