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何长工、潘汉年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密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等协议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何长工、潘汉年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密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等协议

20世纪30年代,已经形成燎原之势的中央红军为何几乎陷于绝境? 面对国民党50万大军重重封锁线,中央红军如何层层突破?征途漫漫,路在何方?

从1930年起,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围剿”,中央红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苏区,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亲自坐镇南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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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仍在红军指挥岗位的周恩来、朱德在决策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

当时,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方针完全由临时中央决定。此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年仅24岁,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不懂军事的他把红军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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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德推行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中央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人的碉堡阵地发动进攻,舍弃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失利,屡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动进攻。博古、李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战至4月28日,红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广昌。广昌失守后,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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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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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裕声 军事科学院原世界军事研究部 研究员

当时在物资上、军事上做了一些准备,同时派出了两支部队,第一支是红七军团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出发。另外一支部队就是红六军团,他们撤出湘赣苏区,向湖南的西部发展,目的是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探路。筹划比较早,但是决策犹豫不决,最后出发的时候比较仓促。


1934年9月下旬,在瑞金以西将近一百公里的寻乌,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之间的秘密谈判正在进行。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达成五条协定,包括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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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陈济棠按照与红军达成的协议,将其主力撤至大瘐、南雄、安远等地,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而“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何键部正处于分散“围剿”的状态,国民党中央军远在赣江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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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委纵队长征的毛泽东看到了新的战机,他向中央建议,乘各路国民党军正在调动之际,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杀一个回马枪,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

博古、李德始终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向西,渡过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这一行动意图,早已被蒋介石洞察。当中央红军推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背靠湘江天堑,设置了宛如天罗地网般的第四道封锁线。而中央红军正缓慢而坚定地直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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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蒋介石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湘军和中央军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命令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进行堵截,命令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控制广西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命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率部到湘黔边堵截,力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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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晚,桂系军阀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电告蒋介石,声称红军要南下桂林,要求将北面防守湘江的夏威部主力南撤,所留空白由湘军填补。蒋介石不知是计,同意了桂系的请求。然而,桂军迅速撤离,湘军却来不及补上。于是,在全州与兴安一线国民党军防守的兵力比较空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两天后,红一军团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此时,军委纵队已到达文市一带,距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160里路。如果轻装前进,一两天内即可到达,但是这段路程军委纵队竟然走了整整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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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以刘建绪为司令的追剿军第1路军两个师正由东安向全州、咸水一线疾进;以薛岳为司令的追剿军第2路军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以周浑元为司令的追剿军第3路军进至道县地区;以李云杰为司令的追剿军第4路军由桂阳向宁远方向尾追红军;以李韫珩为司令的追剿军第5路军向水口、永明尾追红军。

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湘江不设防的情报后,立即电斥桂军,严令“剿匪”各部“击匪窜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曾经敞开的生命通道就此关闭,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王道金 时任红三军团第11团 警卫连长——

当时最困难是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就是湘江渡口。头上是国民党的飞机,下面是国民党的大炮,后面是国民党的追击。

从11月27日到30日,红一、红三军团经过三天浴血奋战,以惨重的代价,拱卫了中央红军通向湘江及以西地域的通道。12月1日凌晨,当主要阵地相继失守后。红一军团领导面对巨大的损失和严酷的环境,彻夜未眠,连夜给中革军委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

“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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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3时半,心急如焚的红一军团负责人收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对红一、红三军团发出的战斗命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12月1日白天,敌我双方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灭红军于半渡中。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在当日17时,经过五天五夜激战,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

■来源/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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