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繆的《鼠疫》中我們可以學到哪些面對疫病的經驗

《鼠疫》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發表於1947年的一部長篇小說,作者虛構了一場在北非阿爾及利亞一座叫奧蘭的城市中發生的鼠疫。一些評論者認為,這本書中的“鼠疫”實際上隱喻了法西斯軍隊的入侵。但實際上,這本書對於疫情的描寫非常真實,從中可以學到許多面對疫病的經驗。筆者簡單從書中摘出十個片段,分享給大家。

从加缪的《鼠疫》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面对疫病的经验

三個不同譯本的《鼠疫》

1

這裡的市民所犯的過錯,並不比別處的人更多些,只不過是他們忘了應該虛心一些罷了,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著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他們依然幹自己的行當,做出門的準備和發表議論。他們怎麼會想到那使前途毀滅、往來斷絕和議論停止的鼠疫呢?他們滿以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禍從天降,那就誰也不得自由了。

——摘自《鼠疫》第五小節

《鼠疫》一書的開頭交代了鼠疫的緣起,最初是成批的老鼠死亡,隨後發現了第一例人類病患——看門人米歇爾,看門人很快就死亡了,隨後陸續出現了十幾例病患,大都不治身亡。主人公里厄醫生與另一位醫生討論過後,認為此次災禍很有可能是鼠疫。

然而在鼠疫的災禍最初發生時,市民們大都仍抱有一些幻想,認為這不是真的,疫情大概很快就可以結束,所以並未採取必要的措施。加繆因此以上面這段話做出評論。

在疫情的起始階段,民眾就應該報以最大的重視,不然等到蔓延開來,就很難控制了。而我們往往在開始時不屑一顧,等到兵臨城下才開始急病亂投醫。在那些疫情還不嚴重的地區,難道不應該開始報以最大的重視嗎?

2

必須要做的,就是該認清的事情要認請,然後驅除無用的疑慮,採取適當的措施。

……

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過是繫於毫髮之上,一個難以察覺的動作就能斷送掉它們。不能糾纏在這些上面。要緊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摘自《鼠疫》第五小節

裡厄先生在最開始意識到疫情可能是鼠疫時,也只是輕微的不安,但當他回憶起此前的鼠疫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時,卻難免感到恐懼了,他想起君士坦丁堡的鼠疫一天死去一萬人,想到了無數可怕的場景。但是他很快清醒下來,告誡自己:“該認清的事情要認清,驅除無用的疑慮”;“要緊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確實,大多數情況下恐慌的原因是未知,因而,認清事情的嚴重性很重要。掩耳盜鈴的片面樂觀和杞人憂天的極度悲觀都無益於疫情的控制。對於醫護人員來說,最重要的是把本位的工作做好,而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在保持對事情的關注的同時,重要的是做好自我防護,同時對疫情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

3

“那當然,”省長說,“不過我需要你們正式確認這是一場鼠疫。”

“即使我們不確認這是鼠疫的話,它照樣會奪去半數居民的生命。”裡厄說。

——摘自《鼠疫》第七節

裡厄醫生很快會同裡夏爾醫生和卡斯特爾醫生一同前往省府拜訪省長,省長始終糾結於疫情究竟是不是鼠疫。裡厄等醫生則如上強調,重要的是採取嚴厲的預防措施,而不是糾結於字眼。

隨後,隨著疫情不斷惡化,很快醫院樓房就住滿了,一所幼兒園被改為輔助病房,但人們還在正常生活,“街上依舊人群熙攘,電影院門口排著長隊”。省長很快宣佈了封城。

裡厄等醫生面對疾病表現出誠懇的態度,他們從疾病事實上的嚴重程度來提出建議,而沒有糾結於確切的診斷。

4

裡厄並不立即回答。過了一會,他說他認為自己是能體會這一點的。他衷心希望朗貝爾同他的愛人重逢,希望一切相愛的人們再度相會,但是礙於法令,礙於鼠疫,他的任務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摘自《鼠疫》第十節

朗貝爾是一位外地的記者,在封城之後,他一直想要逃出城去,因為他的愛人在城外,他希望見到愛人。他希望裡厄醫生能夠開出證明,證明他沒有患病,但是裡厄醫生拒絕了,因為封城是為了保護公共利益,儘管他理解朗貝爾渴望與愛人相聚的心情,但這件事上他要承擔自己的職責,不能徇情。

朗貝爾指責他活在抽象觀念之中,為了公共利益的話語犧牲個人幸福,而在裡厄醫生的眼中,他只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5

參加祈禱周的大多數人的想法,就像一個忠實信徒對裡厄醫生所說的那樣:“不管怎樣,反正這沒有壞處。”塔魯也在筆記中寫著:中國人在類似情況下將敲鑼打鼓趕瘟神。但他指出:事實上敲鑼打鼓究竟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是根本無法知道的。接下來他只是加上了這麼兩句話:為了解決問題,首先應該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這點不弄清楚,談論其他任何想法都是徒勞無益的。

——摘自《鼠疫》第十一節

疫病逐漸惡化之後,城中的居民依賴各種各樣的辦法尋求拯救,一些人忽然靈魂受到感召而皈依宗教,醫院的薄荷糖被搶購一空,因為人們認為這樣可以預防傳染。書中人物塔魯還在筆記中提到中國人在類似情況下敲鑼打鼓驅趕瘟神。但是首先的問題是:“是否存在瘟神。”書中居民搶購薄荷糖的情節,讓人想到2003年民眾買碘鹽的往事。這次疫情發生之後,也有許多類似的謠言,諸如吸菸、喝烈酒可以防治傳染,放鞭炮可以防止傳染等,聽上去就很荒誕。但在恐慌的情緒下,確實會有急病亂投醫的情況發生,這時候民眾就要關注科普消息,提高辨別能力了。

6

帕納盧的佈道,塔魯也寫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評論:“我理解這種給人好感的熱情。在災難開始和結束的時候,人們總要講些漂亮話。在第一種情況下,這種習氣尚未消失。在第二種情況下,這種習氣又已恢復了。只是在災難真正臨頭的時刻人們才習慣於現實。也就是說:習慣於沉默。等著瞧吧。”

——摘自《鼠疫》第十四節

面對疫情,城市內的帕納盧神父進行了一次佈道,他將鼠疫看做上天賜予的永生之光,死亡、恐慌最終會引向“真正的寧靜和一切生命的本源”。這是一種安慰性的話語,但帕納盧並未因此就靜靜等待這種“寧靜”,他最終還是加入了一線的救治中去。

塔魯對於這次佈道的評價,道出了疫情發生時人們最常見的心理狀態。在疫情不那麼嚴重的時候人們總是低估它,真正嚴重起來後,又變得灰心喪氣。

人們應當時刻保持信心,但這應該是建立在高度重視的前提下。

7

我又必須向您說明:這一切不是為了搞英雄主義,而是實事求是。這種想法可能令人發笑,但是同鼠疫作鬥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

——摘自《鼠疫》第十七節

疫情繼續蔓延,朗貝爾仍然在謀求逃出城,這時他又與裡厄醫生髮生了一次談話。裡厄醫生並不認為他追求個人幸福錯了,但他並不認為積極投身於防疫工作就是英雄主義,他稱他只是實事求是,也就是做好本分工作,既不把防疫工作看做多麼崇高的犧牲,也不悲觀地認為用處微小,重要的是行動,做出力所能及貢獻,這就是實事求是。

朗貝爾無意中得知,裡厄醫生的妻子也在城外,他也經受著分離之苦。於是他忽然轉變了思想,決定在離開之前,與裡厄醫生並肩作戰。

過於英雄主義的宣揚,或是過於惡意的揣測,對於防疫工作都沒有實質的幫助,同災難作鬥爭,“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從另一個角度看,裡厄醫生的所作所為當然是英雄主義的無私奉獻,但他自己看來,只是做著本分的工作。

8

朗貝爾說:“是啊,不過要是隻顧一個人自己的幸福,那就會感到羞恥。”

——摘自《鼠疫》第二十節

朗貝爾跟隨裡厄先生參與救治工作,一段時間過後,他很快有了離開的機會,但在最後時刻,他選擇留下,最終在個人幸福和分擔他人的不幸中選擇了後者,因為他感到自己不能心安理得地只顧自己一個人的幸福。他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們為了它而捨棄自己的所愛。然而,不知什麼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樣,也捨棄了我的所愛。”

正是這樣,理想和英雄主義的力量儘管一再被質疑,但人們確實能夠在某些時刻感受到這種感召,或許“不知什麼原因”,但它真實存在著。

9

最後,塔魯擺動著腿,用腳輕輕地敲著平臺。經過一陣沉默之後,裡厄挺了挺身子,問塔魯是否知道有一條通往安寧的道路。

“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摘自《鼠疫》第二十四節

塔魯與裡厄醫生有過一次長談,塔魯談起自己過去旁觀死刑的經歷,認為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禍害和受害者,但他又補充道,應該有第三種人,就是真正的醫生,“站在受害者的一遍,以便對損害加以限制”

只有保持了對於他人的同情心,才能真正的成為一個人。正如裡厄先生所說:“我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都不感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真正的人。”

10

一個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所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

——摘自《鼠疫》第二十八節

鼠疫最終結束了,結束得悄無聲息,並不是因為醫生們找到了救治的解藥,而是病毒彷彿忽然就放過了他們。開始有老鼠出現,人們的病情也減輕,新的病例也減少了。從這個角度講,似乎很難說裡厄醫生們贏得了這場戰役,但是他們確實贏了,贏得了知識和記憶,這是一場災難給人們最大的教訓和經驗。我們不應當輕易放過那些治理中曾經嘗過的苦頭和教訓,而是應該盡力在下一次災難發生時規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轍。

最後,正如作者在文末借裡厄醫生之口說出的:

“不過他明白這篇紀實寫的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勝利。它只不過是一篇證詞,敘述當時人們曾不得不做了些什麼,而且在今後,當恐怖之神帶著它的無情的屠刀再度出現之時,那些既當不了聖人、又不甘心懾服於災難的淫威、把個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當醫生的人,又一定會做些什麼。”

祝願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疫情能夠迅速得到控制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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