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加繆，苦難使人睜開眼睛，找尋真理的永恆之光
《鼠疫》不算是太長的長篇，但我卻看了好久，原本打算在南方旅行的時候看完，但只看了一個開頭，就實在看不下去。所以這次回家特意把書帶著，希望自己能利用這短暫的心平氣和的時光，把小說看完。《鼠疫》到底講了什麼，一篇講城市受到鼠疫災害的故事，為什麼能讓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和薩特並肩的存在主義大師？
小說本身沒有跌但起伏的劇情，它的成功在於它的象徵性。鼠疫象徵了什麼，我覺得有三個層次：一是象徵當時的法西斯，這是最符合時代背景，也是被加繆肯定的一種象徵，加繆自己就曾說：“鼠疫最顯而易見的內容就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鬥爭。”。他用鼠疫來暗指法西斯在歐洲肆虐，而鼓勵人民奮起反抗，這也是加繆的小說的一個特點：人道主義和歷史情懷。
加繆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作家，而不是一個剝離了現實，馳騁於自己精神世界的哲學家，他有自己的良心和道義，並且體現在了他的作品中，從《局外人》到《鼠疫》，都是如此。二是象徵人類的人性之惡，或者由人類社會制度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罪惡。正如加繆借小說中的人物塔魯之口說出來的：“人人身上都潛伏著鼠疫”，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意志力，剋制自己的行為，“儘量不要往別人的臉上呼氣”，把災禍傳染給別人。
光是前面兩個層次的象徵就已經足夠讓加繆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了，但加繆的魅力還在於他的散文和小說就像是靈與肉的結合，他寫的散文《西西弗神話》和《鼠疫》正好成為了這樣一種組合，把那些晦澀的哲學命題，藉由小說和小說中的人物進行鮮活的闡發。而這第三層的象徵，就是這個世界的荒誕性。而小說所象徵的正是這種“人的呼聲同世界無理性沉默之間的衝突”。面對人為什麼會存在，人存在的目的是什麼，這些哲學的終極命題，加繆給出了三種解釋。
加繆藉由《鼠疫》中的那位神甫來象徵宗教的侷限性。神甫在鼠疫期間的兩次佈道，第一次是希望人們接受上帝的安排，聽從上帝的旨意，鼠疫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我們有罪，所以上帝要懲罰，我們只有接受，第二次則是說基督徒應該從災難中學到教益，人應當樂意痛苦，因為痛苦是上帝的願望。很顯然，這兩次佈道都徒勞無功，最後神甫也終於放下聖經，投入到抵抗鼠疫的防疫隊中去。加繆藉由神甫這個人物，展現了宗教的某種侷限性和非理性，宗教在災難面前失去了他原有的活力，而變得蒼白。
小說中還有其他人物，我認為每個人物都代表了現實生活中的一類人，或者說一種人生態度，比如朗貝爾，他其實象徵著我們被拋於世的人生狀態：他一個外城人來這裡做考察，原本只是呆幾天，沒想到因為鼠疫而被困於此，他起初想逃脫，但卻最終選擇留下，和裡厄塔魯並肩戰鬥。面對這個世界的種種問題，我們每一個人多大程度上需要負擔責任，還是隻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加繆通過這個人物給了我們深思：既然我們被拋棄流放在這個世界，那註定我們不再是獨立的個體，我們的命運休慼與共，緊密相連。
再比如柯塔爾，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由於在和平時期犯過罪而要被起訴，險些自殺，但因為恰巧碰上鼠疫災禍而不用在為自己過去的罪責受懲罰，鼠疫成為了他的避風港，他樂於見到鼠疫橫行，但最終還是因為鼠疫平息而精神崩潰，選擇報復社會。在鼠疫面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有人選擇抗爭，就有人選擇利用鼠疫大發橫財，加繆在這裡隱射納粹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幫兇，他們利用鼠疫來中飽私囊，雙手沾滿鮮血。他們對鼠疫本身的災禍不聞不問，只關注這背後的利益。
面對鼠疫，我們不應該去掩蓋，去逃避，而應該奮不顧身的去抗爭，即使結果未料，但我們沒有選擇。“荒誕是在人類的需求和客觀世界非理性的沉默這兩者的對抗中產生的”，而面對這荒誕的世界，這異己的世界，肉體的放棄，精神的放棄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反抗，正如加繆在《反抗者》中所闡釋的，我反抗故我存在。我們被流放在這個世界，我們無法獲得解救，而且我們每個人都被判了死刑，面對這個冷漠的，非理性的世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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