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之后，新冠病毒肺炎再次肆虐神州。与１７年前相比，除了中国综合国力不可同日而语外，网络化、信息化的飞跃发展，使公民个体获取信息的渠道空前丰富，发言权空前提升。疫情暴发以来，通过各种网络信息媒体，我们可以遍览社会百态，虽然纷繁复杂美丑不一，但主旋律激昂正能量激荡，公民心得到集中拷问和培塑，相信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如果说寻找本次疫情的危中之机，这肯定是一个重要方面。
公民心是一种集体观、大局观。所谓公民社会，核心是“公”与“私”的关系规范。而公民心，则是公民个体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强调的是公民的集体观和大局观。我国《宪法》第５１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这是我国根本大法对如何把握“公”“私”关系最基本的诠释，而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公民群体，其倡导的核心价值早已超越了“不得损害”，上升为牺牲小我的服务和奉献。本次危机中，服务和奉献一如既往汇聚起众志成城的洪流，但自私自我者也颇惹人耳目。如，有的人偷吃降温药逃避海关检测出境，还得意地在社交媒体中炫耀，令人气愤的不仅是其对公民义务的自私自我，还在于其对道德赤字的无知无觉，恐怕其也未意识到此举在关键时刻给国家形象和利益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害！又如，截止２月初，山东已发现６０起、北京发现４１起聚集性疫情，平均每起传播确诊病例近３例，这突显了在非常时期，相当数量民众的侥幸心理和自我意识还远未让位于规范意识和抗疫大局。再如，一些地方和社区对武汉等外地人强横无理的围堵拒绝，昭示了公民心的培塑与“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的社会集体价值还有很大差距！
公民心的培塑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相生相长。危机中，公民个体之外，另一个倍受关注的焦点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应该看到，从大乱到大治，正是公民心与政府治理能力相生相长的过程。一方面，公民心之于政府治理是监督和融入。危机之初因“造谣”被警方查处的“武汉八君子”，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可贵预警，也验证了地方治理能力的赤字；而危机中，毅然投入一线抗击的医护大军和捐赠洪流，自觉配合居家隔离甚至封城的广大群众，通过网络媒体创造性配合政府防疫宣传的网络写手，展现的正是国家治理与公民心水乳交融的生动场景。另一方面，政府治理之于公民心是支持和引导。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为公民投身为公提供更为丰富的平台和宽松的环境，武汉市领导谈及疫情决策时的“内疚愧疚自责”，以及捐赠物资流向一线医院时的梗阻和瓶颈，无不昭示着我们距离公民社会的巨大差距；值得欣喜的是，在最初的混乱后，政府迅速动员权威媒体和权威专家，充分运用更为多元的信息载体及时连续发布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对谣言作出反应和廓清，在纷乱中给民众以正确指引，凝聚起了国人共识和战胜疫情的强大正能量。
“多出力、少添乱”是展现和培塑公民心的应有之义。“多出力、少添乱”，是此次危机中由群众创造的十分普及、简洁、有力的口号。“多出力”，就是要各尽所能，大到冲锋一线，小到在网上分享一则居家隔离的生活秘决；“少添乱”，就是要自觉配合国家防疫方针，不聚餐、少串门，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博人眼球的信息不轻信、慎转发，避免在不自觉中成为网络谣言的推手。当前，疫情远未见底，疫情之外的风险也云诡难测，唯一确定的是，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协调行动，“多出力、少添乱”，我们就一定会很快渡过险滩，迎来柳暗花明。胜利时，我们会欣喜地发现，中国百姓的公民心，也已结成含苞待放的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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