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到宇宙边缘abc

这个问题有错误，《史记》对夏朝和商朝的记载非常简单，并不详细。

对于夏朝历史，司马迁只写了一篇《夏本纪》。其中记载最多的人物是大禹，大约写了3000字，肯定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而关于夏朝的其他内容则写了不到1000字，只是补全了帝王世系而已。

而夏朝国君们的详细事迹并没有记载，唯一有点记载的是国王孔甲吃龙肉的故事，还听起来有点玄幻。

关于商朝的内容虽然要比夏朝丰富很多，除《殷本纪》外，还有《伯夷列传》，在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也涉及到了一些，不过远远比不上之后时期的历史。

为何司马迁之对夏朝和商朝历史记述如此简略呢？

因为当时可供他参考的文献资料非常少。

夏商两代距离司马迁写书时已经有2000年左右，年代太过于久远，所以许多资料没有留传下来。别说司马迁了，就是春秋时期的孔子都感叹夏商两代的资料太少，无法印证他对于那时礼仪制度的猜想。

而孔子修书的时候对许多文献进行了删减修改，许多资料失传。再加上春秋战国和秦汉的战乱，许多文献又毁于战火，司马迁能看到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

不过司马迁写史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极尽所能的搜寻史料

司马迁搜寻史料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各地寻访。司马迁在20岁的时候就外出寻访，纵观山川形势、历史古迹、询问老者、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各种传说和书籍，足迹几乎踏遍全国各地，搜寻到许多珍贵的史料。

第二种是查阅官方资料。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家族，他的父亲司马谈在西汉做了近30年的太史令，司马迁从小耳濡目染，后来子承父业，继任为太史令，为他查阅官方资料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另外司马迁写史的笔法较为公正客观，特别是他遭受宫刑之后，更是对强权充满了批判精神，这是史家难能可贵的品质。

所以《史记》中关于夏商两代的历史还是较为可信的，后来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也证实了《史记》中的许多相关内容。

石头说历史

第一，别责怪司马迁对夏朝商朝的记载不够详细。《史记》作于公元前100年前后，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已经过去了2000年；距开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业已过去了1500年。而且，又是在那个文明尚不很发达的时代，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老司马已相当不容易了。

第二，也千万别对《史记》抱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那只能反证自己浅薄。几乎所有严肃的古代史学家和当今学者，都对《史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括《夏本纪》和《殷本纪》。

篇幅有限，商朝历史也更清晰，咱们着重聊《史记》的《殷本纪》，看看司马迁都依据了哪些史料。

《殷本纪》对商代史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极高的价值。

201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的重要成果，由宋镇豪先生主编的11卷本《商代史》正式出版。这部700多万字的断代史，填补了中国上古史的空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开创性工作。

这部书的第二卷，是韩江苏、江林昌所著的《〈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两位作者，开篇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引录如下——

这是顶级专业学者的精准评价了。

关于司马迁的家学和师承。

司马迁的始祖，是五帝之一颛顼氏属下的大臣重黎氏，掌管天文地理。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代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之一支任司马之职，赐姓司马氏。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而因袭相传。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汉武帝麾下太史令。司马谈的老师，是汉武帝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当时著名的《易》学家杨何，以及道家学派的黄生。司马谈由此形成了自己对先秦学术的系统认识，著有《论六家要指》。

司马迁后来的成就，与司马谈的史学家教密不可分。

司马迁十岁左右通习古文。所谓“古文”，既是指识读古文字，也是指诵读以古文字书写的先秦典籍。 向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说主张大一统思想，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有重大影响。

这样的家学与师承，从小使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学素养与知识，为他日后编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关于《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司马迁从小饱读先秦典籍，熔铸先秦古书文献，确保了《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继父之职，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博览皇家图籍。经过西汉前期的努力，到司马迁时，皇家图书资料已很丰富。孝惠四年，朝廷下令去除挟书之律，壁藏者纷纷显身。文帝之时，更开献书之路、立博士之官。及景帝、武帝之时，已是百家腾跃；河间献王、鲁恭王好书求士之风，更是闻名于天下。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都聚集到了司马迁那里。他说：“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于是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这种独特的条件，使司马迁进一步广读天下群书，对先秦传世古籍得以最全面把握。 正是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能采集先秦传世典籍，并将其融汇贯通，条理分类，从而将五帝以来2500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 司马迁自己说到了他写《史记》所依据的主要典籍——

1，“六经”典籍。

《太史公自序》说：史记“凡百三十篇，五十ニ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总体上讲，《史记》所依据的是《六经》和其他典籍。

《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说，按照孔子的折中办法处理典籍之间的异同。

《五帝本纪赞》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是说明了《五帝本纪》的文献依据。

《夏本纪赞》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他认为，《夏小正》是可参考文献。

《殷本纪赞》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是说商族祖先为契，这是可信的。

《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认为，不少古籍的五帝和三代的一些年谱不太可信，所以他的《史记》中没有列入。

2，诸子百家书籍。

《管晏列传赞》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孙子吴起列赞》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者。”

《司马穰苴列赞》说：“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商君列传赞》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赵人…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这是说到了他所依据的诸子百家书籍，并说世间常见之书他便不再介绍、引用。

3，历史、地理等书。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谋》。”

《大宛列传赞》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六国年表序》说：“太史公读《秦记》。” 《儒林列传序》说：“余读《功令》。”

这是他依据的一部分历史地理典籍。

有关司马迁著《史记》，博采先秦典籍的事实，《汉书》、《后汉书》均有大致相同的说明——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

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实录”、“求信”。司马迁作《史记》，自称是 “实述”、“整齐”。《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实录”精神，博采先秦“六经”“诸子”典籍。 《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近十种。

具体来说—— 司马迁作《史记》时，取材主要是来自六艺经传。《五帝本纪》几乎完全采用了《尚书》之《尧典》、《舜典》，《大戴礼记》之《五帝德》、 《帝系姓》。《夏本纪》完全采用了《尚书》之《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诸篇，及《大戴礼记》之《夏小正》。《殷本纪》、《宋世家》全载 《尚书》之《汤誓》、《洪范》、《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及《诗经》之《商颂》。《周本纪》、《鲁世家》则全面采用《诗经》之《大雅》、《小雅》、《周颂》、《鲁颂》，以及《尚书》之《牧誓》、《金縢》全篇 ；《无逸》、《吕刑》、《费誓》、《多士》、《顾命》之部分内容或大意。

关于《殷本纪》叙事的真实性。

司马迁为了编纂《史记》，不仅利用太史令职务之便利饱读天下典籍，还游历天下，进行实地考察，以调查所得的活资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从而增强了《史记》所叙史事的真实性。

他曾“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并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天下；还奉使出游西南。

《史记》中有许多关于实地考察的具体记载——

《五帝本纪》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周本纪》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ト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 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孟尝君列传赞》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世家赞》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孔子世家费》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

《淮阴侯列传赞》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与传世文献、口耳传闻资料相“协调”“整齐”，最后著成《史记》。 所以，韩江苏和江林昌说—— “因此，《史记》一书的历史真实可靠性实非一般坐拥书城而成的史书所能比拟”。 关于《夏本纪》，北大考古院副院长孙庆伟教授亦有极高评价。限于篇幅，不多赘述。可参看他写的《鼏宅禹迹》一书。

当然，不能说《史记》没有不足——其一是秦始皇“焚书”，使无数典籍灰飞烟灭，老司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非“雅言”的一些史料宁可舍弃也不选用，造成了于史实的偏差，比如对于商王世系关于王亥的记载。但这毕竟是白玉微瑕了。

一老沈一

题干又是错的，《史记》何曾对夏朝、商朝有详细的描述了？

在《史记》中，关于这两个朝代的描述实则十分简略，这一点简单看看目录就可以了然——

• 关于夏朝的篇目：
  

本纪：《夏本纪》

世家：无

列传：无

• 关于商朝的篇目：
  

本纪：《殷本纪》

世家：各诸侯世家中，部分涉及商末周初的历史

列传：《伯夷叔齐列传》

从目录来看，关于夏朝的记载基本上是缺省状态，关于商朝丰富一些，但是也算不上丰富详细。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下内容——

以《夏本纪》为例，其大部分篇幅都只与大禹一个人相关，这部分有三千多字，内容主要是记载大禹治水，勘定九州的事迹。

而夏启之后整个夏朝的记载，一共才八百多字。关于很多夏代君王的记载，都只是记录世系，就是这种画风——

关于这些王的具体生平事迹？抱歉没有。

也就是说，从比例上说，大禹：之后所有夏代君王=4：1，这个比例明显是不协调的，为什么不协调呢？无非是可以搜寻到的文献太少了。《殷本纪》因为商朝遗留的历史信息略丰富一些，所以从比例上讲显得协调很多，但依旧十分粗疏。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生活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就感叹文献的不足，无法证明他对于夏、商两朝礼仪的认知。司马迁生活于西汉，经过战国的烽烟与秦始皇的那一把火，能留存的上古史料必定是更少了。

夜小紫

我是文开石，我有靠谱的答案。

司马迁能获得的史料，超不过一千年。

司马迁能看到的内容，成书时间也最早的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资料，离他最多五六百年。

再早的，他也只是能抄多少算多少。最多有多个著作，互相印证一下而已。

《史记》对夏商周的记录，基本没超出战国时期研究的范畴。

司马迁之前，得到夏商周春秋战国史料最多的人应该是孔子，就连他也只能说:

你说司马迁能得到多少更权威更靠前的资料？

• 流传到春秋战国时的夏商周资料，大多数被孔子毁掉了。
  

• 春秋战国各国的史料，秦始皇又烧了一部分。
  

就算司马迁，也只能是你抄我我抄他，剩下的，推断、判断、编纂。

可以说司马迁是推断判断编纂的相对靠谱的，那是因为他的严谨和客观，但是他也能为无米之炊。

司马迁已经做到了极限，也就这样了。

司马迁精确梳理、辨识出了商王的世系（包括商先王），除了漏记了商王“祖己”、弄错了几位商王的即位顺序，其它记载竟然与甲骨文中辨认出来的商王世系一模一样、毫无偏差。

这是相当厉害了，要知道对他来说都是1500多年前的事情了。

可以说，这是可能的极限。就是现在，又出土了那么多青铜带铭文和甲骨文，和司马迁能做的，也没有跨越式的发展。

文开石

《史记》中有《夏本纪》和《殷商本纪》。

《夏本纪》中，对大禹治水的记录，用了较多笔墨。大禹治水的内容，司马迁录自《尚书》。

《尚书》是孔子修订的儒家教科书。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尚书》被毁。汉文帝时，年过九旬的秦朝博士伏生，依靠记忆，背诵出《尚书》28篇，其中有尧舜禹汤、武王伐纣、周公兴建洛阳城、周公平定叛乱等历史故事。【《尚书》中，还有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的法治思想】

《夏本纪》中，对于大禹治水以后的内容，记录的非常简略，大致内容是：

大禹死后，启即位，启贤德。三言两语……

启死后，太康即位，太康长有痔疮，三言两语……

太康之后，中康即位，中康爱玩王者荣耀，三言两语……

中康死后，少康即位，少康比他爹贤能……三言两语

最后是商汤伐夏桀。

《殷商本纪》的记载，与《夏本纪》类似，非常简略。

因为夏商时代，史官的职责不是用笔记录历史。而是通过口耳相传历史。

到了周王朝，对历史的记录才十分详尽。周厉王被放逐后，进入共和元年。历史的记录不但详尽。还有确切的年月日。

杨朱学派

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史记》。《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公认的中国史书的典范。据研究，《史记》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前后，此时距离公元前20世纪建立的夏朝已经过去了接近2000年，距离公元前16世纪建立的商朝也已经约1500年了。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能够将夏朝《夏本纪》和商朝《殷本纪》记载下来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司马迁获得获得史料我猜猜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

汉初时对夏商的解读能力有可能是超过现在的

中国文字，经过数千年的变迁，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在秦朝初年还是存在各式各样的文字记载型式的，也许存在某种文字对于殷商文字具有较好的解读能力，也未可知。现代人表示难以理解的早期文字，由于文字转换尚比较有限，更能进行有效的还原，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大篆相比于今天的简体字或繁体字要更接近象形文字的原始味道，后经省略变化为小篆，应用于秦朝和西汉前期。由于小篆是由大篆转换而来，且转换的年代尚不久远，当时的人应该具有更好的早期汉文字解读能力，便于收集历史资料。

从夏商时期就开始有负责记录历史的官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重视历史的民族，据传在夏代末期就开始设置太史令这一官职，主要负责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并且还有着管理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的职责。如若在夏代末期就开始口传记录历史，夏朝的史官完全有可能记载之前夏朝的相关事宜，在殷商建立后，文字更为成熟，记录了部分夏朝的历史；而到了文字更为成熟的殷商时期，历史记录就更为清楚和明了。这与《夏本纪》只是补全了帝王世系，而殷商的记载就更为准确相一致，且目前已有的考古证据也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准确性。

家学渊源深厚，接触第一手史学资料

据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就已经是汉朝的太史令，任此官职约30年，在此期间司马迁在父亲的身边能够接触到大量珍贵的典籍，这无疑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所不能做到的。后来司马迁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就更方便其进行文献收集和整理。

游历天下，广泛收集和积累素材

与一般人认为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应该坐在书房读书不同，在司马迁的父亲在太史令位时，就开始派遣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区收集各种历史资料和传说，遍访历史古迹，将官方典籍与现实古迹、心口相传的典故相印证，再加以推敲有利于得到可靠的结果。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尽管自汉代以来文史资料汗牛充栋，如今科技发达，仍不能完全还原距今2000年的汉朝历史；而司马迁确靠着相对今天粗糙的材料写就了夏商的历史，且考古挖掘已经证实殷商的部分基本正确，待到夏朝历史遗迹文字能够发现解读的时代，应该会有更多惊喜等着我们。

被打扮的历史

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还是官方的史学家，我想他根据他的能力、地位和毅力，他是有能力找到这两个朝代的史料的，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第一：古代书籍和档案。他自己在《史记》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和说明，如《三代世表》中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穰苴列传》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不光是这几个例子，我相信，在其他传记里面，同样也有这些痕迹，这说明，司马迁肯定是参考了不少古书的。

同时司马迁家里世代为史官，这个职位就是同各种史料打交道的，我相信他已经对各种史料相当熟悉了。

第二：当时的见闻。我们都知道《史记》描写的就是从三皇五帝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可以说司马迁正处在当时的时代，特别是对于秦末汉初那段时代的历史，对于司马迁来说就是近现代史，很多人正处于那个时代或者说离得那个时代很近。所以说通过当代人的口耳相传就能得到很多历史资料，比较在《项羽本纪》中他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赵世家》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这就表明，有些史料是听当代人说的。

第三：游历。我们都知道司马迁为了写《史记》，曾经读万卷书，走万里路，遍访名山大川，寻求史料，在《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至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伯夷列传》中说“余登箕山”，这些都生动的说明了他是亲自到过这些地方的，并且亲自考察过，才写出来的。我相信他为了写夏商的历史，肯定也实地做过很多考证的。

可以说《史记》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司马迁为了这本书呕心沥血，此外我们还要结合司马迁当时的个人情况，他是受了宫刑的，能在这种极其耻辱的情况下，写出这部旷世奇作来，由此可见一斑。

听月谈史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

每朝每代都设有史官之职，曰太史令，其中又分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记录不同的活动。如外交、内政、宫庭、祭祀等。自唐朝以逮当政干涉史官故已失去了真实性，历史学家均用“隔代修史”及参考野史来对官方史进行修正，使其更具有真实性。野史即民间文人写的有关历史，大都以传记形式，如清代野史“清史烈传“以写权贵个人而反映当时的史况。相较而言不受官方压抑，更具有真实性。本人学术浅有误之处，望谅！

老朱称俊462

“《史记》对夏朝和商朝都有详细的描述”这个命题有问题！通读过《史记》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史记》对夏朝和商朝的“记”与“叙”都相当简略，没有详细的描述。对比，我们也没有苛责司马迁的意思，毕竟，那段历史的史实能流传到司马迁的手里，少之又少。对比，我想提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仅供读者参考。

一，我们首先要用科学的思维去认识历史。所谓科学的思维，其最重要的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现在说不清的，先放着，等以后有了新发现再说。历史留给我们的残砖片瓦，先放那放着，不要人为地“修修补补”。更不要用想象去替代史实。

二，汉字到底有几千年的历史？现在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上限5000年。而我认为，实际上应该不到4000年。汉字应该是商朝出现的，离商后期的甲骨文不会很远。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要靠考古发现。目前的考古发现不支持汉字有那么长的历史。汉字又是记录历史的。没有确切记录的历史，只能是口耳相传的历史；这样传来传去的历史，其可信度就不必赘言了。

三，从考古的角度看，也不支持有夏朝的说法。就是说，有与没有，要证实，不要拍脑袋，不要拿这个传说、那个寓言作论据。

四，纵观中国的历史，有技术，无科学。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等，那是技术，不是科学。科学是一种方法论，是逻辑思维，是科学推理，是可以实证，是可以反复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照应了第一个问题，对历史问题要持科学态度。中国人有个毛病，一说到自己的历史，那是越长越好，越古老越过瘾，谁要提点不同意见，谁要力争拿出点科学论据，那是群起而攻之，甚至用道德、三观来无情打压。究其原因，就是我们骨子里就缺少科学的思维。

五，对《史记》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功是功，过是过”，不能葫芦搅茄子。历史上有不少名人极力赞颂过《史记》。我在读《史记》的时候就常常感到不快，比如，司马迁也喜欢说一些“一语成谶”的迷信的宿命论的东西；比如，夹杂了很多个人感情的问题；比如，从三皇五帝开始，上千年的历史，就十几个帝王，明睁眼露的不合理，也不做客观解释，起码是不严谨。最可恨的是，司马迁原本也就那么一说，我们后代有些人，脑子动都不动，闭着眼睛胡乱传播，有意思吗？

六，历史，总的来讲是为政治服务的，要么偏颇，要么杜撰。《史记》问题也牵扯一个人——孔子。现在是什么粉都往孔子脸上搽。关于孔子，限于篇幅，我只想简单说一嘴。孔子曾在鲁国为官，干了不长时间就被罢免了。鲁国的国君就是混蛋呗？然后，孔子又周游列国，19年，跑了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干嘛呢？讨个官做。结果，没有一个国家用他！春秋时期，诸侯国兼并多么厉害！个个国君都在刀尖上行走，一不小心，国破家亡！所有这些国君都不欣赏孔子，那么，这些国君全都是二百五呗？到了70岁，绝望了，孔子回到故乡，73就去世了。这三年，孔子，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又修《诗经》，又修《春秋》，又为《易经》写出“十翼”……看来孔子是被活活累死的。从古至今，这些不顾死活地歌颂孔子的人，就不怕别人骂你是狗脑子吗？

张科7850

1、借鉴他父亲司马谈写的史料。司马谈有志写远古至当时的史书，可惜未能如愿。

2、游历天下，四处走访搜集史实。

3、翻阅汉朝宫中的藏书。

4、借阅其他官员私藏书籍、民间百姓私藏的书籍。

關鍵字: 文化 史记 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