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年，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開始獨立發展，相繼出現了
詠懷詩、詠史詩、遊仙詩、玄言詩、宮體詩以及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還有陶淵明創造的田園詩派。但是在陶淵明開創的田園詩派中，他雖然在描寫田園生活的樸素艱辛，但是卻大量使用了玄學詩的風格。大家廣泛閱讀的飲酒系列，《飲酒其五》之中的“因值孤生松，斂翩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當中以飛鳥翩翩徘徊聯想到樹松堅貞陪伴的境界，令人神往。《飲酒其八》之中的“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則是以樹木結霜，酒藏霜中，描繪了一幅似人間世外的悠閒生活。更有非議眾多的《桃花源記》，“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詩中是否真的存在恍然不存在於世的村民，這個村莊的真實性引起了世人的廣泛討論。
在當時的田園詩派中，陶淵明的爭議最為廣泛。陶淵明的詩詞往往選取的都是樸實無華的村居形象，但是卻在中滲透了略虛幻的思想，使得人們紛紛質疑，他的詩詞到底描繪的是否是真切存在的田園生活。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看看待這一爭議，究竟是真實性的加深，還是就如非議中的“天馬行空”？
首先，我們需要知曉就陶淵明在田園詩中，使用玄言詩的特色風格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與陶淵明早年因自身經歷而形成的性格有關。
陶淵明出自一個世代官宦的家庭，並且是元勳之後，青年時代的陶淵明由於受到家人功業的激勵以及儒家修齊治平思想的薰陶，使得他希望通過進階仕途來濟蒼生、安社稷。但同時這些不斷的刺激使他的世界觀變得極其複雜，老莊學說的影響使得陶淵明對於田園山水十分嚮往並且渴望過上無拘無束的生活。他的《五柳先生傳》便體現了他的真實寫照。陶淵明的性格因為家庭原因開始變得矛盾。
陶淵明嚮往的社會是安寧和諧、沒有競爭、互相信任，是百姓們都渴望的“大同社會 ”，他的人生觀和社會觀開始靠向“自然”。他追求的生活也變成了也轉變成了充滿自然氣息的鄉村。
陶淵明的一生從辭彭澤令可以分為前後兩期。這也是決定他詩詞風格的轉折點，在辭彭澤令前，他受家庭影響曾經以建功立業為之理想，也曾搖擺不定，“心懷兩端”。出仕時想隱居，隱居時想出仕，經歷了內心的矛盾以後，使得他開始過上了夢寐以求的躬耕生活。但是脫離了仕途的生活很不平靜，由於無法謀生使得生活貧困難以忍受。這也是他詩詞風格的重點原因，他的心靈經常無法保持平衡，這使得他的作品也是在矛盾出生，也是我們所追究的問題答案。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兩種似和諧卻又衝突的思想成為了他詩文的核心。這兩者使得他內心得以平衡。在《答龐參軍》中他曾描述“衡門之下，有琴有書。栽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 朝為灌園，夕偃蓬廬。”讀起來令人神往，超脫現實。但是想象很美好，現實很骨感，生活必定是真實的，生活畢竟只是生活。他“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冬日“造夕思雞鳴”，無食“及晨 願烏遷”，白晝盼黑夜。
但是，即使身處逆境，陶淵明擁有著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他的世界不是孤獨的，他仍然有無數的朋友，並且他的愛情也是堅貞的。這些情感在他的《和郭主簿二首》、《五月旦作何戴主 簿》、《答龐參軍》、《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和劉柴桑》、《於王撫軍座送客》中均有體現。
陶淵明的詩文中有很多是與朋友唱和的詩，很多官場上的朋友一直與陶淵明保持著聯繫。在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他向老朋友傾訴的聲音異常逼真。他時而高昂，時而壓抑；時而正說，時而反說；時而逼緊，又時而盪開，周而反覆，激楚動人。除此之外，陶淵明也融入了農民的生活之中。他經常與樸實的農民一次耕作，一起討論農作物的生長，與鄰居的關係都是和諧濃厚的。所以他的生活並不封閉，他對於親人的描述也很深厚。在《悲從弟仲德》、《祭從弟敬遠文》、《祭 程氏妹文》等，都可以體現出來。陶淵明開始了自己一直嚮往的田間生活，拋去了官場中的爾虞我詐，拋開了名利鬥爭，但是卻擁有著誠懇的友情、親情，些使得他的田園詩也透露著生活情趣。如果他真的過著一種完全與世隔絕的生活，沒有朋友、沒有親人，那麼這首詩就是孤芳自賞，無人可知。因此，被眾人所質疑的廣用玄言詩風格，其實是在用一種新奇的方式景田園生活描述得更形象。
陶淵明所創造的桃花源理想，他所創造出來的桃花源是一種象徵，是一箇中國失意士大夫的夢想。
陶淵明對官僚體制存在的失望，使得他在“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境中開始尋求平和。桃花源的理想表達了陶淵明對淳樸社會的真摯追求。在《桃花源記》中他完全否定現實社會的黑暗，之中既否定了社會的世俗，也逃離了是他陷入失望的現實版的田園生活。而所描述的是他理想中的使人沉浸其中的田園生活。在理想的桃花源裡，沒有黑暗，沒有繁忙，有的是百姓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雞犬之聲相聞，不聞外事，互相和諧美好，充滿快樂。陶淵明在桃花源裡獨善其身，是一位追求平和的隱者。
另一方面是，他在玄言詩的薰陶中創作出田園詩派。
魏晉玄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形象力是不可小窺的，但是本就存在著非議。沈約的《宋書》中首次開始公然提出對玄學的批評。繼而劉勰、鍾嶸也紛紛開始批判。這一觀點一直持續至文革前夕。直至王鍾陵先生在《中國中古詩歌史》中首次倡導大眾重新評價玄言詩。提出了“過去對玄言詩的誤讀是把沈約、劉等人對玄言詩的批評當作了玄言詩的定義” 的觀點。
而陶淵明在這種情境下所創作出來的田園詩派，反而才是真正展現出了玄言詩的藝術風采。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禽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飲酒·其五》這首詩歷來對它的定義從來不是玄言詩，而是田園詩派的代表作。但是平心而論，它的的確確是宣揚玄理的玄言詩，這首詩前四句講的是玄學所倡導的“心遠地偏”的隱居方式。隱逸在魏晉人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是人格高尚的極高體現。
從另一種角度來分析，這種聲色俱佳的“哲理詩”直到陶淵明開始創作才開始進入穩定。以至於後人一談論起“哲理詩”都會追溯至陶淵明。而陶淵明所做“哲理詩”的特色便是可以把自己所感知的“玄理”融入到一幅幅田園山水畫作中。
張戒曰：“’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非以詠田園。”
張戒慧眼識珠，他看出了陶淵明詩詞的本質，表面是田園題材，讓人感覺突兀，實則是在描述世間萬物都是循性而動，一任自然。
我們由此也可以真正明白陶淵明的詩文風格與“玄言詩”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幾乎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但是在藝術上卻又有一定的區別，有高低之分。而被人們所混淆的相似之處就是兩者都是在借用詩詞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玄理的感悟。但是並不是如世人所言，陶淵明的詩詞“天馬行空”，兩者還是有不同之處的，不同之處在於陶淵明是借用自己在田園生活的情況下，切身感觸之後才感悟到的玄理，採用自己獨有的方式利用更加真實的體驗，用最尋常的“家常話”說“身邊事”，來描述自己對玄理的見解。
陶淵明的這種哲理詩，換一種說法，他的詩詞風格只能在東晉玄言詩一統詩壇的背景下才可以產生,他的成功取決於這個時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東晉玄言詩的百年興盛, 就不可能會產生有陶淵明的詩詞風格，當然只其中所存在的過渡方面問題艱難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陶淵明所創作出來的講求理趣的寫作手法，為後來的詩詞給予了最為直接的影響和有益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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