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751年的浙江紹興人俞蛟曾在《夢廠雜著》中記錄清代鴉片吸食者的痛苦：
“癮至，其人涕淚交橫，手足委頓不能舉，即白刃加於前，豹虎逼於後，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為運動也。故久食鴉片者，肩聳項縮，顏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對於鴉片的危害，中國的認知和禁止不算太晚。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頒佈了《懲辦興販鴉片及開設煙館之條例》和《申禁售賣鴉片及開設煙寮上諭》。在這一法令中，首次提出了用刑罰手段來懲治販賣、教唆或引誘他人吸食鴉片的行為，並加重了對管理官吏的責任。該條例為世界上第一個禁菸令。
罌粟花
此後多位皇帝一直強調禁菸。十九世紀，英國商人為彌補中英貿易逆差，從印度向中國走私鴉片，及至道光時期，各地煙館林立，“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吏，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菸具，方第日中”。就連道光本人也一度成癮。他在《養正書屋全集·賜香雪梨恭記》中自述即位前吸菸之事道：“新韶多暇，獨坐小齋，復值新雪初晴，園林風日佳麗，日蝕微研朱讀史，外無所事，倦則命僕炊煙管吸之再三，頓覺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謂之酒有全德，我今稱煙曰如意。嘻！”可見當日吸食之普遍。
道光帝
“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中國的有識之士早就意識到了鴉片的危害。1839年，在道光皇帝的信任推舉之下，林則徐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禁菸運動。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抵達廣東後，限定所有煙商三日內交出全數鴉片，並籤切結書，聲明以後不販鴉片，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同時，林則徐強硬宣告：“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林則徐以虎門銷煙為代表的禁菸壯舉，有力打擊了外國殖民者的販毒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堅定的禁菸決心。
林則徐
不過，英國打贏了他們聲稱的“貿易戰爭”,也成功打開了鴉片傾銷到中國的大門。其實對於鴉片的態度，清廷歷來就有兩種態度。林則徐屬於禁菸派，而時任太常寺少卿的許乃濟則屬於弛禁派。1836年4月27日，許乃濟曾向道光帝上《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提出了弛禁論的主張。他認為：嚴禁鴉片，引起許多流弊，而且越禁越多，不如“仍用舊例，準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以防止白銀外流。並主張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不得沾染惡習”，而“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因為就他看來，吸食鴉片“不盡促人壽命”，而且“今海內生齒日眾，斷無減耗戶口之虞。”同時他在附片中還提出了除聽任民間吸食外，應讓“內地得隨處種植”的建議，理由是“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不禁而絕”。
鴉片戰爭期間的外交和議
概言之，許乃濟認為既然吸毒無法禁絕，不如准許民眾種植鴉片，以國產鴉片對抗進口鴉片，至少還能挽回經濟上的利益。這種言論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義正詞嚴的斥責。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論及晚清的鴉片政策中還提到許乃濟，認為他是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經過第一次鴉片戰爭傷筋動骨的折騰，清廷對於鴉片的態度仍然回到了許乃濟這一邊。弔詭的是，因為禁菸成為英雄的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之後，卻越來越向許乃濟的論調靠攏。鴉片戰爭五年後，即1847年2月，時任陝西巡撫的林則徐在給江西撫州知府文海的信中表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菸而不嗜土煙。”對於土煙，林則徐又說：“（若白銀在）內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脈貫注，何礙之有？”(引自楊國楨著《林則徐傳》第433頁)
鴉片煙館
為了發展經濟，林則徐建議江西撫州種罌粟，可見罌粟已成為一種經濟作物。土煙是中國自產的鴉片，而洋菸則是進口的鴉片。林則徐所擔心的，只是消費者能否接受國貨，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至於吸食鴉片對國民身體造成的危害，林則徐根本沒有在乎。想當初，林則徐曾經痛徹心扉地談到：“若猶洩洩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言猶在耳，如今卻改弦更轍，何也？其實林則徐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禁菸是禁不了的，因為鴉片戰爭已經叩開了中國國門。既然這樣，還不如將鴉片貿易合法化，罌粟種植合法化，這樣還可以杜絕白銀外流。
林則徐
作為清朝的地方官，仍然承擔著發展經濟的現實壓力。對於鴉片貿易合法化，馬克思也說：“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合法化，這意味著英國國庫遭到嚴重的損失。英國的鴉片貿易會縮小到尋常貿易的規模，並且很快就會成為虧本生意。”沒有直接的資料表明，在林則徐當政期間，陝西是否已經將鴉片的種植列入支柱產業之一，但從林則徐這樣的禁菸派人物都敢於公開鼓吹鴉片種植，可以確認當時鴉片已經至少成為地方官員們的新寵。
馬克思
鴉片戰爭後30年，即1872年，上海《申報》發表文章，主張弛禁鴉片，廣泛種植。此議一出，朝野上下竟然無人反對。兩年後(1874年)，李鴻章上奏同治帝，說“既不能禁英商不販洋菸，即不能禁華民不食洋菸”，那就不如開禁，允准中國人種植鴉片，從而自種自食，以防白銀外流(每年外流約二千數百萬兩)。結果是清廷准奏。這樣一來，僅僅幾年，中國土煙的產量就超過了進口洋菸。於是，白銀的外流倒是因此得以制止，但隨著土煙的廣泛種植以及煙價的迅速降低，吸食鴉片的中國人不但沒有減少卻反而大大地增加了。
李鴻章
鴉片能徵收超出糧食二十倍的稅收。農民喜愛鴉片，因為“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鴉片之利，數倍於農。小民無知，孰不棄農而趨利乎？”。根據後世學者測算，一畝罌粟地大概能收穫五十兩鴉片，一兩鴉片約值大洋一元，一元大洋可以買四十斤左右大米，一畝鴉片就能換來兩千斤大米。畝產千斤的糧田，到哪裡去尋找呢？袁隆平研究的雜交水稻，直到2019年10月，才在湖南衡陽市達到畝產1046公斤。可見，即使扣除了各種成本、繳納了各種稅費，鴉片的收成也大大高於糧食。
袁隆平
鴉片的種植區域，從雲貴川等地，迅速擴展到全國。貴州鴉片質優價廉，成為抵抗洋貨的先鋒，暢銷兩廣。雲南鴉片的種植面積，高達全省耕地的三分之一。四川鴉片在“鄉村籬落皆遍種之”，涪陵等地“皆以種罌粟為要務”，日常蔬菜不得不從外地調入，甚至“通市難覓菜油，日用則桐油，皆罌粟油也。”有學者估計，四川一省生產的鴉片，可能佔了全國市場總額的40%。
罌粟頭
山西“無處不種”，“晉民好種罌粟，最盛者二十餘廳州縣，其餘多少不等，幾於無縣無之，曠土傷農，以致畝無棲糧，家無餘粟。”待到罌粟漫延時，一場席捲華北的特大幹旱襲來，歷時三年，餓死千萬，這就是“丁戊奇荒”（指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即1877—1878年發生在中國大地的特大災荒）。當時清政府公開允許種植鴉片（土藥），導致農村大量土地種植利潤更高的鴉片，而糧食播種面積減小。山西成為這次大饑荒最嚴重的災區，山西巡撫曾國荃痛訴道：“自境內廣種罌粟以來，民間蓄積漸耗，幾無半歲之種，猝遇凶荒，遂至可無措平。”
旱災
作為亡羊補牢的措施，受災各省紛紛開始查禁鴉片種植。山西要求“所有栽種罌粟者，責令甲長族長押令拔除，改種五穀；州縣官吏私徵罌粟畝稅，立予參撤”。等張之洞到任後，在鴉片種植最火的交城、代州兩地，剷除了所有罌粟，到1883年前後，山西的鴉片已經基本禁絕。幾千萬條生命換來的慘痛教訓，其有效期並不長久。1908年，僅四川一省的鴉片產值就高達三千五百萬兩，超過當年從日本手裡“贖回”遼東半島的費用。其中的兩千三百萬兩，就地完成了銷售，令四川遍地菸民。
林則徐
我們再回來接著談林則徐。從禁菸到提倡種煙，林則徐的如此轉變讓人驚愕。那麼林則徐還算得上是英雄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在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林則徐能夠挺身而出，不計較個人安危，這就是英雄。當然，我們應該看到，林則徐是人不是神，也有他的時代侷限性，但是他已經比同時代的官僚進步很多了。
禁菸是為了國家，種煙也是為了國家，這就是一個封建士大夫忠君愛國的真實寫照。想必當他在回信中倡議種煙時，其內心也是掙扎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形勢比人強，以毒攻毒也是無奈之舉。美國華裔學者張馨保在《林欽差與鴉片戰爭》中讚歎道：“在所有19世紀的中國政治家中，林則徐的形象和影響都超過了其他人。”（彭忠富/整理；參考文獻《林則徐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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