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生最初接管檔案庫時，吳成方就告訴他，黨組織現在也很困難，要他自己設法解決經費問題。可陳家一貧如洗，怎麼辦？和當時上海幾百萬失業者一樣，陳來生也帶著家人跑單幫，在江灣鎮黑市買幾百斤生蠶豆，租鍋灶炒熟後，全家人化裝成小販，秘密穿越日軍封鎖線，把豆子運到市內的小攤上出售。
1930年10月以後，中共中央秘書處在文書處理中開始出現了“存文組宣毛”的代號。其中，“組”是中央組織部，“宣”是中央宣傳部，後改為特委，“毛”是共產國際。與之並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庫（中央地下檔案庫），一直湮沒於歷史的風雨中，鮮為人知。從1930年秋開始，中央文庫幾經輾轉，數易其手，在險惡的環境中存在將近20年，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奇蹟般地保存了下來。為了這個堪稱中共早期記憶的“一號機密”，一批英雄前仆後繼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中央文庫的首任主管“張老太爺”
1926年7月中共四屆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頒佈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中央各部委要有確定的組織，“並應增設中央秘書處，以總攬中央各種技術工作”。據此，中央秘書處內設立文書科、會計科和交通科。其中，文書科內又分為文件閱覽、文件保管、文件油印密寫及文件收發工作。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秘書處由武漢遷回上海後，各科工作人員居住的“聯絡點”改稱為“處”。因此，文件保管處又稱為二處，地址位於租界戈登路1141號（這就是“中央文庫”的前身）。保管處受文書科主任直接領導，負責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領導人工作中積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資料，並接收中共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上報的文件。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央與各地各級組織之間的往來頻繁，然而上海的生存環境也一天天惡劣起來，中央各機關分散保存文件存在極大的風險。為適應上海地下鬥爭的生存環境，中央秘書處新規定：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上報的文件，均實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產國際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處集中保存，一份呈請中央領導人批辦。1930年4月《中共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再次強調：由於環境惡劣，各機關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保管處保存”。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之後，精簡機構，中央機關科以下的“處”一律取消。而此時，文件保管處已經集中了大約20餘箱文件、資料，仍須長期安全保存。戈登路1141號當時還比較安全，暫不搬遷。中國共產黨第一座秘密檔案庫就此建立（黨內習慣稱之為“中央文庫”），具體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長張唯一負責。張唯一素以老成持重著稱，在黨內有“老太爺”的雅號。
1931年1月，周恩來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員會負責人，直接指導中央文庫的工作。工作中，他發現文件、資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當即指出“文件材料應分條理細，進行分類整理”。鑑於文庫接收的檔案只是流水賬，隨收隨登記，根本沒有區分來源，周恩來對秘書處負責人說：“你們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談談，請他給寫一個文件處理辦法。”
其時，瞿秋白已經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故而能夠較之“在位之人”更加超脫地思考未來。他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處置辦法》，明確周詳地規定了黨中央應當收集、保管的文件資料的範圍、內容，整理分類編目的原則、方法。譬如，中央文件統一按四大編目入庫保存：第一大類，最高機關決議及指示（或材料），包括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議案、致中央或全黨信，中國共產黨全國大會及中央全會的議案以及記錄；第二大類，中共中央對外宣言、告民眾書等；第三大類，中共中央政治局記錄及常委重要問題（政治及組織問題）記錄；第四大類，中央決議及通告、宣傳大綱（黨員個人致中央的重要信件）。這些檔案“均按時日編”，“切記註明年月日，愈詳愈好”。
在草案的最後，瞿秋白還加了一個“總注”：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兩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他更是在“將來”兩字旁邊打上了著重的圈點。
見到這份只有七大條的規定，周恩來馬上批示，“試辦下，看可否便當”。這份《文件處置辦法》，也就成為了中共第一個檔案工作規章制度。
於是，文庫工作人員從20餘箱文件中揀出重要部分，重新分類存放，其餘資料包括“事務性文件及小信”，均按《文件處置辦法》“只須將內容簡要的記入一本流水賬，可隨時毀去”進行了處置。
中央文庫建立後，使用文件資料最多的是周恩來和瞿秋白。離開中央政治局後，瞿秋白將主要精力用於總結黨在工作上的歷史經驗，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常到中央文庫查閱材料。1931年初，為撰寫悼念林育南、李求實的文章，周恩來也曾去文庫查用文件。
1931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上海灘一時惡浪滔天，中央文庫不得不緊急轉移。張唯一僱用了兩輛黃包車，將文件分若干次運往法租界順昌裡自家小石庫門樓內（具體門牌號數失傳）。
為“特殊機密”獻出生命的陳為人
1931年底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工作後，張唯一這時已奉調為中共上海執行局（後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秘書處負責人，實在難以兼顧文庫工作。經中共中央秘書處批准，調任陳為人管理“一號機密”，由張唯一單線聯繫。
陳為人，1928年當選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28年底和1931年春，他在東北和上海兩次被捕入獄，均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出獄休養一段時間後，陳為人接到了新任務——調他們夫妻去守護地下文庫。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庫後，陳為人將隱蔽在“老太爺”家的文件秘密搬運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棟獨門的三層小樓房：第一層臥室兼客廳，第二層為臥室，第三層改為一個小閣樓，靠裡牆二尺做了一堵木板牆，兩牆當中存放文件。閣樓中間放了大火爐，平時整理過的文件碎片、書籍隨手燒掉；一旦出現問題而又無法挽救時，一根火柴就可以實現夫妻倆“定以生命相護，寧可放火燒樓，與文件俱焚”的誓言。
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關於秘密工作條例》的要求，中央文庫對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現。陳為人是湖南人，因此他開設了一家湘繡店作為掩護，妻子韓慧英則在附近一所小學當教員。
陳為人白天做生意，晚上關上店門，上到三樓密室，關死窗戶，拉嚴窗簾，在昏暗的檯燈下通宵達旦地整理文件。他將密寫在各種小說、報紙上的文件與信函抄錄下來，把原來寫在厚紙上的文件轉抄到薄紙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邊的空白。這樣，文庫的存放能夠儘量減小體積，進而縮小目標，避免敵人的耳目，便於保管和轉移。
經過一段時間，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裝箱，共2萬餘件。打開箱子，最上面是陳為人手書的《開箱必讀》，詳列了查閱須知及全部目錄，按文件形成的時間、地區、作者等分類編號，一目瞭然。
中央文庫珍藏的是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工農紅軍早期最重要、最機密的文件資料。文庫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紀律，獨址居住，獨立活動，不參加黨的會議，不參加示威遊行、撒傳單等公開活動。因此在同外界的聯繫上，由妻子韓慧芝負責，陳為人只是駐守檔案庫。為防不測，黨組織也只派一名領導與文庫負責人單線聯繫。所以即使是黨的高級領導人，也沒有幾個知道“存文組宣毛”中的這個“文”在哪裡。
進入20世紀30年代，黨的活動據點頻頻遭到敵人破壞。在敵特、叛徒四處活動的險惡環境裡，一遇情況有異，檔案庫必須立即轉移。幾年內陳為人夫婦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飛路一白俄老婦人的樓上。老太婆的兒子是個巡捕，成天張牙舞爪地滿街亂抓共產黨，卻不知他家樓上就住著真正的共產黨。
1935年2月，由於叛徒告密，張唯一被捕。兩天後，不明情況的韓慧芝按原計劃前去接頭，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逮捕。妻子沒在規定的時間內回來，陳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營救親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轉移文庫。
黨的秘密條例規定，存放檔案必須是單幢房子。可要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庫房實在不易，何況租賃單幢房子還得有鋪保。一時之間，陳為人既不便找黨內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盡辦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興坊一幢免鋪保的二層樓房，但每月30塊銀元的租金十分昂貴。當時，陳為人已經與黨組織失掉聯繫，斷了經費來源，自己早已衣食無著，飢一頓飽一頓。但他化名張惠高，以木材行老闆的身份，不顧一切地租了下來。
本來一家人生活就很清貧，現在他要孤身保管地下文庫，還要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為了文庫的安危，又不能出去工作，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陳為人只好典當衣物，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後，他把二樓上的傢俱幾乎變賣一空，甚至鐵皮罐頭之類零星雜物都賣光了，可一樓的擺設仍維持著一個老闆的“表面文章”。全家每天以兩餐紅薯或山芋粥充飢。為了不讓房東察覺他家生活艱辛而引起懷疑，他常常蓋上一片乾魚端到樓上吃，快到樓門口時怕孩子們看見，又把魚片藏起來。就這樣，那片乾魚片足足用了一個月之久。
在最困難的日子裡，陳為人急得去找魯迅幫忙，還靠進步知識青年李慕英到外面教書接濟。但是掩護機關始終是個難題，最後不得已，他寫信把在河北正定小學任教的妻妹韓慧如找來幫忙。
韓慧如眼前的姐夫除去身上穿的，一時不用的衣服都已賣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煤球數著用，樓下襬著絕對不能吃的月餅，一歲的嬰兒常常以水代奶。當她明白了姐夫做的是何等“生意”，什麼話都沒有說，挑起了料理家務、照顧孩子的責任，並拿出自己積攢的300塊銀元。
為維持生計，陳為人總是天黑時出門買山芋，堆在亭子間裡。可憐的是那三個孩子，飢餓難熬。看到鍋裡剩下的那點粥哭鬧著要吃。天真的孩子們哪裡知道，那是他們的晚餐。陳為人“狠心”地說：‘“我們是吃點心，點心點心，就是點點心的，不要吃飽的。”孩子不解了：“為什麼我們天天吃點心呢?”陳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臉的樣子，只有“苦中作樂”，轉而高興地提議：“吃完點心，我們是不是要運動一下？來，跳個舞吧。”他自己先跳，逗得孩子笑個不停。
面臨著幾年來最大的困難，除了翻曬文件和箱子，並在文件中夾上菸葉以防蛀防黴，陳為人尋找黨組織的心情更加迫切。他秘密找過一次何香凝，卻被告知她門邊有暗探，叮囑不要再來。沒其他辦法，他只好用黨內用過的聯絡暗語登尋人廣告，還讓韓慧如晚間一次次在馬路兩旁的電線杆上張貼貼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以期引起地下黨的注意。
1935年底，韓慧芝被釋出獄。為了生計，韓家姐妹外出教書謀生，不想這卻給陳為人帶來了轉機。在培明女中附小當教員的韓慧英，通過女中訓育主任羅叔章，與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他們這才知道，受黨的委託，中央特科負責人徐強也在到處查訪陳為人。
1936年秋，陳為人終於與徐強接上關係。對這一次接頭的情景，徐強記憶很深：“我見到為人，臉色蒼白，身體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錢，又不敢找朋友幫忙，肩上的擔子重啊!同我交談明顯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幾次問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講。”
而從接頭的小飯店歸來，陳為人明顯輕鬆了許多，還與孩子們說笑道：“爸爸今天總算吃飽了，把盤子都舔光了。”
陳為人早年在東北獄中就感染上了肺病，接手地下文庫後，長期忍飢挨餓，缺醫少藥，實在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把蘿蔔當水果吃。眼見陳為人的肺病日趨嚴重，再獨自擔當重任，危險很大，為陳為人的身體也為了文庫的安全，徐強決定立即轉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陳為人親自押著兩輛三輪車，把六箱檔案並進四個大皮箱送到法租界順昌裡7號一幢石庫門房子。接受文件箱的周小姐故意當眾大聲說道：“哎呀，張先生，這些破舊貨你替我保管這麼長時間，還勞你親自送來，真過意不去。”她連聲稱謝，將兩塊銀元塞進陳為人的懷裡。
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幾年的重擔，陳為人回到家中就吐著大口鮮血昏倒在地，半年之後病重不起。為了挽救他的生命，黨組織特意對韓慧英說：“只要能保住為人，需要用多少錢，就用多少錢。”可陳為人不忍黨在極端困難時期把少得可憐的經費浪費在自己身上，黨組織只好多次派黨內醫生到家裡為他治病。無奈他沉痾日重，1937年3月12晚，年僅38歲的陳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陳為人為革命烈士。
在白色恐怖的渦流中不停輾轉：徐強、劉釗、繆谷稔
從1937年起，中央文庫由上海地下黨情報系統保管。
首先接替陳為人管理中央文庫的是徐強和他的妻子李雲，他倆將這個機密任務交給了地下黨員周天寶。周天寶的姨夫是招商局官吏，順昌裡整條弄堂20多棟樓房都是他姨夫的私產。他姨媽獨自住在順昌裡7號帶花園天井的樓房裡，檔案箱就存放在她的二樓。周天寶則就近保管。
緊挨著順昌裡，後面是杜月笙、張嘯林的公館，都是上層有產者的家，不遠處還有嵩山路巡捕房。將庫址選在這樣的地形環境，本來是相當安全的。哪知沒過多久，7號院前面租給電影製片廠放膠片的房子不慎失火，連帶也燒燬了7號樓房的一角。
周天寶搶救出文件，搬到自己的住處。可他那裡同時又是地下黨秘密集會的聯絡點，來往人多。檔案庫再次轉移，暫時存在鄔裕昶皮件廠學徒工婁志美處。
1939年，徐強奉調延安，管理文庫的重任由李雲一人承擔，但這不符合中央文庫“家庭化”的管理原則。不久李雲也奉調延安，文庫交八路軍駐滬辦事處接管，由負責情報工作的吳成方領導，委派劉釗臨時管理中央文庫。
1940年秋，由1927年入黨的老地下工作者繆谷稔接任文庫負責人。2萬餘件庫藏，被當作“私人衣物”，運往英租界康腦脫路一幢獨門小樓亭子間暫存。吳成方、繆谷稔與劉釗經常在一起商討文庫的管理工作，不想引起了房東老太的疑慮，藉口鄉下兒媳要來住，要求將東西搬走。繆谷稔立即與妻子一起，把4大箱檔案分散包裝，僱黃包車從市中心運到新閘路金家巷嘉運坊1839號自己的家中。
1942年春交通員小鄭被捕，文庫又被臨時轉移至新閘路944弄過街樓亭子間。稍後小鄭犧牲，所幸文庫沒有暴露。
保管地下文庫責任重，風險大，生活特別清苦，不久，繆谷稔也因嚴重的肺病臥床不起，1944年病逝時還不到40歲。
迎來曙光的最長守護者陳來生
1942年夏，為讓繆谷稔安心養病，吳成方決定派年僅23歲的陳來生接管地下文庫。挑選陳來生，是看重他對黨忠誠，既能吃苦耐勞，又機警靈活，而且精力旺盛。
陳來生接手之時，正是日本侵略者瘋狂鎮壓中國革命的嚴峻時刻，日偽憲兵、特務、巡警在街頭巷尾佈設明崗暗哨，在交通要道拉上鐵絲網實行劃地封鎖。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陳來生髮動全家，用竹籃、麵粉袋等簡陋工具“小魚鑽網眼”，將2萬餘件文件順利運到公共租界新閘路賡慶裡，借了過街樓下面一棚屋的閣樓，將檔案藏在新做的夾壁牆內，用手敲擊也發現不了。
為了掩護看守同時又能貼補家用，陳來生在弄堂口擺了個炒貨攤子，夜間兩個弟弟就睡在閣樓上，寸步不離文庫。
這種日子只過了兩個多月，黨組織就注意到新庫址的弄堂口人來人往，閒雜人員太多。於是，陳來生喘息未定，又要開始新遷移。成都北路972弄3號西廂房清靜安全，他向岳父借錢租下來，開了一家“向榮麵坊”，轉做賣麵粉、切面生意。店裡搭間閣樓，檔案被沿牆整齊地從地板一直碼到頂棚，再順著“牆”外釘一層木板，木板上再糊報紙，又是一堵看不出來的夾壁牆。此後曾一度轉移到新閘路一家大餅店的社披間裡。
陳來生最初接管檔案庫時，吳成方就告訴他，黨組織現在也很困難，要他自己設法解決經費問題。可陳家一貧如洗，怎麼辦？和當時上海幾百萬失業者一樣，陳來生也帶著家人跑單幫，在江灣鎮黑市買幾百斤生蠶豆，租鍋灶炒熟後，全家人化裝成小販，秘密穿越日軍封鎖線，把豆子運到市內的小攤上出售。
在此期間，中央文庫的文件多次被黨中央調用。延安整風期間，黨中央要調閱一批檔案。陳來生回家拆開夾壁牆翻找。閣樓低矮，只能蹲著，又是盛夏，閣樓沒窗，房門又必須緊鎖，人如同悶在蒸籠裡，渾身大汗淋漓。整整找了幾天，才找出所要的幾十件，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送到延安。1943年潘漢年從華中根據地帶信給上海地下黨情報系統負責人，需要調有關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的主要文件到延安。為攜帶的方便和安全，文件被拍成照相底片，裝在乾電池的芯子裡，由特派交通員送往根據地。
在此期間，陳來生、吳成方都曾遭逮捕，經組織疏通營救而獲釋。但是，中央文庫並未因此遭受絲毫的損失。因為根據前階段的鬥爭經驗，中央定下新的規定：中央文庫的文件絕不能存放在保管者的身邊，文件必須放置在另一個絕密的地點，即使保管者發生突然事變，文件也可得到安全保存。
抗戰勝利後，1946年5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赴南京，國共開始新一輪的談判。當時，以中國共產黨談判代表團團員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國民黨方面的飛機往來於西安、重慶、南京之間。談判間隙，周恩來牽掛著陷於上海多年的中央檔案。他派代表團成員、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長的劉少文親去上海籌劃全部庫藏遷至延安的具體事宜。接到指令，陳來生馬上買來兩個航空皮箱，將第一批檔案5000餘份歷史文件送到吳成方家，交由劉少文乘坐國民黨專機，轉道西安，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書處保存，編號“06”，意思是1946年收進的。
但是不久，國共談判破裂，大規模內戰開始，中共中央禁止乘國民黨飛機攜帶文件。轉移文庫的計劃只得暫時停止。
內戰愈演愈烈，上海灘再次陷入白色惡浪之中，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中統特務大肆捕殺共產黨員。陳來生心裡明白，自己保護機要檔案，隨時有生命危險。他提前和家人打過招呼：“一旦我犧牲，解放以後，你們要找解放軍進城部隊最高指揮員，當著他的面打開寶庫，不見不打開。”
1948年，吳成方因身份暴露迅速撤離上海，陳來生改由陳惠瑛領導。
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陳惠瑛就向市委第二書記劉曉彙報了中央文庫的情況。
裝包打捆統計幾個月後，1949年9月初，陳來生親自押著一輛膠輪車，將全部檔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由市委轉交華東局辦公廳。上海市委組織部當即開具證明：“茲收到陳來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負責保管的從我黨誕生時起至抗戰時止的各種文件、資料，計104包，共16箱”，“未受到黴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
9月18日，華東局辦公廳收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批閱簽發的電報：“大批黨的歷史文件，十分寶貴，請你處即指定幾個可靠同志，負責清理登記，裝箱，並派專人護送，全部送來北平中央秘書處，對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員，請你處先予獎勵。”電報中“有功的人員”，是毛澤東親自修改過的（原文是“有功的同志”），意即對保護中央文庫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屬，都應該表彰和獎勵。
10月4日，上海市委公開發表嘉獎信，表彰陳來生安全保管中央文庫的事蹟，同時對其家屬表示感謝。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華東局將再次清點登記、仍分裝16箱的中央文庫全部文件運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書處。1950年3月，中共中央秘書處在給中央辦公廳的《中央秘書處關於接收上海陳來生所保存材料的情況報告》指出：陳來生保存的這批文件“在15000件左右”，其中包括1922～1934年（即從黨成立到黨中央及各部委遷至江西瑞金為止）中共中央文件、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文件、紅軍文件、國際文件和各地黨委文件等，“這些材料大體是按地區和機關單位捆包的，也有些各地材料是混合包裝的”。
至此，中央文庫全部庫藏移交給中共中央，中央文庫遂告結束。
如今，這批涵蓋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最初階段政、軍、工、農、團、婦等所有領域的原始檔案，這批“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國寶”，這段珍貴無比的中共早期記憶原貌，完好無損地收藏於中央檔案館，無言地昭示著那些曾經為之貢獻一切的英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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