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说起徽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扬州城中的纸醉金迷?是苏杭天堂的商业传奇?还是手持书卷,谈吐不凡的儒雅?又或是造福当地,反哺徽州的贤达?亦或者是“前世不修,往外一丢”的人生艰辛?

其实不管哪一种都是徽商的形象。

这群从皖南大山深处走出来寻求生存的人们,在皇权统治者制定的社会游戏规则下赚取每一笔利润,而遵守法纪、尊师重道、贾而好儒、童叟无欺,也成为他们身上最多的标签。

徽商的经营模式,是以走商和行商的手段在国家法度许可的最大范围内,完成了对内陆商业活动的补充以及自身资本的积累。

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徽商带来了市井的繁华

但是有这么一个徽州人,他打破了明朝对商业活动的法制约束,背离了统治者制定的社会法则,游走在国法和私欲之间,成为徽商中的“变异者”,也沦为大明驱使并利用,或在无法利用之后力主剿灭的“海盗”。

他叫汪直,南直隶徽州歙县雄村拓林人,出生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主要活动在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至公元1566年)。

这样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拥有不同的身份。

在明朝官方的眼中,他既是违背国法私自入海的海商、巨盗,也是勾引倭寇侵扰大明海岸的军事首脑。

然而在日本人的眼中,他是来自天朝上国的使者,是徽王,是控制海上贸易的霸主。

(汪)直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歙县志》

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汪直传》

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汪直像

汪直能走出这一步,和大明朝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分不开的。

明朝中后期,随着货币改革(银本位)的完成以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江浙一带,出现了“厂主出资,工人出力”的新型雇佣关系(主要集中在丝织品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

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又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是,明朝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即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然而大明的经济主体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就严重阻碍了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壮大。

没有了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些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怎么办?不可能放在家中的仓库里烂掉,对于江浙一带的手工场的老板们来说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所以就有人把眼光瞄上了海外市场。

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大明生产的国际硬通货,丝绸(含各种丝制品)、茶叶、瓷器、漆器等,海外需求量是巨大的,发展海外贸易就成了倾销商品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商品变现的重要手段。

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资本主义萌芽

如以日本为例,明朝生产的手工品是绝对的畅销货。

大抵日本所须(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必须脂粉,漆扇朱工必须金银箔,悉武林(杭州)造也;他如饶(州)之瓷器,湖(州)之丝绵,漳(州)之纱缉,松(江)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中国水运史》

然而,对于大明的商人来说,要想光明正大的发展海外贸易比登天还难。

作为大明的统治者,维护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等经济交流,而是以市舶司为主体的藩国朝贡贸易制度,遵循的是“上奉天道, 尊事中国”的宗藩体系,这和西方国家寻求的国际贸易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这种贸易方式,其实政治的考量因素更多。其特点在于,明朝对藩国朝贡的商人一律免除关税,并对他们的商品高价收购,除此外,还给予这些藩国的商人优厚的赏赐。

当然,明朝也不是愣子,对藩国朝贡的商人进行了限制,朝贡时间有定期,朝贡人员有定额,并不是他们想来就能来的。

总之一句话,市舶司制度下的宗藩贸易制度,对于藩国朝贡的商人而言绝对有利可图。所以,实行海禁,利用经济手段惩治海外藩国也成了大明朝对外的政治目的。

故而嘉靖以前,明朝统治者对开海的态度是官方控制,民间禁止,更多是国家政治、战略上的考量。

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市舶司,明代宗藩朝贡贸易的主要管理机构

由此,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日本两大使团在宁波争夺朝贡特权时发生了争执,以致倭人寻隙,劫掠宁波,和明军发生了武力冲突,史称“争贡之役”。

嘉靖一怒之下,关闭浙江、福建的市舶司,只保留了广东一地,也断绝了和日本之间的贸易途径。

当然,嘉靖帝关闭了闽浙两地的市舶司,但事实上,浙江、福建一带的海商、地方乡绅,甚至被罢官归乡的官员,都会暗地联合地方官府实行走私,赚取巨额财富。

如嘉靖年间,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的朱纨,就提到了此前因考察不过被罢官的林希元,已经成为走私的幕后主使。

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甓余杂集》

在这种因为海禁导致沿海走私盛行的情况下,不满足于徽商秉承传统走商、行商的经商手段赚取财富的汪直,以徽州人的敏锐和胆识,积极走向海外,发展海上贸易事业,成为徽商中的“异类”,以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其他徽州同乡不可仰望的巨额财富。

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赀,夷人大信服之,称五峰船主。---《筹海图编》

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明代日本朝贡使船

当然,如果汪直只把自己的欲望限制在走私赚取财富上,其实在嘉靖时国事颓废、海防松弛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漂白上岸的。

只是,他偏偏不满足于走私赚取财富的现状,反而还怀着一颗济世为民的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开港通市,为民谋财。

也就是说汪直的最终目的,就是期望大明朝廷放弃海禁,使得海上贸易合法化,同时他也愿意为大明捍卫海疆安宁,巩固大明海防。

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自明疏》

那么,他的要求是否合理?

嘉靖时期,随着大航海的进一步发展,大明已经不可抑止的被卷入全球贸易的浪潮中,无论是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屯门海战,还是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52年)葡萄牙殖民者窃取澳门的居住权,无一不是在告诉大明君臣,时代已经进入了新的篇章。

如果还不以前瞻性的目光看待世界,不去主动变革,大明将会失去更多的先机。

而事实上,大明固守的朝贡贸易体系在当时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化的国际贸易体系,而海外藩国,如:吕宋、三佛齐等都已经沦为了佛郎机人的殖民地。

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16世纪大航海时代,大明已经被卷进了全球化贸易

故此,作为海外贸易巨擎,汪直对当时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对海外贸易获利的敏锐度、对海外国际形势的变化,都是远远超过大明官僚的。

正因为如此,坚持谋求大明放开海禁,允许海外贸易合法化执念的汪直,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开始,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三月间,不仅主动积极地配合明廷剿灭海盗,还在地方官僚的默许下,于舟山沥港建立自己的贸易基地,以期重塑双屿港的繁华。

平心而论,因为地方官府的默许,这期间内,汪直享受到了少有的贸易自由的时光,这一刻他是幸福的。

后有一王船主,卒领番船二十只,陈思盼往迎之,约为一伙,因起谋心,竟将王船主杀害,夺领其船。其党不平,阳附思盼,将各船分布港口,以为外护,而潜通五峰。五峰正疾思盼之压,已而沥港往来,又必经横港,屡被邀,贼乃潜约慈溪积年通番柴德美,发家丁数百 人,又为报之宁波府,白之海道,差官兵但为之遥援。询知其从船出掠未回,又俟其生日饮酒不备,内外合并杀之……计擒其侄陈四并余贼数十人送官……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 海寇议·前编》

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沥港的繁华,离不开汪直的管理

即使如此,但不要忘了,汪直的身份依然非常尴尬。

因为是海商,他虽然也自号为儒,但和大明境内的徽商同乡相比较,官场上谁敢和他称兄论弟?地方官府默许,那是鉴于他的实力可以威慑和剿灭海盗,使大明沿海不受侵扰。

如果他无法遏制海盗呢?如果是其他人引倭人入寇呢?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三月,新任巡抚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提督军务的王忬,任用参将俞大猷,在剿灭黄岩倭寇不成的情况下,袭击沥港,并认定汪直为倭寇入侵的背后主谋!

时有贼首萧显等,诱倭入寇上海县。贼首王十六、沈门、谢獠、许獠、曾坚,诱倭焚劫黄岩县。参将俞大猷、汤克宽欲令王直于黄岩拿贼受献,而贼已遁,乃议王直以为东南祸本,兵击之于烈港。---郑舜功《日本一鉴.卷六》

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倭寇入侵示意图

看明白了吗?

倭寇入侵黄岩发生在嘉靖三十一年,而这一年正是汪直和浙江地方官府通力合作的“蜜月期”,一心只求海上合法贸易,朝廷开放海禁政策的商人,在得到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又何必去引倭入寇?

那为何汪直背上了这口“引倭入寇”的锅?诬陷,推卸责任,是大明官僚体系中惯用的手法。

这一切,都基于他是海商,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大明律法,官府能用你,也能放弃你。何况拥有一支不受朝廷控制的可以横行海洋的军事力量,就算是商人集团,在无法剿灭所有海盗,维护海疆安宁的情况下,自然会令人联想到“养寇自重”的诛心,这足以让当权者所不安,为时代所不容。

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及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筹海图篇》

汪直,一位“变异”的徽州商人

倭人寻隙

汪郎说:

16世纪正是世界航海的大发展时期,汪直作为明朝民间从事海洋贸易的代表,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他虽然走了一条有悖于徽商传统的经商道路,但并没有放弃徽州人讲究的商业诚信道德,依然利用儒家道德来约束自己,力求维护正常的海洋贸易秩序,并坚定自己的商业信念,是洋人眼中真正的大明海商领袖。

直本徽州大贾,狎于贩海,为商夷所信服,号为汪五峰。凡货贿贸易,直多司其质契。---《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五十三》

这样的人,是对大明固有的社会根基,即小农经济的威胁和动摇,统治者能容他一时,却容不下他一世,结局自然也就注定了。

那他到底是不是引发嘉靖年间的倭寇贼首?看看明朝人自己怎么说。

王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 效。---徐光启《海防迂说》

王直者颇尚信,有盗道,虽夷主亦爱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踪迹诡秘,未可知也。---徐学聚《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所以诸公自己遐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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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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