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職之道，原以國計為最先，而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於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籌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
林則徐，出生在儒學世家，接受父母啟蒙教育的士大夫，被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宦海浮沉，他“經世致用”，憂國憂民。對於林則徐的評價，各家所持觀點不盡相同。蔣廷黻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中對其有“兩個林則徐”的觀點，根據此說，談幾點看法。
《中國近代史》林則徐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關於林則徐的評價，各家所持觀點也不盡相同。《清史稿》評價林則徐“才略冠時”，並認為如果廣東事務始終依靠林則徐，“潰裂當不至此”。蔣廷黼先生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認為：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地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
林則徐儘管內心認識到西方的強大，但卻不公開提出國家的改革，因為他害怕“清議”，他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與時人奮爭。
林則徐的所作所為反映出的個人品性，他從政開始所實施的政策，都可以證明他不是一個畏懼“清議”、懼怕公開施行改革的大臣。
首先，是堅定的禁菸決心。縱觀林則徐與鴉片的“鬥爭”過程，我們看到的是他對鴉片的深惡痛絕與禁絕此物的決心。“道光十三年四月（1833年5月），林則徐與陶澍合奏，主張嚴禁鴉片；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七（1838年6月28日），向道光帝提出了禁菸六策：收繳煙具；限期禁吸食鴉片；加重開館興販罪名；嚴厲查處失察的官員與親人；七月（8月），與湖南巡撫錢寶琛、湖北巡撫張嶽松率先嚴禁鴉片，搜繳大量煙土、煙具；八月（9月），上《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指出鴉片氾濫對經濟社會的破壞，以及各級官吏的包庇，使禁菸流於空文；九月初十（10月27日），再次銷燬大量煙具、煙土；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1839年3月18日），與鄧廷楨、怡良傳訊行商，併發給諭帖二件，責令鴉片販子繳煙，要求它們具結，宣佈區別‘良夷’‘奸夷’的政策；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虎門銷煙開始。”從政過程中，他始終沒有停止對鴉片的禁絕，搜繳、上書、銷燬，利用一切可以的方式。對待鴉片，他顯示出自己強硬的一面。
其次，不畏皇權。“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33年12月23日），不顧道光帝責備，他奏請緩徵漕賦，“為民請命”；十二月二十五日（1834年2月3日），作《答陶雲汀宮保書》，表示願對違例請緩徵承擔責任。”可以看出，林則徐對於皇帝並不是“愚忠”，並不是盲目地遵守皇帝的政令，他“愛民”“愛國”，作為一名士大夫，他更多的是對於國家與人民的責任。
林則徐禁菸的堅定決心與對皇權無畏的品性，得以證明他所支持的不是某個人的朝廷，而是整個中國。只要相信自己的措施有利於國家，無畏皇帝的權威。正因為此，我認為他是不會因為對於“清議”有所顧忌，而束縛住自己的思想與行為。
再次，是前期的治國改革措施。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林則徐實施了一些有利於國家的改革措施。道光四年（1824年），黃河高堰決口，嚴重影響漕運。出任江蘇布政司的林則徐贊同“以海運代替河運”的看法，經過磋商，最後由他本人擬稿奏，七月，林則徐接命負責海運。
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則徐主持壬辰科江南鄉試監臨，看到科舉制度弊病後，對同考官校閱章程和士子應試規則進行修改；道光十七年三月初五（1837年4月9日）任湖廣總督，後整頓鹽政，反對私鹽充斥湖廣地區。不管是對於經濟還是教育問題，林則徐盡力改革，使其對於國家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提升有所幫助。
所以，針對蔣先生認為“真正的林則徐”是認識到西方的強大，卻因害怕“清議”而不公開自己像西方學習的觀點，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對於皇帝，他直言不諱，對皇權尚且不畏；削職期間，儘管奕山主和，林則徐依然向他提出軍事上防禦英軍的建議。他並不是一個因輿論而左右自己的臣子，並不像蔣先生所說“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前期治國措施可以證明他存在對於弊政的改革意識。
而且，林則徐確實在向西方學習。“林則徐在奉命赴粵查辦海口事件、在辦理夷務過程中及事後都十分重視探訪‘夷情’，掌握‘夷情’，認識‘夷情’，根據‘夷情’採取馭夷、治夷、籌夷對策和措施。”“他招致一批有才幹的人物……延請一些留心海防事務的學者……商議探討洋事。又指示通事、買辦、引水等和外國人直接往來的人員，隨時報告他們的動向……為了探求西方國家的情況，他下令蒐集外國人在廣州、沃門用中文出版的各種刊物，包括傳教小冊子，並打破天朝的‘禁區’，招集通曉英文的翻譯人才入幕，組織翻譯外國人出版的書報……”這是蔣先生所說的“真正的林則徐”，他看到了差距，他盡力向西方學習，儘管他沒有提出更加深刻的學習西方的改革措施。
不可否認，自前期林則徐的改革措施就沒有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變革，主要在於經濟建設與教育方面，而後向西方學習，也只是學習先進的器物，沒有提出清廷制度的改良措施。但改革並不是一蹴而就，思想的開放應是循序漸進的，處在不同時間階段的人對於世界與知識的看法和了解會有一定的侷限。林則徐代表的是士大夫階級，從小在儒學的薰陶下成長起來，要他從文化與自己所處的整個環境背景中否定自己，是存在困難的。在此，我認同蔣先生“文化搖動等同於士大夫飯碗搖動”的觀點。
總的來看，林則徐身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後的洋務派、維新派以他為基礎。作為一名傳統的士大夫，他維護朝廷統治，將“國強、民安”視為一生追求；他不困頓於皇帝的統治，不作“愚忠”之臣，直言不諱，敢想敢為，不因為“清議”而束縛自己的作為；主動向西方學習科技，根本是為了清廷實力的增強，不被外來力量欺辱。對於林則徐的侷限性，我們應是包容的態度：儒學傳統根深蒂固，個人力量無法與時代抗衡……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剛剛接觸到外國先進器物的人，已經知道向西方學習的人，再更進一步地在全社會提倡改革；同時，作為當事人，之前處於“天朝自居”的社會，信息閉塞，對西方並不瞭解。認識的過程需要時間的沉澱，儘管與時間相伴的是恥辱、血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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