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中國古代長期處於農耕文明時代。所以，於秦漢時期談及商人階級這個概念是有待於考量的。中國古代的商人到底是否形成階級？基於列寧對階級的定義，筆者認為階級需要滿足四個方面的不同以及數量上的證實。終究答案是肯定的，並且春秋戰國被界定為商人階級的成長階段，漢代以後是商人階級的長成階段。在商人階級成熟的時候，其具有強大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另一方面，筆者認為產生商人階級是遵循歷史發展規律的，可以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古代商人階級的產生決定於工農業生產的大發展，換一種說法，即決定於鐵器的發明與使用所引起的生產工具的大革命。

那麼，商人階級包括哪些群體呢？依據《史記·貨殖》列傳，其主要應包括專門從事商品交換、既從事商品生產又從事商品交換、從事服務性行業及經營借貸等四類群體。此外，中國古代的商業環境相比歐洲是不同的，具有中國自身的社會特點。以古鑑今，筆者認為不僅僅應該考慮歷史背景的適用性，還應將歷史去其糟粕，效仿對象必須是"章章尤異"的。

1、 中國古代商人階級的存在說

眾所周知，關於封建社會，存在著兩大對立的階級，其一是地主階級，其二是農民階級。對比歐洲中世紀中的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幫工、農奴等階級，筆者發現中國的古代階級少之又少。所以，撇開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中國古代是否還有其他階級存在呢？下面，筆者專門針對商人階級，試圖論證其存在性。

（圖 一古代的商人階級）

著名政治家列寧曾這樣定義階級，他認為階級首先是一個大的集團，集團與集團間存在四種不同，一是在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二是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不同，三是在勞動的社會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四是取得所支配的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少不同。筆者一一對照，認為中國古代商人在這四方面上是顯而易見符合條件的，唯一需要考證的就是中國古代商人到底屬不屬於一個大的集團。

（圖 二自給自足的經濟社會）

西周以前，廣大農民生活在井田制度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涉及商品的交換是極為稀少的。而僅有的定期集市，只能產生小本營生的貨郎罷了。

（圖 三漢代的文景之治）

進入東周，王綱解紐，商人階級開始初露頭角。春秋260年，《左傳》中出現了有關商人的記述，但僅有兩則。這反映出當時商人為數並不多。到了春秋季年，社會經濟的情況發生改變，商業貿易飛速發展，商人地位也顯著提高。

那麼中國古代商人數量能達到階級的要求嗎？據《平準書》中關於楊可告緡的記載，其中政府打擊逃稅商賈，得到以億為單位的民間財物，以千萬為單位的奴婢，以百頃為單位的田地，這龐大的收繳數字足以從側面證明在漢代已有商人階級的存在。

2、 中國古代商人階級的根因說

筆者看來，商人階級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遵循歷史發展規律，並在一定條件下，必然要出現的。而條件，主要就是生產和交換的發展。戰國秦漢間，生產和交換都有了很大的發展，經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中國古代史上的第一座商品經濟的高峰。

（圖 四農耕鐵器）

鐵器的發明與使用引起了生產工具的大革命，從而引發了工農業生產的劃時代發展。也就是說，"鐵犁和鐵斧的時代"的到來，改變了以往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效能。農家的收穫增多了，產品中自用的部分相對少了，成為商品的部分則相對多了。由此，農民開始被捲入了市場，農村經濟中開始有了商品經濟的影子。然而在城市，鐵器是手工業導夫先路的，所有的鐵犁和鐵斧是冶鐵手工業生產出來的。因此，冶鐵業成了帶動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行業。

（圖 五著名經濟學家恩格斯）

生產的發展必然導致社會分工的發展。著名經濟學家恩格斯曾經提出，人類史上的三次社會大分工，其一是原始社會末期的畜牧業與農業的分工，其二是原始社會末期的手工業和農業的分工，其三是奴隸社會初期的生產與交換的分工。我國古代，在西周以前已出現過第一次和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春秋戰國時期，第一次大分工發展為區域間的大分工，即北方草原地帶的牧業和南方灌溉地區的農業。同樣，第二次分工也因生產工具的改革，主要區域分為農村和城市，分工的深度和廣度都達到了一定的程度。

（圖 六孟子與陳相討論交換的意義）

分工化與專業化生產，沒有交換是無法繼續下去的。孟子和陳相曾經有一番對話，孟子問陳相，老師許行的衣服和帽子是自己織的嗎？鍋碗瓢盆是自己製造的嗎？陳相搖頭，答許先生是拿米換的，許先生唯恐做其他的事而妨礙了耕種。由此，交換的意義不言而喻。第三次大分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分工迅猛發展之後，應運而生，並攜帶著一個全新的階級——商人階級。

3、 中國古代商人階級的借鑑說

讀史明智。古代的商人階級的產生與發展，毋庸置疑，對當今社會的從商人士來說必定是有現實意義。

圖 七《貨殖列傳》封面

在談及借鑑意義之前，筆者認為必須將商人階級的群體界定明晰。據《貨殖列傳》所述，其包括三類人，一是專門從事商品交換的人，如范蠡、子貢；二是既從事商品生產，又從事商品交換的人，如曹邴氏、宛孔氏；三是從事服務性行業致富的人，如濁氏、郅氏；四是經營借貸的子錢家，如長安無鹽氏。

此外，筆者看來，中國古代的商業環境與歐洲古代是不同的。恩格斯提出，商人階級是一個不再從事生產活動而只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而中國秦漢時代的商人階級多數是兼事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並且為數不少。中國的古代沒有生產民族與商業民族之分，商人不是生活在空隙之中，而是生存在到處都可以經營的大地上。基於中國古代商業環境的不同，筆者認為在借鑑歷史的之前，需要判斷歷史的是否適用的問題。

（圖 八古代的奸商形象）

商人有好有壞，既有殷商，也有奸商，甚至有時候為了一時之利，殷商也成為了奸商。因此，筆者希望商人階級中的每位商人都能不害於政，不妨百姓，不取與以時。

結語：

商人階級是一個社會發展必然產生的階級，它代表了生產的富餘，它代表了生產的分工，它更代表了社會的進步。筆者基於列寧、恩格斯等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的觀點，擺出了中國古代秦漢時期擁有商人階級的論斷，並重點剖析了商人階級各個發展階段的對應時期。

更進一步地，筆者從社會歷史的固有規律出發，講述了一個社會從生產工具的革新到生產的發展，從生產的發展到分工的發展，從分工的發展到交換的發展的必然趨勢。由此，商人階級在中國古代秦漢時期，在依照事物發展規律的情況下產生了。

最後，筆者提出了借鑑中國古代商人階級史實的三點建議，一是弄清商人階級的具體定位，二是明白中國的社會商業環境，三是同殷商學習，擯棄奸商行徑。

參考文獻

司馬遷《史記·貨殖》

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左丘明《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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